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人们，当沐天波在滇西苦苦支撑、沙定洲在昆明志得意满之时，决定云南乃至整个南明最后命运的一股强大力量，正从贵州方向悄然逼近。”朱迪钠的声音带着山雨欲来的紧张感，天幕地图上，一支庞大的、标记着“大西军”的箭头，正从贵州西部快速移向云南东部。
“这就是张献忠死后留下的主力——大西军余部。在张献忠于西充凤凰山被清军射杀后，他麾下最重要的四位将领：平东王孙可望、安西王李定国、抚南王刘文秀、定北王艾能奇（史称‘四将军’或‘四王’），率领数万（可能实际战兵不到一万）军民，向南方转移。”天幕展示四人的画像，皆面容精悍，带着久经战阵的沧桑与锐气。
“他们最初的目标是富庶的湖南，但在与南明军队及清军的交锋中受挫。生存，成了这支失去领袖、前路茫茫的流寇集团最紧迫的问题。”朱迪钠分析道，“云贵高原，地广人稀，地形复杂，中原势力鞭长莫及，成了他们眼中绝佳的休整和发展之地。而此刻云南正陷入沙定洲之乱，沐府倾覆，秩序真空——这简直是天赐良机！”
“但是，以‘流寇’、‘反贼’的身份直接入侵云南，势必遭到所有明朝残余力量和当地土司的激烈抵抗。孙可望等人展现出了高超的政治手腕。”画面显示大西军高层会议的抽象场景。
“他们打出了一面极具迷惑性和号召力的旗帜：‘共扶明室，恢复旧疆’、‘讨逆（沙定洲）救黔国公’！”朱迪钠解释道，“他们将沙定洲定位为背叛明朝、戕害勋臣的‘逆贼’，而将自己包装成前来拯救黔国公沐天波、帮助明朝平定叛乱、恢复秩序的‘义师’。”
“这一招高明至极。”“政治化妆师”弹幕评论，“瞬间将入侵行为正义化、合法化。许多不明真相、或痛恨沙定洲的云南明朝官绅和土司，甚至对这支‘前来勤王’的军队抱有一丝期待。而处于绝境中的沐天波，闻听有‘大军’前来救援，即便心存疑虑，也如同抓住了救命稻草。”
“大西军兵分两路，以李定国、刘文秀为前锋，迅速进入云南。沙定洲的乌合之众在百战余生的老营兵面前不堪一击。沙定洲很快败逃，最终被擒杀。”天幕上展现大西军摧枯拉朽的战斗画面，以及沙定洲覆灭的场景。
“随后，孙可望率领主力进入昆明。‘拯救者’的姿态很快褪去，露出掌控者的真容。”朱迪钠语气转冷，“他们‘礼遇’并接回了流亡的沐天波，重新将他安置在黔国公府（当然已是残破的府邸）。但所有人都明白，沐天波和他头上那顶‘黔国公’的帽子，已经成为大西军合法统治云南、号令各方最有效的道具。”
“沐天波，这位末代黔国公，从此彻底沦为傀儡。”画面中，沐天波出席各种典礼，签署文书，但身旁总是跟随着大西军的将领或文吏，眼神空洞而压抑。“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必须符合孙可望等人的意志。沐氏三百年积累的威望和人脉，被大西军尽情利用，来安抚地方，征收粮饷。沐天波本人，则像一件被供起来的神主牌，荣耀依旧，实权全无。”
“在控制云南全境并逐步渗透贵州后，大西军领导层（尤其是主导的孙可望）展现出了与其‘流寇’出身不符的、惊人的治国能力。”朱迪钠话锋一转，天幕上出现一系列景象：清理田亩，登记人口，兴修水利，鼓励耕作，开科取士（虽不规范），整顿军纪，开采矿藏（如铜、银）。
“孙可望等人推行了一系列务实的新政，迅速将战乱后的云贵建设成为一个秩序井然、财力军力都得到恢复的稳固根据地。他们建立了一套相对有效的行政和军事体系，这个政权，表面上仍尊奉永历年号，但实质上已经是一个由大西军余部主导的、半独立的新兴割据政权。”
“网友‘政权变形记’感叹：‘从横扫北方的流寇，到割据西南的务实统治者，大西军余部的转型堪称明末奇迹。他们在云贵搞的建设，比大多数南明政权都高效。可惜，他们的核心矛盾并未解决。’”
“这个新兴政权的核心领导层，并非铁板一块。”朱迪钠将画面聚焦于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艾早逝）四人之间微妙的关系。“随着地位稳固，权力和路线分歧开始浮现。”
“孙可望作为大哥和主要决策者，权力欲极强，野心勃勃。他满足于做云贵的实际主宰，对反清复明的热情远不如对巩固自身权力和地盘的关注。他甚至私自铸造“兴朝通宝”钱币，设立六部，出行用天子仪仗，称“国主”，其僭越之心，日渐显露。”
“而李定国则不同。”天幕特写李定国坚毅的面容，“他深受儒家忠义思想影响，对明朝抱有复杂但逐渐转向认同的情感。他始终坚持‘联合明室、共同抗清’的政治路线，并且渴望率领大军东出，与清军决战，恢复汉家山河。他的理想主义与军事才能，使他赢得了部下和许多明朝遗臣的好感，但也与孙可望的保守和野心产生了尖锐矛盾。”
“刘文秀则相对温和，试图在孙、李之间调和，但更倾向于李定国的抗清主张。四兄弟昔日同生共死的情谊，在权力和理念的冲刷下，日益淡薄，猜忌和摩擦不断。”
“这种内部的不和，为后来的一系列悲剧埋下了伏笔。”“祸起萧墙预告”弹幕飘过。
“就在大西军内部暗流涌动之际，在广西、贵州边境颠沛流离、朝不保夕的永历皇帝朱由榔，终于被大西军‘找到’了。”朱迪钠描述着那个历史性（或者说讽刺性）的时刻。
“永历朝廷的生存空间被清军不断压缩，走投无路。而控制了云贵的大西军，是他们唯一可能投靠的、拥有相当实力的‘明军’（至少名义上）。孙可望等人也需要永历这面更‘正统’的旗帜来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合法性，压服内部和外部异议。”
“于是，在永历六年（顺治九年，1652年），经过一番交涉（实为孙可望主导），永历皇帝及其残存的朝廷班子，被‘迎接’到了大西军控制下的贵州，随后又被接到云南昆明。”
“永历帝或许一度以为找到了真正的庇护所，可以重振朝纲。”天幕显示永历车驾进入昆明的场面，颇为隆重。“但他很快就发现自己错了。孙可望根本不允许这个正统皇帝留在昆明这个权力中心。仅仅两个月后，孙可望就以‘贵阳为前线重镇，需陛下坐镇鼓舞士气’为名（实为隔离控制），将永历帝及其小朝廷迁往贵州西南偏僻的小城——安龙府（今安龙县）。”
“在安龙，永历帝被严密‘保护’起来。孙可望派心腹将领看守，朝廷官员的任免、政令的出入，甚至皇帝的生活用度，都需经孙可望同意。永历帝完全成了一个高级囚徒、橡皮图章。”画面中，安龙的行宫简陋而戒备森严，永历帝面容憔悴，活动范围有限。
“至此，一个南明史上空前绝后的奇特政权结构形成了。”朱迪钠总结道，天幕上出现一个三层金字塔的示意图。
“最顶层，名义上的象征：永历皇帝。”图标是虚化的龙椅和年号。“他拥有至高无上的名分，是‘天子’，但被软禁在安龙，政令不出行宫。”
“中间层，法统的装饰：黔国公沐天波与少数南明旧臣。”图标是沐王府的牌匾和几个文官。“沐天波以其三百年镇滇的威望，为大西军政权披上‘忠臣护国’的外衣，负责礼仪、联络土司等门面工作。少数随永历而来的旧臣，点缀朝廷，但无实权。”
“最底层，真正的权力核心：以孙可望为首的大西军领导集团及其军政体系。”图标是坚盾、利剑和钱袋。“他们掌握着所有的军队、土地、财政和实际行政权力。他们决定了这个政权的所有重大决策，无论是内政建设，还是对外（主要是对清）的战略。”
“这个政权，表面上是明朝的延续，实质上是张献忠大西政权的蜕变与借壳重生。”朱迪钠的声音充满历史的荒诞感，“曾经誓要推翻明朝的起义军领袖的继承者们，如今成了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和最有威望勋臣的‘保护者’与操控者。而被保护的皇帝和勋臣，则成了确保他们权力合法性的、最华丽也最悲哀的囚徒。”
“永历帝和沐天波，共享着一种新型的、在末世藩镇强权下的‘囚徒式生存’。他们的生死荣辱，不再取决于敌国或天道，而是完全系于昔日的‘反贼’之手。这，或许可以算作大明皇室与顶级勋贵另一种残酷的‘死法’——在活着的时候，就已丧失了所有的尊严与自主，成为权力博弈中最精致也最无奈的傀儡。”
天幕在安龙行宫的孤寂景象与昆明孙可望“国主”府邸的森严气象对比中暗下。洪武朝，沐英已不忍再看，低头沉默。蓝玉则咂咂嘴，对沐英低语：“瞧见没？你家那小子，和皇帝一起，被那帮泥腿子出身的给圈养起来了。这他娘的……算什么事儿！”语气中充满了复杂的情绪，有对沐家遭遇的同情，有对武人掌权本质的洞察，也有一丝难以言喻的感慨。
朱元璋长长地、无声地叹了口气。他看到了忠臣后裔的无奈，看到了末世君王的凄惨，更看到了一种超越君臣名分、纯粹由实力决定的残酷权力规则。这三百年沐府与最后皇权的奇异结合与共同沦陷，让他对“江山”二字，有了更冰冷、也更清醒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