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东省（原东瀛）的统治，在宋江与吴用手中，逐步从血腥镇压转向系统性、制度化的文化重塑与政治整合。深知“马上得天下，不可马上治之”的道理，尤其是面对一个文化迥异、伤痕累累的新附之地，二人秉承汴京旨意，推行了一系列旨在“以夏变夷”、长治久安的殖民政策，其核心便是推行汉字与重开科举。
一、 文字定音，书同文
吴用亲自执笔，拟定《海东省推行汉文令》，经宋江签署，颁行各州县：
1. 官文一体：明确规定所有官府文书、律法公告、赋税册籍、军事命令，必须使用汉字书写，严禁使用原有倭文（假名）。原有通晓汉文的倭人吏员，经严格考核后可留用，但需限期提高水平；不识汉字者，一律裁汰。
2. 学堂为基：在已设立的“明伦堂”基础上，大力扩充官学体系。于定海城（原京都）设立“海东官学”，为最高学府；各州设州学，县设县学，乡村则广设蒙学。规定所有适龄子弟（包括归化“野人”及部分表现良好的“兽人”后代），必须入学，首要任务便是识读汉字，背诵《三字经》、《千字文》等启蒙读物。师资主要由随移民而来的宋人儒生、以及前期被划为“人”的归化倭人学者担任。
3. 市井浸染：要求所有商铺招牌、货物铭牌、契约文书，均需使用汉字标注。市集交易，鼓励使用汉语，设立“正音官”于主要市场，纠正发音，推广官话（汴梁音）。对于坚持使用倭语倭文进行商业活动者，课以重税，乃至吊销经营许可。
4. 典籍输入：由官方组织，大量刊印或从大宋本土运入儒家经典、史书、诗词文集、农书、医典，分发各级官学及允许民间购买。同时，严格控制乃至销毁记载倭国历史、神话的原有典籍，尤其那些宣扬“万世一系”或武士道精神的书籍，被列为禁书，私藏者严惩不贷。
此举旨在从根源上切断其文化传承，使新一代海东人“只知有孔孟，不知有神武”（神武天皇，日本传说中第一代天皇）。
二、 科举取士，途归一统
在推行文字的基础上，吴用借鉴宋制，结合海东实情，设计了独特的科举体系，以功名利禄为诱饵，吸引人才，并将其纳入大宋统治框架：
1. 开科特设：向汴京奏请，于海东省开设“特别恩科”，每三年一试。初期，为示优待与吸引，录取名额较内地宽松，且考试内容相对简化，侧重对儒家基本经典的掌握与汉文书写能力。
2. 分级考试：仿宋制，设县试、州试、省试三级。但与宋地不同，海东省的科举，明确允许身份为‘野人’及以上者参加。对“兽人”后代，则规定需其父辈完成特定年限劳役且无过错，其本人需在官学表现优异，经地方官保举，方可获得考试资格。此举旨在给予底层上升通道，分化瓦解潜在反抗意识。
3. 考试内容：严格以儒家经典为主，诗赋、策论皆用汉字。策论题目多涉及“如何安抚新附”、“教化夷狄之方”、“海东水利屯田策”等，引导考生从统治者的角度思考问题，强化其对新秩序的认同。
4. 授职与限制：考中者，统一称为“海东举人”或“海东进士”，由海东总督府授予官职。但初期，这些官职多为州县佐贰、学官、库使等副职或闲职，核心权力职位仍由宋人官员或梁山旧部担任。且海东功名者，若无特旨，不得转入中原任职，将其发展空间限定于海东本土，既利用其才，又防范其坐大。
三、 推行与反响
政策推行之初，阻力不小。许多倭人贵族（已大多没落）暗中抵触，平民亦感陌生与困难。梁山军团则以其一贯的强硬作风作为后盾，对公然反对、破坏学堂、藏匿禁书者，施以严厉惩罚。
然而，科举制度的开放，对于那些有心向上的倭人精英来说，无疑是黑暗中的一道曙光。尤其是那些已经被划分为“野人”，但却通晓汉学的阶层，更是看到了一丝希望。尽管科举的名额非常有限，能够获得的职位也并不高，而且还存在着明显的歧视性，但这毕竟是一条能够看得见的晋升之路。
一些头脑敏锐的人开始意识到这一点，他们积极督促自己的子弟潜心学习汉学，希望能够在未来的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从而改变整个家族的命运。
在定海城的总督府内，宋江正凝视着首批海东县试的榜单。在这份榜单上，已经出现了几个倭人的姓氏。他转头对吴用说道：“学究啊，你提出的这个策略，真可谓是软硬兼施啊。刀剑可以摧毁他们的庙堂，但唯有这文字科举，才能够逐渐侵蚀他们的内心。”
吴用微微一笑，手中轻摇着羽扇，目光显得格外深邃。他缓缓说道：“哥哥所言极是。不过，这可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的百年大计，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够见到成效的。如今，我们已经播下了种子，只需要等待数代之后，这些倭人子弟就会只认识汉字，只读孔孟之道，只羡慕科举及第。到那个时候，海东与中原腹地又有什么区别呢？如此一来，才能真正实现长治久安啊。”
窗外，定海城新设的官学中，传来童子们朗朗的读书声，诵的正是“人之初，性本善”。这声音，与昔日寺庙的梵唱、武士邸内的刀剑交击之声，已截然不同。宋江与吴用，正以笔墨为犁，以科榜为饵，在这片曾经浸透鲜血的土地上，奋力耕耘着一片属于大宋的“文化沃土”。然而，被强行压抑的本土意识，是否真的会就此湮灭？这看似平和的琅琅书声之下，是否又潜藏着新的暗流？时间，将会给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