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紧急会议后，跨司局工作专班迅速成立。
并连夜开展工作。
对A、b两省争议产业的详细数据、规划文件、政策诉求进行比对分析。
几天后，一份初步评估报告摆上了江辰的案头。
报告证实了争议的复杂性。
A省在航空航天、高端装备等领域的确优势明显，产业链完整，龙头企业突出。
b省则在新材料、生物医药的部分细分领域有一定特色。
但其规划提出的产业发展方向与A省主导产业重合度较高。
存在潜在的同质化竞争风险。
然而，报告也指出，双方在产业链上下游协作、创新平台共享、市场一体化等方面并非没有合作空间。
关键在于如何引导和设计机制。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江辰深知，仅凭书面报告和电话沟通，难以准确把握问题的全貌和双方的真正关切。
更难以找到破解之道。
他决定立即启动实地调研。
亲赴一线去听、去看、去谈。
调研第一站，选择了反应最强烈、利益攸关的A省。
江辰带领工作专班，轻车简从。
直接奔赴A省的核心产业集聚区。
他没有先到省会听取省委省政府的全面汇报。
而是提出要先看企业、看园区、看项目。
在A省，江辰一行走访了多家具有代表性的航空航天和高端装备制造企业。
在一家大型国有航空工业企业，负责人指着繁忙的总装生产线和庞大的研发团队。
情绪激动地向江辰介绍。
“江主任，您看，这是我们几十年心血的积累！”
“不是我们保守，反对别人发展。”
“而是这个行业门槛高、周期长、风险大，需要长期的技术积累和巨大的持续投入。”
“如果邻省不顾实际，依靠土地、税收等优惠政策搞低水平重复建设，挖人才、抢订单。”
“不仅浪费国家资源，更会打乱我们好不容易形成的产业生态和协同格局。”
“最终损害的是国家在这个领域的整体竞争力！”
一位民营精密制造企业的老板则忧心忡忡。
“我们很多小企业是跟着龙头‘吃饭’的，产业链迁移成本极高。”
“如果因为规划引导导致订单分流、供应链断裂，我们这些配套企业可能就活不下去了。”
江辰深入车间。
与研发人员、一线工人交流。
仔细询问技术难点、市场订单、配套需求、人才结构等情况。
他看到了A省产业的雄厚基础和蓬勃生机。
也真切感受到了企业家们的焦虑和担忧。
“产业链的韧性，在于协同配合；产业生态的脆弱，在于恶性竞争。”
随后，江辰与A省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举行了工作会议。
A省书记言辞恳切而又态度坚决。
“江主任，我们完全拥护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但我们认为，协同不是同质化，高质量发展更不是低水平重复。”
“我们希望国家能从全局出发，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
“引导各地区立足自身优势，走差异化、特色化发展道路。”
“比如，是否可以支持我们省进一步做强做优现有产业集群，担当‘龙头’。”
“引导邻省在产业链配套、新材料应用、生产性服务业等领域寻找突破口，当好‘配角’。”
“共同提升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
“而不是大家一拥而上，都去争当‘主角’，最后搞得谁都做不强。”
调研第二站，江辰一行又来到了b省。
同样，他首先深入开发区和企业调研。
b省的发展势头迅猛。
招商引资力度很大。
新建的厂房和基础设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在一些新材料和生物医药企业，负责人向江辰展示了他们的技术专利和产品。
表达了强烈的赶超决心。
“我们不能总是停留在产业链低端，替别人代工。”
“我们也有条件、有决心发展高端制造！”
“国家规划给了我们机遇，我们希望得到公平的发展机会和政策支持。”
“而不是被固有的格局所束缚。”
当地干部也坦言。
“我们省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民生压力大。”
“迫切需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带动就业和财政收入。”
“这些产业方向前景好、带动性强，是我们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希望所在。”
然而，江辰在调研中也发现。
b省在技术积累、人才储备、产业配套等方面与A省相比确实存在较大差距。
一些新引进的项目更多处于起步或孵化阶段。
短期内难以形成核心竞争力。
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和风险。
在与b省负责同志的工作会议上，对方的态度同样明确。
“江主任，我们理解A省的担忧。”
“但我们追求发展的权利是平等的。”
“国家战略要惠及整个流域，不能变成维护既得利益的‘护身符’。”
“我们希望的是公平竞争的环境，而不是人为划定的‘禁区’。”
“我们可以错位发展，但错位的前提是尊重市场规律和我们的选择权。”
“我们愿意合作，但合作必须是互利共赢的，而不是一方主导、一方依附。”
连续数日的深入调研，舟车劳顿，信息量巨大。
江辰白天考察座谈。
晚上组织工作专班开会到深夜。
梳理情况，分析矛盾，思考对策。
他清晰地看到，争议的表象是产业同构。
深层次则是两地不同的发展阶段、利益诉求和强烈的政策博弈。
A省担忧优势被稀释。
b省渴望机遇共享。
“发展不平衡是客观现实，利益诉求多元是必然现象。”
“协调的本质，是寻求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而非简单裁决孰是孰非。”
调研结束，离开b省时，江辰的心情更加沉重。
但也更加清晰。
他看到了问题的复杂性。
也看到了潜在的可能性。
问题的根源在于缺乏一个更高层面的、能为双方共同接受的协同机制和利益共享安排。
“问题的答案，往往不在办公室的文件里，而在基层实践的土壤中。”
“脚上沾满泥土，心中才能有数。”
他知道，下一步，将是更加艰巨的协调和方案设计工作。
他必须基于调研掌握的一手情况。
提出一个既能维护国家战略全局、又能兼顾两地发展诉求的解决方案。
引导双方从激烈博弈走向合作共赢。
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