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江和吴用所推行的均田令和郡县制，犹如一把无坚不摧的巨斧，狠狠地劈开了东瀛那延续数百年之久的社会结构。这一变革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它不仅改变了土地的分配方式，还彻底颠覆了原有的政治体制。
然而，那些被强行剥夺土地、地位和尊严的旧领主、武士们，以及那些天性暴戾、被刘混康划为“兽性难泯”的个体，并没有因此而销声匿迹。相反，他们心中的失落和仇恨如同一座即将喷发的火山，在地底深处汹涌澎湃。
这些人失去了他们曾经拥有的一切，他们的愤怒和不满在高压统治的压迫下无法得到释放。于是，这些情绪如同地底奔涌的岩浆一般，在统治的缝隙中艰难地寻找着出口。
这些人并没有选择公开地反抗，而是以一种扭曲、异化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不满。他们逐渐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个潜伏于民间阴影之下的邪教组织。这些组织以各种神秘的教义和仪式为掩护，暗中策划着对新秩序的破坏。
对于宋江和吴用来说，这些邪教组织成为了他们最为头疼的问题。这些组织不仅难以被察觉，而且其成员往往都具有极端的思想和行为，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这些邪教，名目繁多，光怪陆离，却有着共同的根源与特征：
依托残存信仰：它们大多窃取、歪曲神道或佛教的某些概念，加以极端化、黑暗化。有的宣称宋人是“国津神”（污秽之神）派来污染净土的使者，需以血祭净化；有的则崇拜被刘混康斥为“荒御魂”的凶神，认为唯有极致的暴虐与混乱，才能逼走宋人，恢复“神国”本色；更有甚者，将切腹精神扭曲为对宋人及其合作者进行自杀式袭击的“生贽”（活祭）。
组织结构隐秘：它们不再有公开的旗帜与堡垒，而是以家族、村落、乃至行业为掩护，形成一个个孤立的“细胞”。成员通过暗号、特定的物象（如逆五芒星、染血的稻穗）联络，层级单线，即便抓获个别成员，也难以顺藤摸瓜摧毁核心。
目标明确阴毒：其活动不再追求战场胜利，而是专注于破坏生产、制造恐慌、虐杀移民，旨在从内部腐蚀大宋统治的根基，打击移民信心，挑动宋人与归化民之间的对立。
一、 邪瘴肆虐，触目惊心
海东各地，诡异而血腥的事件开始频发：
青苗泣血：九州某处刚完成均田的村庄，一夜之间，大片绿油油的秧苗被连根拔起，或被用污血浇灌，枯萎发黑。田埂上留下诡异的符咒和残缺的兽骨，空气中弥漫着腐烂与硫磺混合的恶臭。归化农民惊恐万分，不敢下田，谣言四起，称是“田神”发怒，惩罚投靠宋人的“叛徒”。
移民惨案：四国一处新建立的宋民移民村落，数户人家在深夜被灭门。现场惨不忍睹，受害者不仅被杀，更被开膛破肚，内脏被摆成诡异的图案，墙壁上用鲜血涂画着扭曲的神像。凶手来去无踪，只在泥地里留下几个不像人足的怪异脚印。幸存的移民人心惶惶，纷纷要求返回中原。
水源投毒：近畿地区一条供应定海城部分用水的水源上游，发现漂浮的死畜和不明药物，虽被及时处理，仍引起不小恐慌。邪教散布谣言，称宋人带来的“邪法”污染了山川精灵，唯有信奉他们的“净水明王”方可解毒。
诅咒暗杀：少数积极推行新政的归化籍里长、保长，接连暴毙。死因蹊跷，有的看似急病，有的像意外，但家人往往在其枕下或灶膛中发现写有他们姓名和生辰八字的诅咒人偶，上面钉满荆棘或浸透黑狗血。
二、 剿抚两难，吴用头痛
面对这种前所未有的挑战，宋江暴怒，下令全力清剿。石秀的光明卫四处出击，凭借“大有”能量枪的威力，也确实捣毁了几处邪教窝点，格杀了一些狂热的信徒。然而，效果有限。
藏身于民：邪教成员平日与普通归化民无异，甚至可能是表现“良好”的农户、工匠，难以甄别。大规模搜捕容易误伤，反而加剧民间对立情绪。
信仰顽固：被捕者往往极度狂热，视死如归，坚信自己是为“神国”献身，严刑拷打也难获有价值情报，反而因其“殉道”行为，在暗处被奉为榜样。
野火烧不尽：摧毁一个据点，很快又在别处滋生。失去一切的旧领主在幕后提供残存的财力与人脉，那些“兽性难泯”者则成为行动的爪牙，怨恨的土壤太过肥沃。
吴用一脸愁容地看着宋江，忧心忡忡地说道：“哥哥啊，这可不是一场堂堂正正的战斗，而是如同附骨之疽一般的麻烦事。他们隐藏得很深，就像藏在九地之下一样难以捉摸，一旦行动起来却又像九天之上的闪电一样迅速，专门攻击我们的软肋。如果我们强力去清剿他们，就如同用刀去斩水一样，不仅徒劳无功，反而会让他们更加怨恨我们。可是如果我们对他们放任不管，那么移民们就会感到不安，生产也会停滞不前，时间一长恐怕会引发大乱啊。”
他甚至开始反思刘混康的“分类法”是否过于简单粗暴，那些被判定为“兽人”乃至“禽兽不如”的个体，其心中的怨毒与破坏欲，在高压下竟能滋生出如此诡异难缠的形态。
总督府内，气氛凝重。窗外海东的夜色，似乎比以往更加深沉，仿佛有无数双充满恶意的眼睛，在黑暗中窥视着这片被强行改造的土地。宋江握紧了拳头，骨节发白，他知道，一场不同于战场拼杀、更加阴险、更加漫长的暗战，已经悄然开幕。如何斩断这由怨恨与绝望滋养出的邪教触手，成为摆在两位梁山魁首面前，比攻克坚城、推行新政更为棘手的难题。海东的统治，正面临着来自阴影深处的严峻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