政策研究室的工作比我想象中更为规律，也更为沉闷。
每日清晨七点半，我准时踏入那栋略显陈旧的省政府大楼，在门卫处出示工作证——那张薄薄的卡片是我花了整整三个月才获得的身份象征。
“林科员，早啊。”门卫老张已经认识了我，脸上挂着程式化的微笑。
“您早。”我点头回应，乘上那部运行起来吱呀作响的老旧电梯，来到五楼的政策研究室。
我的工位在办公室最里侧，靠窗，桌上除了一台笨重的台式电脑，便是堆积如山的各类文件。工作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类：整理各地市报送的材料、撰写常规性的政策分析报告、为领导讲话提供数据支持。
日子如水般流淌，转眼已是一九九零年的春天。
这天下午，我完成了手头关于“乡镇企业转型发展”的简报，正准备去资料室查阅最新统计年鉴，办公室主任张明远走了过来。
“致远，这份材料你校对一下，明天要报给李副主任。”他将一叠厚厚的文件放在我桌上，语气平淡却不容拒绝。
我看了眼墙上的时钟，下午四点二十五分。这意味着我又要加班了。
“好的，张主任。”我微笑着应下，内心却泛起一丝苦涩。
这样的场景已成为常态。作为科室最年轻的科员，端茶倒水、校对文件、跑腿送材料似乎成了我的本职工作。而那些真正具有研究价值的课题，往往轮不到我。
陈默听说我的处境后，在电话里半开玩笑地说：“你这不叫研究政策，叫服务政策。”
我无奈地笑笑，没有反驳。
校对工作比预想的更为繁琐，直到晚上七点，我才完成最后一页的核对。办公室早已空无一人，窗外的天色已经暗了下来，省政府大院亮起零星的灯光。
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租住的小屋，我连灯都懒得开，直接倒在床上。这套一居室的老房子是父母几乎动用了全部积蓄为我租下的，虽然简陋，却是我在这座城市唯一的容身之所。
黑暗中，我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纹，忽然想起大学时王老师说过的一句话：“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那时的我，曾豪情万丈地想要改变世界。
现在的我，连校对一份文件都要战战兢兢。
这种落差让我感到窒息。
第二天是周六，我决定去探望王老师。
王老师去年退休后，一直住在城西的老房子里。我买了些水果，乘公交车穿过大半个城市，来到那片熟悉的教职工住宅区。
敲开门时，王老师正在阳台上修剪盆栽。见到我，他眼镜后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
“致远？快进来快进来！”
屋内的陈设一如既往的简朴，书架上堆满了书籍，墙上挂着一幅“桃李满天下”的书法作品，那是我们那届毕业生送的。
“怎么样，在政策研究室还适应吗？”王老师为我泡了杯茶，关切地问道。
我斟酌着词句：“工作环境很好，同事们也很照顾我...就是...”
“就是觉得离理想有点远？”王老师一眼看穿了我的心思。
我苦笑着点头：“每天就是整理文件、写写简报，感觉自己的价值没有充分发挥。”
王老师轻轻吹开茶杯上的热气，若有所思：“致远，你知道为什么竹林里的新笋总是被厚厚的笋衣包裹着吗？”
我摇摇头。
“笋衣看似限制了竹笋的生长，实则是为了保护它，让它有足够的时间积蓄力量，等待破土而出的时机。”王老师抿了口茶，继续说道，“你现在的工作，就像是被笋衣包裹的阶段。看似束缚，实则是难得的积累期。”
他站起身，从书架上取下一本笔记本，翻到某一页递给我。上面是他工整的字迹：“政策研究之要义，不在创造新论，而在准确把握现实脉络；不在高谈阔论，而在提供可行之策。”
“研究室的工作看似枯燥，却是了解政府运作机制的最佳窗口。”王老师坐回椅子上，目光深邃，“每一份文件背后，都是真实的社会问题；每一个数据后面，都是百姓的生活。只有先学会读懂它们，将来才有可能改变它们。”
我若有所思。这番话让我想起了在清河县调研时看到的那些场景——农民的账本、孩子们的眼睛、老支书的坚守...
“我明白了，王老师。我会调整心态，珍惜现在的学习机会。”
王老师欣慰地笑了：“听说你写的那份关于农民负担的调查报告，虽然被搁置了，但在一定范围内引起了讨论。这就是一个开始。”
我有些惊讶：“您怎么知道？”
“教育系统也有自己的信息渠道。”王老师神秘地眨眨眼，“周汝信副秘书长曾私下肯定过这份报告的价值，认为它‘数据详实，反映问题客观’。”
这个消息让我心头一热。原来我的努力并非石沉大海。
“对了，你和清薇怎么样了？”王老师忽然转变了话题。
“我们...挺好的。”提到沈清薇，我不自觉地笑了，“她教学很忙，我们每周见一次面。”
“清薇是个好姑娘，你要懂得珍惜。”王老师语重心长地说，“在体制内工作，一个稳定的家庭是最好的后盾。”
我点点头，想起清薇温柔的笑容，内心泛起暖意。
离开王老师家时，已是黄昏时分。夕阳的余晖洒在老城区的屋顶上，给这个平凡的周六下午镀上了一层金色。
在公交站等车时，我意外地遇见了赵瑞龙。他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手里提着公文包，看上去意气风发。
“致远？这么巧！”他热情地打招呼。
“瑞龙？你这是在...”我打量着他的装扮，明显不是周末休闲的样子。
“刚陪领导参加一个座谈会。”他轻描淡写地说，但眼中的得意难以掩饰，“我现在在发改委发展规划处，经常周末也要加班。”
我心中微微一震。赵瑞龙已经进入了发改委这样的核心部门，而我还在政策研究室做着基础性工作。
“听起来很不错，能接触到最前沿的政策制定。”我努力保持平静。
“确实学到很多东西。”他点点头，随即像是想起什么，“对了，听说你之前在研究室写了份关于农民负担的报告？”
“你怎么也知道这件事？”我有些诧异。
赵瑞龙神秘地笑了笑：“省政府就这么大，有点什么动静很快就传开了。不过哥们劝你一句，这种敏感话题还是少碰为妙。咱们刚进体制，最重要的是平稳过渡，别给自己惹麻烦。”
公交车到站的声音打断了我们的对话。
“我的车来了，先走了。有空联系！”赵瑞龙拍拍我的肩膀，快步走向一辆刚刚停稳的出租车。
我站在原地，看着他离去的背影，内心五味杂陈。
登上公交车，我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窗外，城市的霓虹灯渐次亮起，勾勒出繁华的轮廓。车内，下班的人们面带倦容，彼此沉默。
赵瑞龙的话在我耳边回响。他的提醒出于善意，但我却感到一种莫名的不适。那份农民负担报告，是我基于实地调研和真实数据完成的，为什么就成了“敏感话题”？如果人人都明哲保身，那些真实存在的问题又由谁来反映？
就在这时，我注意到前排座位上的一位老农民。他脚边放着两个塞得鼓鼓的编织袋，粗糙的手掌紧紧抓着前面的座椅靠背，眼神中带着一丝惶恐和茫然。这让我想起了在清河县见过的那些农民。
车到一站，老农民吃力地拎起编织袋准备下车。我起身帮他拿了一个袋子，他连声道谢，口音很重，我勉强听出是“谢谢同志”。
下车门打开，他瘦削的背影很快消失在人群中。
这个短暂的插曲让我忽然想通了很多事。
王老师说得对，我现在的工作看似平凡，却是难得的积累期。而赵瑞龙的“忠告”和那位陌生老农民的身影，则让我更加明确了自己的方向——在体制内生存，不意味着必须磨平所有的棱角；遵循规则，不意味着放弃反映问题的勇气。
公交车到站了，我走下车，夜风拂面，带来初春的凉意。
回到租住的小屋，我打开灯，第一次觉得这个狭小的空间充满了希望。我拿出日记本，在上面写道：
“今天明白了一个道理：笋衣不是束缚，是保护；平凡不是终点，是起点。真正的成长，是在日复一日的积累中保持初心，在规则之内寻找突破的可能。”
窗外，城市的灯火如星河般璀璨。我知道，在这片光芒之下，无数人正在为生活、为理想奔波劳碌。而我能做的，就是珍惜当下的每一刻，在平凡中积蓄力量，等待破土而出的那一天。
合上日记本，我拿起电话，拨通了沈清薇的号码。听到她声音的那一刻，所有的迷茫和疲惫都烟消云散。
“清薇，明天有空吗？我想见你。”
电话那头，她的笑声清脆如铃：“正好，我也有好消息要告诉你。”
结束通话后，我站在窗前，望着夜空中的点点繁星。明天，又会是新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