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省城政策研究室的格子间，那盏熟悉的、光线昏黄的白炽灯，似乎都带上了一层灰蒙蒙的滤镜。清河县的所见所闻，像一块沉重的铅，坠在我的心口，又像一团灼热的火，烧得我坐立难安。那份浸透着张大河们汗与泪的调研报告，就放在我的抽屉里，仿佛一个有生命的活物，时刻提醒着我的无力。
我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对着稿纸，或者说，对着那台笨重的、噼啪作响的二手电脑，开始了艰难的“阉割”手术。
第一稿，我几乎原封不动地呈现了事实，尖锐，直接。写完后，我自己读了一遍，都觉得字里行间充斥着一股“愣头青”的傻气和不计后果的冲动。这玩意儿递上去，别说解决问题，恐怕连一丝水花都溅不起来，就会被打入冷宫，顺便给我自己贴上“不识时务”的标签。
我点了根烟，烟雾缭绕中，仿佛又看到了老支书浑浊而充满期盼的眼神。我不能让这份报告见不到光。
深吸一口气，我开始写第二稿。我把“农民负担沉重”改成了“部分乡村存在税费征收标准执行不统一现象”；把“基层干部作风粗暴，与民争利”弱化成“个别地区干群沟通渠道有待进一步畅通”；把张大河家徒四壁的具体描写，替换成了“部分农户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长缓慢”的宏观表述。
每一个词的替换，都像是在我心口剜了一刀。我感觉自己像个叛徒，背叛了清河县那些质朴的乡亲，背叛了出发前那个满腔热血的自己。文字的精妙之处，此刻显得如此讽刺，它不再是传递真相的利器，反而成了粉饰太平的工具。
“致远，忙什么呢？脸色这么难看。”对桌的老王端着搪瓷缸子踱步过来，瞥了眼我屏幕上密密麻麻的文字。
老王是研究室的“老油条”了，四十多岁，头发稀疏，最大的爱好就是养花和研究机关食堂每周的菜谱。他常说：“在机关里，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把领导伺候舒服了，比写一百篇锦绣文章都强。”
我勉强笑了笑，没说话。
老王凑近了些，压低声音：“是清河县的调研报告吧？我听说那边情况有点复杂。小伙子，听哥一句劝，写这东西，讲究个‘稳’字。成绩要说足，问题要点到，但不能戳破。你戳破了，让领导怎么办？让下面县里的同志怎么办？这不是给领导出难题吗？”
他呷了口浓茶，慢悠悠地说：“咱们研究室，是领导的‘外脑’，不是‘刺头’。得学会站在领导的角度想问题。”
站在领导的角度？我默然。领导的角度，是稳定，是大局，是数字光鲜的报表。那清河县的角度呢？那些沉默的大多数的角度呢？
内心两个声音在激烈争吵。一个说：“林致远，你寒窗苦读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成为这种玩弄文字、粉饰太平的官僚！你要为民请命！”另一个声音，冷静而现实：“请命？你拿什么请？你只是一个刚毕业没多久的小科员，你的声音微乎其微。硬碰硬，除了头破血流，还能得到什么？先活下去，保住这个位置，才能做更多事。”
这种撕裂感，比连续熬夜写材料还要疲惫。
几天后，报告终于修改完成，成了一篇四平八稳，指出了几个不痛不痒的“现象”，提出了几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建议”的官样文章。我把这份“阉割”版的报告交给了张主任。
张主任扶了扶他的老花镜，快速浏览了一遍，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神色。“嗯，不错，致远这次下去，收获很大嘛。问题抓得准，建议也提得实。尤其是这个‘加强干群沟通’和‘探索乡村特色经济发展路径’的想法，很有见地。”
他拿起红笔，在报告标题旁刷刷写下几个字：“建议刊发《内部参考》（精简版）。”
《内部参考》是研究室向上级领导反映情况的主要渠道，分“完整版”和“精简版”。完整版通常直达少数核心领导，而精简版，流通范围更广，但也更……安全。
我看着他笔下的“精简版”三个字，心里最后一丝幻想也破灭了。我知道，这份被抽走了灵魂和骨血的报告，就算刊发出去，也如同石沉大海，再也激不起半点涟漪。
“辛苦了，致远。”张主任合上报告，语气和蔼，“这次调研，表现很好。沉下去了，了解了实际情况，这就很好。至于具体问题，要相信组织，相信当地的同志，会逐步解决的。改革嘛，总要有个过程。”
我低下头，唯唯称是。喉咙里像是堵了一团棉花，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走出主任办公室，阳光透过走廊尽头的窗户照进来，在地上投下明晃晃的光斑。我却感觉不到丝毫暖意。这是我仕途生涯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妥协。没有想象中的激烈对抗，没有拍案而起的戏剧性场面，只是在无声无息中，我自己亲手，把理想的棱角磨平了一寸。
这种感觉，比挨一顿批评更让人难受。它无声无息，却深入骨髓。
我回到座位，拿起电话，拨通了清河乡政府的号码。接电话的正好是乡党委秘书小刘。
“刘秘书，你好，我是省政策研究室的林致远。”
“哎呀，林干部！您好您好！报告收到了吗？我们书记还一直惦记着，说感谢省里领导的关心呢！”小刘的声音热情洋溢。
“收到了，领导正在看。”我顿了顿，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自然，“关于河口村村民张大河反映的那个农业税附加款和统筹款的问题，还请乡里再认真核实一下，如果确实存在困难户，看看能不能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给予适当的关照。”
我没有提报告被修改的事，也没有能力去推翻既定的摊派。我只能用这种含糊的、近乎于请求的方式，试图为张大河争取一丝微不足道的可能。
小刘在电话那头连声答应：“好的好的，林干部您放心，我们一定核实，一定关心！感谢您对我们基层工作的支持和理解！”
挂掉电话，我听出了他语气里的敷衍。或许，他转头就会把这件事忘在脑后。或许，张大河家的困境，依旧无人问津。
这一刻，我深深地体会到，在庞大的体制机器面前，个人的力量和信念，是多么的渺小和可笑。所谓的“为民请命”，在现实的重压下，往往第一步，就是学会如何“安全”地说话。
妥协，是这堂课的入门学费。而我，刚刚交出了我的第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