尔纳煽动起的、以信仰为旗帜的反抗之火，并未如预期般形成燎原之势，便在绝对的力量差距下，遭遇了残酷而高效的扑杀。蒙古总督蒙哥，这位坚信力量即是一切的行者，早已通过黑衣大食的商队，以重金和贸易特权，秘密获取了足以改变战局的力量——大批来自大宋的 “大有”系列能量武器。
当打着圣殿十字军旗号、主要由缺乏训练的农民、落魄骑士和狂热信徒组成的起义军，高呼着上帝之名，向卢泰西亚郊外的蒙古大营发起冲锋时，他们面对的，不再是传统的弓马骑射。
蒙古骑兵依旧策马驰骋，但他们手中握着的，是流转着幽蓝光晕的能量马刀。刀锋过处，并非金属交击的铿锵，而是如同热刀切过牛油般的细微嗡鸣，起义军简陋的锁甲、皮甲乃至木盾，如同纸糊般被轻易撕裂，创口处一片焦黑，连血液都来不及涌出。
更致命的打击来自远处。蒙古射手们端持着造型流畅的能量弩，扣动扳机，并非箭矢离弦的锐响，而是一道道刺目的白色光矢破空而去。光矢精准地穿透起义军密集的阵型，甚至能连续穿透数人，在其胸膛留下灼热的空洞。它更能轻易击穿教堂厚重的石墙，将躲在后面指挥的修士或贵族化作焦炭。
战斗几乎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信仰的狂热在超越时代的科技武器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起义军的冲锋浪潮如同撞上无形的铁壁，迅速崩溃、消散。田野间、道路旁，遍布着死状凄惨的尸体，空气中弥漫着血肉烧焦的诡异气味。贝尔纳本人若非被亲信拼死拖入密道，亦难逃被能量光矢锁定的命运。
镇压，以极小的代价，在短短数日内便告完成。
然而，蒙哥的目的并非仅仅是杀戮。尸横遍野对他而言是浪费，他的“草原化”政策有着更深层、更冷酷的考量——人口置换与领土巩固。
于是，一场规模浩大、组织严酷的流放开始了。所有被俘的起义者，以及大量被怀疑同情反抗的本地居民，无论老幼妇孺，都被铁链串在一起，在蒙古骑兵与手持能量武器的监工驱赶下，如同牲畜般，踏上了前往北方的绝望之路。他们的目的地，是传说中冰封万里、渺无人烟的西伯利亚。
流徙的场景，触目惊心：
长长的队伍在寒风中蠕行，衣衫褴褛的人们冻得面色青紫。哭泣声、呵斥声、皮鞭抽打声不绝于耳。
体弱者不断倒下，监工面无表情地将其拖至路旁，任由其被风雪掩埋，或是成为饿狼的食粮。效率，是唯一的准则。
到达指定的荒原或河谷后，他们被分发最简陋的工具，勒令砍伐森林、搭建窝棚、开垦冻土。任务繁重无比，食物配给却少得可怜，仅能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
蒙古官员拿着地图和文书，冷漠地记录着新“开辟”的土地，将其纳入蒙古的版图。这些被流放者，用他们的血肉和生命，在为帝国拓展着实际的疆域，尽管他们自己，很可能活不过第一个严冬。
这便是蒙哥“草原化”政策的冷酷内核：以绝对的武力清除原有的社会结构与人口分布，再将“不安定”人口流放到环境恶劣的边疆进行“有效利用”，既能巩固对新征服土地的控制，又能消耗潜在的反抗力量，同时还能为帝国开拓新的、哪怕是极其荒凉的土地。 高效，残酷，且带着一种将人物化为纯粹资源的、令人不寒而栗的逻辑。
法兰西岛似乎“平静”了下来，反抗的火种被血腥扑灭，大量人口被强行迁出，草场进一步扩大。但在那北风呼啸的西伯利亚荒原上，无数冤魂在哭泣。而在法兰西岛幸存者的心中，恐惧与仇恨的种子，埋藏得更深了。蒙哥用能量武器和流放政策，暂时赢得了地盘和秩序，但他失去的，是这片土地上最后一点可能的人心。远在东方朝霞城的石光明，于定中感知到西方传来的那股愈发浓郁的血腥与怨怼之气，不禁发出一声微不可闻的叹息。他知道，以暴制暴种下的因，终将结出更为酷烈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