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云岭村出来，李卫国问我：“县长，还去哪儿？”
“不去村子了，去地里看看。”我说，“找一片正在干农活的地。”
车子在崎岖的乡间小路上又行驶了半个多小时，在一片相对开阔的河谷地带停了下来。时值初冬，地里没什么庄稼，只有一些枯萎的玉米秆还立在那里。远处，有几个人正在一片田里忙碌着，似乎在整理土地。
我让李卫国在路边等着，自己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过去。这是一片略显泥泞的水田，几个农民正在用铁锹挖沟清淤，裤腿上沾满了泥浆。
“老乡，忙着呢？”我走到田埂上，打招呼。
一个五十多岁、戴着破草帽的老农直起腰，用袖子擦了把汗，看了我一眼：“嗯呐，把水沟挖挖，不然明年开春积水，秧苗长不好。”他把我当成了过路的人或者上面来的技术员。
“这地，收成咋样？”我蹲下身，抓起一把泥土，在手里捻了捻。土质有些板结，不够疏松。
“就那样呗，好年景亩产七八百斤稻谷，差年景四五百斤。”老农叹了口气，“地没劲了，化肥又贵，用不起那么多。”
“没想过种点别的？比如种点蔬菜？或者搞点稻田养鱼？”我尝试着问。在省政策研究室时，我看过一些农业结构调整的资料。
“种菜？”老农摇摇头，“卖给谁去？咱们这路，菜还没运到县城就颠坏了。养鱼？这水时有时无的，咋养？以前也有人搞过，亏了。”
另一个年轻点的农民插话道：“不是没想过办法，是没办法！上面就知道让我们种粮，可种粮不挣钱啊！辛辛苦苦一年，刨去种子化肥，剩不下几个钱。还不如出去打工！”
他的话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农民的想法。农业效益低下，青壮年劳动力流失，土地撂荒现象只会越来越严重。
“咱们乡里、县里，没来人指导指导？”我继续问。
“指导？”老农嗤笑一声，“来的干部倒是有，坐着小车，下来转一圈，问问情况，拍几张照片就走了。说的那些啥新品种、新技术，听着好听，可不适合咱们这地方，要不就是成本太高，搞不起。”
他的话里带着明显的失望和不信任。这种干群之间的隔阂，比土地的贫瘠更让人担忧。
我沉默了一会儿，看着他们满是老茧和裂口的手，看着他们被生活重压磨砺得粗糙而坚韧的脸庞。他们是这片土地最直接的耕耘者，却也是发展困境中最无奈的承受者。
“如果……我是说如果，”我斟酌着词语，“县里想办法把路修好，联系好销路，你们愿意尝试种点经济效益更高的作物吗？比如大棚蔬菜，或者中药材？”
几个农民都停下了手里的活计，看着我。
老农将信将疑：“修路？说了多少年了……销路？哪有那么容易找……小伙子，你不是忽悠我们吧？”
“我不是忽悠。”我认真地看着他们，“县里新来的林县长，正在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路要修，产业也要找。但需要咱们老百姓配合，愿意尝试，愿意干。”
“林县长？”年轻农民眼睛亮了一下，“我好像听收音机里说过，是省里来的那个？”
“对，就是他。”我点点头，“他让我下来听听大家的想法。他说了，发展农业，光靠政府不行，光靠农民也不行，得咱们一起使劲。”
老农盯着我看了半晌，似乎想从我脸上找出点什么，最后他叹了口气：“要是真能那样，当然好！谁不想把日子过好点？只要路子对，能挣到钱，我们不怕吃苦！就怕……就怕又是雷声大，雨点小啊……”
“这次，会不一样的。”我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泥土，语气坚定，“请大家再相信一次。”
离开那片田地，我的心情复杂。有沉重，因为看到了农业面临的严峻挑战和干群之间的信任危机；但也有了一丝振奋，因为我从那些农民的眼神中，看到了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以及只要看到希望就愿意付出的坚韧。
田间地头，才能听到最真实的民意，才能感受到最原始的发展动力。坐在办公室里空谈结构调整，永远无法理解农民面对的具体困难和内心最真实的纠结。
回到车上，我对李卫国说：“卫国，回头你帮我记一下，云山乡云岭村的路、水、学校问题，还有刚才那片河谷地，适合发展什么高效农业。这些都记下来。”
“好，县长，我记心里了。”李卫国郑重地点点头。
吉普车继续在乡间土路上颠簸，而我脑海中的青云县发展蓝图，因为这次深入田间地头，开始有了更具体、更接地气的轮廓。我知道，未来的路还很长，也很艰难，但至少，我已经找到了正确的方向——从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做起，从基层最真实的土壤中汲取智慧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