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的历史罪行与记忆建构研究——基于史料考证与当代叙事的双重维度
摘要
本文以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的历史罪行为研究对象，通过系统梳理黑龙江省档案馆特别移送档案、日本学者松村高夫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及电影《731》引发的社会讨论，构建起史料考证-记忆博弈-叙事伦理的三维分析框架。研究发现：七三一部队的人体实验与细菌战是日本军国主义体制下的国家犯罪，其犯罪机制深度嵌入天皇制、武士道精神等文化基因；战后美国对石井四郎等人的庇护及日本政府的刻意隐瞒，形成了长达七十余年的记忆遮蔽；而当代关于电影《731》的舆论争议，本质上是历史认知权的争夺。本文认为，历史研究需在档案实证的基础上，警惕任何形式的记忆篡改，通过多元叙事重构历史真相的认知坐标系。
关键词：第七三一部队；细菌战；人体实验；历史记忆；叙事伦理
引言：作为历史场域的记忆之争
2025年6月，一部以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为题材的电影《731》在网络引发热议，其预映时间的调整与血腥画面的争议背后，折射出历史认知领域长期存在的复杂博弈。这种争议并非偶然——从日本学者松村高夫在《疫苗开发与战争犯罪》中揭露的用人体实验数据换取免罪协议的史实，到黑龙江省档案馆公布的1549名被实验者详细档案，七三一部队的罪行早已超越单纯的历史事件，成为检验民族记忆纯度与历史认知能力的重要场域。
作为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期间建立的最大细菌战基地，七三一部队的历史研究面临三重困境：一是日本政府长期刻意隐瞒导致的史料散佚，二是战后美国出于冷战需要对战犯的庇护所造成的叙事断裂，三是当代社会娱乐化倾向对历史记忆的消解。本文试图通过三个维度突破这些困境：首先，以特别移送档案为核心进行史料考证，还原细菌战体系的运作机制；其次，结合日本学者的最新研究，剖析军国主义体制下的犯罪伦理；最后，通过电影《731》引发的舆论讨论，探讨历史叙事的当代价值。这种将档案实证、理论分析与现实观照相结合的研究路径，既符合历史学科的学术规范，也回应了铭记历史的时代要求。
一、史料考证：七三一部队罪行的档案学重构
（一）特别移送档案的发现与价值
1997-1998年间，黑龙江省档案馆发现的特别移送档案成为七三一部队研究的里程碑事件。这批档案明确记录了1549名被实验者的姓名、年龄、国籍及抓捕信息，其中大部分为中国公民，也包括苏联、朝鲜、蒙古等国的受害者。档案中特别移送这一术语的频繁出现，揭示了日军宪兵队与七三一部队之间的罪恶协作机制——所谓特别移送，实为将战俘和平民非法移送至731部队充当马路大（日语，指活体实验材料）的犯罪流程。
档案记载显示，1938年至1945年间，仅通过特别移送进入七三一部队的受害者就达3000人以上，而实际被实验人数远高于此。这些档案以极其冷静的行政文书风格记录着抓捕、审讯、移送的全过程，甚至包括受害者的思想动态报告，这种官僚化的罪恶书写恰恰成为国家犯罪的铁证。例如1941年12月的一份移送记录中，宪兵队将一名32岁的中国男性描述为具有反日思想，随即以特别移送第56号的名义送往731部队，其最终结局必然是在人体实验中被杀害。
（二）实验体系的专业化与制度化
七三一部队的犯罪机制呈现出高度专业化的特征。根据日本学者松村高夫的研究，该部队在研制疫苗过程中，通过活体实验迅速超越了东京大学传染病研究所的水平。这种学术突破的背后，是系统化的人体实验体系：部队下设8个专业部，其中第一部负责细菌实验，第四部负责生产细菌武器，而马路大的管理与实验则由特别班专门负责。
实验内容包括细菌感染、冷冻解冻、气压变化、活体解剖等数十种，均以科学研究为名进行。例如在冻伤实验中，受害者被强迫在零下30度的室外暴露双手，然后由军医用棍棒敲打直至手指脱落，以此研究冻伤治疗方法；在活体解剖实验中，为确保数据的科学性，受害者甚至不被允许使用麻醉剂。这些实验记录被整理成8000余页的研究报告，成为七三一部队学术成果的核心。
（三）国家犯罪的制度性支撑
维普期刊的研究指出，七三一部队的设立得到了日本参谋本部、陆军省、关东军和陆军军医医院的系统支持，甚至裕仁天皇也是知情者和支持者。这种自上而下的支持使细菌战超越了单纯的军事行为，成为国家战略的一部分。1940年，日军大本营正式批准七三一部队进行野外细菌战实验，1941年又将其升格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以掩盖其真实用途。
更值得注意的是，七三一部队的犯罪伦理深深植根于日本军国主义文化。天皇体制下的国家至上观念、武士道精神中的牺牲美学以及耻感文化中的道德相对主义，共同构成了犯罪的文化土壤。正如研究指出的，细菌战是极端民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表现，其本质是反人类的。这种将特定民族视为优等种族、将其他民族视为实验材料的思维，正是七三一部队罪行的思想根源。
二、记忆博弈：战后七三一部队的叙事遮蔽与突破
（一）美国的庇护与记忆断裂
1945年日本投降后，七三一部队长石井四郎等人与美国占领当局达成秘密协议，将8000余页人体实验数据交给美国，以换取战犯免于审判。这一交易导致七三一部队的主要负责人均未受到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其中石井四郎甚至在美国的庇护下继续从事医学研究，直至1959年自然死亡。
美国的这一行为不仅破坏了战后正义的实现，更造成了七三一部队历史记忆的断裂。由于主要战犯未被追责，日本社会对该部队的认知长期处于模糊状态。直至1980年代，随着日本学者森村诚一《恶魔的饱食》一书的出版，七三一部队的罪行才在日本国内引起广泛关注，但此时距离战争结束已近四十年，记忆的代际传递出现严重断层。
（二）日本政府的刻意隐瞒
战后日本政府对七三一部队的罪行采取了刻意隐瞒的态度。在教科书编写中，涉及该部队的内容被大幅删改甚至完全删除，导致日本年轻一代对这段历史缺乏基本认知。松村高夫教授坦言，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731部队的相关历史能够载入日本历史教科书，这一朴素愿望恰恰反映了记忆建构的艰难性。
更严重的是，日本国内存在一股否定历史的逆流，他们质疑特别移送档案的真实性，声称人体实验是战时必要的医学研究。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言论得到部分政治势力的支持，形成了对历史真相的系统性遮蔽。例如2024年网络上出现的所谓电影《731》影响中日友好的言论，本质上是这种记忆遮蔽的当代延续，其逻辑谬误在于将加害者的罪行与受害者的记忆对立起来，企图用的名义消解历史的真实性。
（三）跨国记忆共同体的形成
尽管面临重重阻碍，七三一部队的历史记忆仍在通过多种渠道得以建构。首先是受害者证言的收集与整理，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等机构已累计采访幸存者及受害者家属300余人，形成了丰富的口述史资料。其次是跨国学术合作，中、日、韩等国学者建立了东亚历史记忆网络，共同推进七三一部队的研究，松村高夫等日本学者的努力尤为重要。
再次是档案的跨国公开，除中国发现的特别移送档案外，俄罗斯档案馆也公布了一批苏联红军俘获七三一部队成员的审讯记录，这些资料与中国档案相互印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最后是纪念场所的建构，哈尔滨731部队遗址博物馆每年接待数十万参观者，成为历史记忆的重要物质载体。
三、叙事伦理：电影《731》引发的历史再现讨论
（一）舆论争议的本质：历史认知权的争夺
2024-2025年间，电影《731》的宣传引发网络热议，部分言论以画面血腥影响友好为由要求下架该片，这种争议本质上是历史认知权的争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言论大多在影片内容未公开的情况下发表，其逻辑前提存在明显漏洞——如果没有看过影片，何以判断其血腥恐怖？这种先入为主的指责背后，反映的是对历史真相的回避态度。
更值得警惕的是，此类言论往往将历史叙事与现实政治简单挂钩，认为揭露历史罪行会影响中日友好。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将加害者与受害者的关系颠倒，仿佛受害者记住伤痛是一种不友好的行为。事实上，真正的友好建立在历史认知的基础上，正如德国对纳粹罪行的深刻反思为战后和解奠定了基础，日本只有正视七三一部队的罪行，才能建立健康的中日关系。
（二）历史叙事的伦理边界
电影作为大众文化形式，在再现历史时确实需要考虑叙事伦理。对于七三一部队这样的敏感题材，如何在揭示真相与避免过度渲染暴力之间取得平衡，是创作者必须面对的问题。但这种伦理考量不应成为遮蔽历史的借口，正如南京大屠杀题材的电影从未因而被要求下架，七三一部队的历史同样需要被真实呈现。
叙事伦理的核心在于是否基于历史事实。从目前披露的信息看，电影《731》的创作团队查阅了大量档案资料，并走访了受害者家属，其叙事基础具有可靠性。而所谓影响友好的担忧，则混淆了历史认知与现实外交的界限——历史研究与文艺创作的首要任务是揭示真相，而非服务于某种现实功利目的。
（三）记忆建构的多元路径
电影《731》的争议恰恰说明，历史记忆的建构需要多元路径。除了学术研究和档案整理，文艺创作也是传播历史认知的重要方式。通过电影、文学、戏剧等形式，七三一部队的历史可以超越学术圈，进入大众认知领域。当然，不同的叙事形式应有不同的侧重：学术研究强调史料实证，文艺创作注重情感共鸣，但两者的目标是一致的，即还原历史真相。
在新媒体时代，记忆建构还需要借助短视频、社交媒体等新载体。例如抖音平台上关于731部队的史料分享视频，通过碎片化传播扩大了历史认知的覆盖面。但同时也需注意，新媒体传播容易导致历史的娱乐化和碎片化，因此需要专业研究者的引导，确保传播内容的准确性。
结论：作为方法论的历史记忆
七三一部队的历史研究不仅是对过去的追溯，更是对现实的反思和对未来的警示。从特别移送档案中1549个具体的姓名，到日本学者揭示的疫苗犯罪细节，再到电影《731》引发的舆论争议，这段历史的研究过程本身就构成了一部微观的记忆政治史。
本文的研究表明，七三一部队的罪行是日本军国主义体制的产物，其犯罪机制具有系统性、专业化的特征；战后美国的庇护和日本政府的隐瞒造成了记忆遮蔽，但通过跨国学术合作和档案公开，历史真相正在逐步还原；当代关于历史叙事的争议，本质上是历史认知权的争夺，需要在史料实证的基础上，构建多元的记忆传播路径。
作为历史系的研究，本文的价值不仅在于考证具体史实，更在于提供一种历史记忆的方法论——即如何在档案实证的基础上，结合当代社会的记忆实践，构建既符合学术规范又回应现实需求的历史认知体系。在这个意义上，对七三一部队的研究超越了单纯的历史学科，成为理解现代性暴力、民族记忆与历史伦理的重要切入点。
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防止悲剧重演。当黑龙江省档案馆的特别移送档案与电影《731》的镜头在时空中相遇，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过去的罪恶，更是当代人对历史真相的执着追求。这种追求本身，就是对七三一部队受害者最好的告慰，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