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的博弈初现曙光，“特许商会”在田娃的强力推动与沈万金等新兴商贾的积极配合下，总算磕磕绊绊地运转起来。虽然赵德柱等旧势力依旧阳奉阴违，暗中使绊，但商会主导的几笔大宗宝钞交易顺利完成，如同在沉闷的商界投下几块响石，激起的涟漪让更多观望者开始动摇。
然而，就在田娃准备进一步巩固扬州成果，并将此模式向苏、杭推广时，来自北方的紧急军报，再次将他的注意力强行拉回了波谲云诡的朝堂与边关。
军报并非来自与纳哈出对峙的辽东方向，而是西线。北元另一股重要势力，盘踞在甘肃、宁夏一带的扩廓帖木儿（王保保）部，突然派出数支精锐骑兵，频繁叩边，袭扰大明设立的卫所，掳掠人畜，其行动诡谲，来去如风，让西线守军疲于应付。
消息传至京师，朝野震动虽不及辽阳被围时那般剧烈，却也足以让刚刚因辽东大捷而松弛些许的神经再次紧绷。扩廓帖木儿，此人雄才大略，用兵如神，是比纳哈出更为难缠的对手。他的异动，意味着北元的威胁并未因辽阳一败而消弭，反而可能以另一种形式，在更广阔的战场上展开。
武英殿内，气氛凝重。朱元璋面沉如水，手指在地图上甘肃的位置重重一点：“扩廓帖木儿！他终于还是忍不住了！西线若乱，则陕西、山西皆不得安宁！诸卿有何对策？”
徐达、冯胜等武将主张立即增兵西线，给予扩廓帖木儿迎头痛击，不能让其站稳脚跟。而李善长等文臣则再次忧心忡忡地提及钱粮问题——辽东战事耗费巨大，赏赐尚未完全发放，国库已然吃紧，若再在西线开启一场大战，财政恐有崩溃之虞。
双方的争论，几乎就是辽阳之战前的翻版，只是主角从纳哈出换成了更难对付的扩廓帖木儿。
田娃站在班列中，心中五味杂陈。他深知扩廓帖木儿的厉害，也明白西线一旦有失，对整个北方防线的巨大冲击。但另一方面，宝钞改革刚刚在扬州打开局面，正需要他投入全部精力去巩固、推广，若此时因西线战事而中断，或者朝廷为了筹措军费而再次打乱宝钞的发行节奏，甚至强行扩大发行，那么之前的所有努力都可能付诸东流。
“陛下，”田娃出列，他的声音在争论稍歇的殿内显得格外清晰，“扩廓帖木儿用兵狡诈，其此番举动，用意难测。或为牵制，或为试探，亦或真有东进之意。臣以为，当务之急，是迅速理清其真实意图，而非仓促调集大军。”
他顿了顿，继续道：“西线防线绵长，若处处设防，则兵力分散，正中虏骑下怀。不若命西宁侯（沐英）、长兴侯（耿炳文）等西线大将，坚壁清野，固守要点，同时派出大量精干夜不收（侦察兵），深入草原，探查扩廓主力动向及其真实意图。待情报明朗，再决定是调集主力西进，还是以现有兵力依托堡垒体系进行防御反击。”
他再次提到了“情报”的重要性，这与他在辽阳之战前建议徐达关注广宁的思路一脉相承。
“至于钱粮，”田娃话锋一转，回到了他最关心的领域，“辽东之战，宝钞在边饷筹措中已显成效。此次西线，或可更大范围地运用‘开中法’，并鼓励商人使用宝钞结算。同时，臣在扬州试行‘特许商会’，其成员票据已有一定流通能力，或可尝试由商会组织商队，以宝钞为凭，直接运输部分非紧要军需至西线指定军仓，由朝廷以盐引、茶引或未来税收优惠进行结算。如此，既可缓解朝廷现银压力，亦可加速物资转运，更能进一步推广宝钞。”
他再次试图将军事需求与金融改革结合起来，在危机中寻找机遇。
朱元璋目光闪动，显然在权衡利弊。徐达沉吟道：“诚意伯所言探查敌情，确是老成之见。扩廓不比纳哈出，不可不察其虚实。至于以商会助饷……”他看向田娃，“此法若成，自是良策，然商贾逐利，西线路途遥远险阻，恐非易事。”
“事在人为。”田娃坚定道，“只要有足够利导，并辅以朝廷威权保障，商贾未必不敢行。且首批物资，可择其轻便价高者试之。”
最终，朱元璋采纳了田娃的部分建议。下令西线守将加强戒备，固守要点，并广派斥候探查敌情，暂不进行大规模兵力调动。同时，责成户部与田娃协调，研究利用宝钞和商会力量辅助西线后勤的可行性。
退朝之后，田娃感到一阵深深的疲惫。他就像一个救火队员，刚刚扑灭扬州商界的一点火星，北疆的烽烟又起。宝钞的改革，如同在惊涛骇浪中行船，稍有不慎便有倾覆之危。
他回到值房，立刻铺开纸张。一边是亟待巩固和推广的宝钞新政，一边是迫在眉睫的西线军务，两条线都至关重要，都离不开他的谋划。他必须找到那个微妙的平衡点，既要确保宝钞不因战事而夭折，又要为稳定西线贡献自己的力量。
窗外，天色渐暗。田娃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提笔蘸墨。他知道，今夜，又将是一个不眠之夜。他需要尽快拟定一份详细的，关于如何利用现有宝钞体系和商会网络，支援西线后勤的方案。时间，不等人。北方的狼烟，已然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