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日的晨雾如纱帐般轻薄，却无法遮掩贡院内那股沉重的紧张气息。苏明远在狭小的号舍中醒来，身体的酸痛提醒着他昨夜在木板上度过的漫长时光。但真正让他不安的，并非肉体的疲惫，而是内心深处那种微妙的变化——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悄然生长，又有什么东西在无声消散。
胥吏分发早餐的声音在院中回响，依旧是那碗稀薄的米粥，依旧是那几片萝卜叶子。但苏明远却在这简陋的食物中品出了某种仪式感，某种属于这个时代、这个制度的独特韵味。他开始明白，科举不仅是知识的考核，更是一种精神的洗礼，一个将不同背景的读书人塑造成统一模式的庞大机器。
今日考策论，隔壁传来那熟悉的声音，兄台可有把握？
苏明远放下瓷碗，轻声回应：策论较之经义，或许更有发挥空间。
话虽如此，那声音中带着一丝忧虑，但策论最是考验见识。若论及时政，一个不慎，便可能触犯忌讳。若言论过于保守，又难以显现才华。这个度，实在难以把握。
这番话触及了苏明远内心深处的矛盾。在现代的学术环境中，他习惯了自由的思辨，习惯了对政治问题的深入分析。但在这里，政治敏感性比学术深度更为重要。一篇再精彩的策论，若是触犯了某些不可言说的底线，也只能换来灭顶之灾。
收卷的钟声响起，第二场考试正式开始。胥吏分发试卷时，苏明远的心跳不由得加快了几分。这不仅是因为紧张，更是因为某种期待——他渴望在策论中展现自己的政治见解，同时又担心这种展现会暴露太多来自另一个时空的痕迹。
试卷展开，题目映入眼帘：
当今天下，外有强敌窥伺，内有冗官冗费，朝廷财政日益艰难。有司建议开源节流，或增赋税，或减官员，或兴商贸，或抑豪强。试论其得失，并提治理之策。
看到这道题目，苏明远的心情复杂得难以言喻。这正是北宋初年面临的核心问题——财政危机。在那个遥远的现代，他曾经从经济史的角度深入研究过这个问题，对其背后的结构性矛盾有着深刻的理解。
但现在，他需要以一个古代考生的身份来回答这个问题。他不能展现出超越时代的预见性，不能使用现代经济学的概念，更不能暴露对历史发展趋势的了解。他必须在当时的知识框架内，提出既有见地又不失稳妥的建议。
苏明远凝视着题目，脑海中浮现出两套截然不同的分析思路。一套来自现代的经济学理论——从财政收支结构、税收制度效率、官僚体制成本等角度进行系统分析。另一套则是古代士大夫的传统思维——从德政仁治、节俭爱民、选贤任能等儒家理念出发。
这两套思路就像两股暗流在他心中交汇、碰撞、融合。最终，他找到了一个微妙的平衡点——用古代的语言包装现代的见解，在传统的框架内展现超前的洞察。
他提笔写道：
臣闻治国之道，在于开源节流，然开源节流之本，在于顺天时、察民情、明政体。当今财政之困，表面观之，似乎在于入不敷出；深层察之，实乃政事失调之征也。
这个开头既点明了问题的本质，又暗示了自己的分析将超越表面现象。苏明远继续写道：
夫增赋税者，虽能一时充盈国库，然若不察民力，不顾时序，则竭泽而渔，民生凋敝，国本动摇。昔商纣王重赋于民，终致天下叛离；齐景公好聚敛，遂使齐国衰微。古之明君，皆知赋税之法在于量入为出，因时制宜。
在这段论述中，苏明远巧妙地融入了现代税收学中拉弗曲线的思想——过度征税会导致总税收的减少。但他用的是古代的语言和历史典故，完全符合当时的表达习惯。
写到这里，他停顿了片刻，内心涌起一种奇妙的感受。他发现自己正在做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情——将两个时空的智慧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现代的理性分析为他提供了深刻的洞察力，古代的文化传统为他提供了恰当的表达方式。
但这种融合的过程，也是一个微妙的转变过程。当他习惯了用古代的概念思考现代的问题时，这些现代的见解是否还保持着原有的锐利？当他学会了在传统的框架内表达创新的思想时，这种创新是否还具有颠覆性的力量？
这些问题在他脑海中一闪而过，但很快就被答题的紧迫感所压制。他继续写道：
至于减官员者，亦当审慎。夫冗官之患，不在于官多，而在于官不得其人，事不得其理。若徒减其数而不择其质，则政务废弛，民生无依。不如选贤任能，量才录用，使一官能抵三官之用，一事能解众事之忧。
这段论述体现了现代管理学中效率优于规模的思想，但表达方式完全古典化了。苏明远意识到，自己正在不知不觉中掌握一种独特的能力——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自由切换，在不同的知识体系中灵活穿梭。
论及商贸时，他写道：
兴商贸者，实为开源之良策。然商贸之兴，非仅在于减税免役，更在于政治清明，法制健全。商贾之所以不敢大兴，非惧税重，而惧政乱。若能保商路之安全，立契约之信用，明货币之制度，则商贸自兴，税收自增，无需强求也。
这段分析融入了现代经济学中关于制度环境对经济发展重要性的认识，但用的是古代政治哲学的表达方式。苏明远越写越感到一种畅快淋漓的感觉，仿佛找到了一种完美的表达方式。
但在这种畅快之中，也隐藏着某种不安。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对古代政治话语的运用已经如此熟练，以至于几乎不需要思考就能写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文章。这种熟练是好事，还是某种失去的标志？
论及抑豪强时，他的笔锋更加犀利：
抑豪强者，乃治本之策。夫豪强之患，不仅在于其财富之多，更在于其对政治之影响。豪强与官吏勾结，则政令不行；豪强与商贾串通，则市场失序；豪强与民众对立，则社会不稳。故抑豪强之法，当从制度入手，非仅从财产着眼。
这段论述涉及了现代政治经济学中关于利益集团对政治过程影响的理论，但表达得既深刻又不失谨慎。苏明远知道，这种对豪强的批判在当时是相对安全的，因为符合儒家传统的社会理想。
写完对各种措施的分析后，苏明远开始提出自己的综合性建议：
臣以为，治财政之困，当以改革政制为根本，以发展生产为基础，以调节分配为手段。具体而言，当简化政务流程，提高行政效率；当鼓励农工商业，增加社会财富；当建立公平的税收制度，合理分担国家负担。
这个综合性的建议体现了现代公共政策学的系统思维，但表达方式完全符合古代政论文的传统。苏明远发现，自己已经能够在两种思维方式之间自由切换，如同双语者在不同语言之间的自然转换。
但这种能力的获得，代价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