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课堂，和蔼教授将带领叶寒、秦易、许黑、蒋尘、周游五位同学，从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视角，拆解“英美特殊论”的本质。我们会通过对比英美与其他国家在法律、政治、商业领域的差异，结合法国大革命与美国独立运动的历史案例，探寻英美治理模式背后的经验主义逻辑，同时思考这种“特殊性”是否真的不可复制，以及对个人认知的启发。
上课铃刚落，和蔼教授便拿着一份世界地图走进教室，手指在英美两国的位置轻轻一点：“同学们，之前我们聊过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对学术界的影响，今天我们把视角拉大——这两派思想，其实塑造了不同国家的治理逻辑，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英美特殊论’。大家先说说，提到英国和美国，你们觉得它们有哪些‘特殊’的地方？”
秦易率先举手：“教授，我知道美国用的单位和别的国家不一样，比如温度用华氏度，长度用英尺，每次看美国电影里说‘身高6英尺’，我都得换算半天，感觉特别麻烦。”
许黑跟着补充：“还有法律！我之前看新闻，说美国没有统一的民法典，每个州的法律还不一样，甚至有那种‘没关好卧室门窗就不能打呼噜’的奇葩规定，这在其他国家好像很少见。”
和蔼教授笑着点头：“你们说的都是很直观的现象，但这些‘特殊’背后，藏着更深层的逻辑。‘英美特殊论’这个概念，最早是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提出来的，他原本只讨论美国的特殊性，后来被学界扩展到英国。核心问题是：为什么英美那套经验，其他国家学起来总觉得‘水土不服’？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先从两种思想对‘制度构建’的不同理解说起。”
叶寒好奇地追问：“教授，难道英美的‘特殊’和经验主义有关？”
“完全正确。”和蔼教授走到黑板前，写下“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两个词，“我们先从历史事件入手——18世纪末，大西洋两岸有两场影响深远的革命：美国独立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同样是追求新政权，结果却天差地别，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蒋尘皱着眉思考：“我记得历史课上说，美国独立后很快就稳定了，除了南北战争没什么大动荡；但法国大革命后乱了几十年，直到近百年后共和政体才确立。这和思想流派有关吗？”
“关系极大。”教授解释道，“美国的国父们，比如富兰克林、杰斐逊、麦迪逊，都是经验主义的信奉者，他们深受洛克、休谟的影响。面对‘如何建一个新国家’这个问题，他们没有想‘设计一个完美制度’，而是‘英国人怎么做，我们就先照着做’。美国宪法其实是麦迪逊的‘弗吉尼亚提案’和谢尔曼的‘康涅狄格提案’妥协的结果，签字时连富兰克林都不确定这宪法能维持多久。可结果呢？两百多年来，除了增加十条‘人权法案’，宪法几乎没动过。”
周游惊讶地张大嘴：“连宪法都靠‘妥协’和‘经验’？那英国呢？”
“英国更极端，它至今都没有一部正式的宪法。”教授继续说，“但法国大革命完全不同。法国的启蒙思想家，比如伏尔泰、狄德罗，还有编写《百科全书》的达朗贝尔，都是理性主义者——达朗贝尔本身就是数学家，深受笛卡尔、牛顿的影响。他们相信，靠人类的理性能‘设计’出一个完美的社会，为此甚至愿意抛弃所有传统。可结果呢？革命者喊着‘理性’的口号，却做出了很多极端的事，直到拿破仑恢复部分传统、路易十八再补充，法国才慢慢稳定。”
许黑若有所思：“这么说，美国是‘靠经验慢慢试’，法国是‘靠理性强行建’，所以前者更稳定？”
“可以这么理解。”教授点头，“理性主义设计制度，短期效果可能很显眼——比如快速建立一套完整的法律体系，但时间一长，就会暴露很多没考虑到的问题；而经验主义是‘走一步看一步’，短期可能显得‘不完美’，但能通过不断积累经验调整，长远反而更稳固。这一点，在法律体系上体现得最明显。”
教授转身在黑板上写下“普通法（判例法）”和“大陆法（法典法）”：“英美用的是普通法，核心不是法条，而是历史上的判例。我刚到美国时，不确定一件事能不能做，同学就说‘查州法’——这背后有两个逻辑：第一，没有统一的联邦法律，各州可以根据经验调整；第二，遇到新问题，先看过去有没有类似的案子，照着判例来就行。比如马萨诸塞州‘关窗才能打呼噜’的规定，就是因为有人曾因为邻居没关窗打呼噜起诉，法院判了之后就成了判例。”
秦易疑惑地问：“那遇到没先例的新问题怎么办？比如现在的互联网诈骗，以前没有判例啊。”
“这就是普通法的灵活之处——靠陪审团。”教授解释道，“陪审团的判定依据不是复杂的法条，而是生活经验和常识。比如美国判上市公司财务造假很重，最早就没有专门法律，是陪审团觉得‘考试作弊要受罚，股市作弊也该罚’，靠常识定了罪，后来才慢慢形成规则。反观大陆法，比如法国的《拿破仑法典》，被称赞‘充满理性光辉’，但对法官要求极高——每条法律都像数学公式，怎么解释、怎么应用，全看法官的水平。商业创新比法律制定快，遇到新纠纷，大陆法很容易‘无法可依’，但普通法靠陪审团的经验就能解决。”
叶寒联想到商业领域：“教授，这是不是也影响了英美和其他国家的商业环境？比如美国股市，我听说公司数量少了一半，但规模翻了好几倍。”
“没错。”教授肯定道，“美国股市1996年有8000多家公司，现在只剩4000多家，但规模从不到10万亿涨到40万亿。核心原因就是普通法的监管——即使没有针对性法律，陪审团也能靠常识判断‘什么是错的’，比如财务造假、内幕交易，不会因为‘没法条’就放过。这种稳定的预期，让投资者更愿意投入。而大陆法国家，遇到新的商业问题，往往要等法律修订，这就容易错过时机，甚至出现‘钻法律空子’的情况。”
蒋尘突然问：“教授，英美能靠经验主义成功，是不是也有客观条件？比如地理位置？”
“你问到了关键。”教授走到地图前，“英美都是孤悬海外的国家，近代几乎没被外来入侵过，这就给了它们‘慢慢试错’的时间。同时，它们又是贸易大国，不会因为地理孤立就封闭，能不断吸收外界经验。比如英国的议会制度，就是几百年和国王斗争、不断妥协出来的；美国的联邦制，也是各州磨合的结果。如果一个国家经常面临战乱，根本没机会积累经验，自然没法学英美的模式。”
课程接近尾声，教授开始总结：“今天我们聊的‘英美特殊论’，本质不是‘英美天生特殊’，而是它们选择了经验主义的治理逻辑——不追求‘完美设计’，而是靠经验积累和灵活调整。这种模式的优点是长远稳定，缺点是短期见效慢，而且需要‘安全的试错环境’和‘开放的经验来源’。反过来，理性主义的治理模式，优点是短期高效，缺点是容易僵化，需要不断修补。”
“最后，我想把这个话题延伸到个人。”教授看着同学们，“经验主义管用的前提，是‘多积累、不封闭’。就像英美如果闭关锁国，再怎么试也没用。对我们来说，想要形成更全面的认知，就得多接触不同的人和事，不要总用‘固定思维’去判断——比如觉得‘只有一种正确的生活方式’‘只有一种有效的学习方法’，这其实就是理性主义的‘教条化’，反而会限制自己。”
教授放下粉笔，抛出最后的思考题：“我们今天分析了英美靠经验主义实现稳定治理，但如果一个国家面临‘必须快速解决的危机’，比如自然灾害后的重建、突发的经济危机，这时是该优先用经验主义‘慢慢调整’，还是用理性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为什么？”
“大家可以课后好好思考，下次上课我们分组讨论。觉得今天的内容有启发的同学，别忘了点赞支持，也可以在评论区催更——下节课我们会聊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对个人决策的影响，比如‘该靠经验选专业，还是靠理性分析行业前景’，不见不散！”
课堂内容总结:
该课堂以“英美特殊论”为核心，由和蔼教授带领叶寒、秦易等五位同学，从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思想视角，拆解英美治理模式的特殊性及其底层逻辑。
首先，教授点明“英美特殊论”的起源——由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提出（最初指美国特殊性，后扩展至英国），并列举其直观表现：英美（尤其美国）仍使用英制单位，生活中需换算单位；法律体系为判例型的普通法（核心是历史判例而非法条，各州规定不同，甚至有“关窗才能打呼噜”的奇葩判例）；政治上实行联邦制与地方自治，英国无正式宪法、美国宪法两百多年仅增十条修正案；商业领域几乎无国企，且监管模式独特。
随后，教授通过对比18世纪末的美国独立运动与法国大革命，揭示思想对治理的影响：美国国父（富兰克林、杰斐逊等）是经验主义者，建国时无完美设计，宪法靠提案妥协而成，依托经验逐步调整，故独立后除南北战争外长期稳定；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狄德罗等）及革命者是理性主义者，追求用理性设计完美社会，抛弃传统，导致大革命后数十年动荡，近百年才确立共和政体。
接着，教授深入分析法律体系差异的影响：普通法靠判例和陪审团（依据生活常识判案，如无专门法律时，陪审团凭“作弊该罚”的常识严惩股市造假），灵活适配商业创新，助力美国股市（公司数从8000多家减至4000多家，规模从不足10万亿涨至40万亿）；而大陆法（如《拿破仑法典》）是理性设计的法典，对法官要求高，法律制定赶不上商业创新，易“无法可依”。
教授还指出，英美经验主义治理成功的客观条件——地理上孤悬海外、无外来入侵，有试错时间；同时为贸易大国，能开放吸收经验，且重视海军保障安全。最后，教授总结：经验主义治理短期效果一般但长远稳定，理性主义短期高效却易僵化；并延伸至个人，强调需开放积累经验、避免思维教条，还抛出思考题：国家面临突发危机时，该优先用经验主义还是理性主义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