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德普士的“中洲集团军群”，在“汉密尔顿防线”前，流尽了鲜血，锐气尽失之时，大夏帝国在中洲的影响力，却如同沙漠中的地下水系，于无声处，悄然蔓延，并渗透到这片土地的每一个角落。
“中洲大铁路”的修建，成为了大夏帝国展示其恐怖的组织能力、工程实力和经济力量的完美舞台。
数以万计的大夏工程师、技术工人和管理人员，随着数百万吨的铁轨、枕木、水泥和机械设备，一同抵达了巴士拉和伊朗南部的港口。他们没有住在军营里，而是在铁路沿线，建立起了一个个独立的、管理严格的、如同城镇一般的“工程营地”。
这些营地，与周围战火纷飞、混乱不堪的世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营地里，有干净的宿舍、卫生的食堂、小型的医院、甚至还有电影院和图书馆。被雇佣的当地劳工，在这里，不仅能领到比在任何地方都高的薪水，还能享受到基本的医疗保障和技术培训。对于那些在战争中，失去家园和生计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来说，能进入大夏的工程营地工作，不啻于进入了天堂。
大夏的管理人员，也展现出了与德普士军人或斯波官员，截然不同的行事风格。他们从不盛气凌人，从不干涉当地的宗教和习俗。他们与当地的部落长老和宗教领袖，保持着礼貌而疏远的商业关系。他们用公平的价格，购买土地和物资，用白糖、茶叶和布匹，这些在战争时期，比黄金还要珍贵的商品，来换取当地人的合作与友谊。
一名负责铁路沿线安全的德普士军官，克劳斯·冯·施陶芬中尉（已晋升），在他的日记中，这样描述道：
“这些东方人，是我们见过的最奇怪的‘盟友’。他们对我们的战争，似乎漠不关心。当我们的士兵，在南方的泥沼里，为了一个地堡而拼命时，他们的推土机和压路机，就在几百公里外，以一种我们无法理解的效率，改变着地貌。他们的营地，就像是独立于这个世界的‘国中之国’。我看到当地的阿拉伯人，对我们的巡逻队，充满了警惕和敌意，但当他们看到悬挂着龙旗的卡车时，却会露出友善的笑容，甚至会主动帮助他们。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们是在用剑，为他们开辟疆土，而他们，则在用算盘，征服人心。”
克劳斯的预感，是完全正确的。大夏帝国的战略，远比隆美尔所能想象的，要更加深远和耐心。铁路，不仅仅是一条运输线，它更是一条经济和文化渗透的走廊。
随着铁路的延伸，大夏的商品，开始如潮水般涌入中洲内陆。廉价而耐用的纺织品、工具、药品和罐头食品，迅速摧毁了当地脆弱的、手工业经济。当地人，开始越来越依赖于大夏的商品，来维持日常生活。大夏的商会，开始控制当地的粮食收购、矿产开采和贸易网络。他们甚至发行了一种与当地货币挂钩的“商会代金券”，由于其信誉良好，很快就在铁路沿线，成为了比官方货币，更受欢迎的硬通货。
更具颠覆性的，是他们带来的技术和思想。大夏的工程师们，会帮助沿途的村庄，打井、修建灌溉渠道、建立小型的发电站。他们的医生，会为当地人，免费提供医疗服务，治疗那些在当地，被视为不治之症的疾病。他们带来的，是一种全新的、高效的、世俗化的生活方式。
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渗透，逐渐改变着中洲的社会结构。传统的、依赖于部落和宗教的社会秩序，开始松动。年轻一代的阿拉伯人，开始向往大夏工程营地里的那种现代化的、富裕的生活。他们学习大夏语，接受技术培训，渴望成为“新时代”的一员。
大夏帝国，从不公开支持任何一方的政治势力。但他们却在实际上，悄悄地，扶植起了一批亲大夏的、由商人和技术官僚组成的“新精英阶层”。这些人，不相信德普士的“解放”承诺，也厌恶斯波的霸权统治，更不想回到英吉的殖民时代。他们相信，只有与东方那个强大的、富裕的、不谈意识形态只谈生意的帝国合作，才能给这片土地，带来真正的和平与繁荣。
隆美尔和他的政治顾问们，也察觉到了这种危险的趋势。他们试图进行反制。他们也学着大夏人，搞一些民生项目，试图收买人心。但是，他们的努力，显得笨拙而无效。德普士帝国，是一个以战争为核心的国家，它的所有资源，都必须优先服务于前线。他们拿不出足够的物资，去和富裕得令人难以想象的大夏帝国，进行“金元竞赛”。而且，德普士军人骨子里的那种“优等民族”的傲慢，也让他们无法真正地，与当地人平等相处。
最让德军高层感到不安的，是大夏帝国在军事上的“低语”。
随着铁路的修建，大夏帝国以“保护铁路安全”为由，向中洲，派驻了数千名“铁路警卫队”。这些所谓的“警卫”，虽然穿着工人的制服，但他们身手矫健，纪律严明，装备着最新式的、德军情报部门从未见过的自动步枪。他们驾驶着一种性能优异的、专门为沙漠环境设计的轮式装甲车，在铁路沿线巡逻。
他们从不介入德军与英军的战斗，但任何试图袭击铁路的武装力量，无论是阿伯的土匪，还是英吉的突击队，都会遭到他们毁灭性的、毫不留情的打击。有一次，一小队英吉的SAS（特别空勤团），试图炸毁一段关键的铁路桥。结果，他们在行动前，就被大夏的“警卫队”，干净利落的，全数歼灭。事后，大夏方面，只是轻描淡写地，向英吉政府，递交了一份抗议“海盗行为”的外交照会。
这种强大的、隐藏在“中立”面纱之下的军事实力，让各方都感到了深深的忌惮。
隆美尔，在“汉密尔顿防线”前，进退维谷，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可能陷入了一个精心设计的圈套。这场战争，已经不再是他与汉密尔顿之间的对决。他感觉自己，像一个在棋盘上，被高段棋手操控的棋子。他每走一步，似乎都在对方的计算之中。他打得越久，流的血越多，对大夏帝国的依赖，就越深。
他开始秘密地，向柏林的最高统帅部，发送电报，表达了他对大夏帝国真实意图的严重担忧。他建议，帝国应该重新审视“朝阳行动”的最终目标。也许，与英吉人达成某种妥协，共同将这个东方的“新玩家”，挤出中东，才更符合帝国的长远利益。
然而，他的警告，石沉大海。远在柏林的威廉皇帝，已经被中洲的石油和即将打通东方贸易线的美好前景，冲昏了头脑。他看不到潜藏的危险，他只看到地图上，德普士的势力范围，史无前例地，延伸到了波斯湾。他命令隆美尔，不惜一切代价，必须突破“汉密尔顿防线”，完成这“最后的一步”。
东方的低语，变成了套在“中洲集团军群”脖子上，不断收紧的绞索。而无情的“绞肉机”，依然在防线前，日夜不停地轰鸣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