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的僵局与朝堂的暗流，并未打乱西苑自身的发展节奏。
相反，外界的压力更让朱厚照意识到，夯实基础、培养新人的极端重要性。
而在这一过程中，一个看似微小却影响深远的变革，正在王良的数据核算室内悄然发生。
这日，朱厚照循例来到核算室，发现王良和前几次遇见的几个年轻书吏正对着一份新绘制的漕运成本对比图低声讨论，神情间似乎比往常更加专注，甚至带着一丝兴奋。他走近一看，发现图表上的标注出现了一些奇特而熟悉的符号——1, 2, 3, 4... 9, 0。
阿拉伯数字！
朱厚照心中一动，这是他之前在与王良探讨数据记录如何更简便、计算如何更快捷时，曾“偶然”提及的一种“泰西番邦所用计数符号”，当时只是随口一提，并未深究，没想到王良竟然记在心里，并且开始尝试使用了！
“陛下！”王良见皇帝注意到图表上的新符号，连忙起身，脸上带着一种实验成功的喜悦与一丝忐忑，“臣冒昧，尝试使用了陛下前番提及的番邦数字来记录和计算，发现…发现其果真便捷异常！尤其在进行多位数加减乘除，以及制作此类对比图表时，书写迅捷，占位小巧，更不易混淆！”
他拿起一张草稿纸，向皇帝演示：“譬如，记录‘一万三千五百六十七石’，用汉字需书写五字，且笔画繁多。若用此番数字，只需写作
，仅占五个字符位，清晰明了。计算时更是便利，定位明确，不易出错。臣初步核算去岁漕运总耗，用旧法需两日，用此新数辅以陛下所教的列竖式演算，竟半日即成，且结果更为精准！”
王良越说越激动，他作为一个终日与数字打交道的人，最能体会到这种新符号带来的效率革命。
那几个年轻书吏也在一旁连连点头，他们刚开始学习，虽觉新奇，但也已感受到其便利。
朱厚照看着纸上那些熟悉的数字，心中感慨万千。
这看似简单的十个符号，其背后是数学书写和计算效率的飞跃。
在他来的那个时代，这是小学生都知道的常识，但在此刻的大明，却无异于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此法…确实便捷。”朱厚照压下心中的波澜，尽量用平和的语气肯定道，“此符号源于天竺，经大食（阿拉伯）商人传至泰西，故可称之为‘天竺数字’或‘算符’。其形虽简，然于理财、工程、测量诸般实务，大有裨益。”他顺势给这组数字安上了一个符合时代认知的、不那么“番邦”的来历。
“你既觉其利，可先在核算室内推行，令他们尽快熟练掌握。日后西苑所有数据记录、图表绘制，皆可优先采用此数。”朱厚照给予了正式认可，但又提醒道，“然，此乃新物，外界恐难骤接受。对外行文，尤其是奏报朝廷的正式文书，仍需以汉字数目为主，可同时附上以此新数核算的清晰底稿作为参照，以便核对，也让朝中诸公慢慢见识其便利。”
他采取了内外有别的策略，内部先行，对外渐进推广，这是减少阻力的稳妥之法。
王良大喜过望：“臣明白！定当谨慎行事，先在西苑内部纯熟运用！”
接下来的日子，西苑数据核算室仿佛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
王良开始系统地教习书吏们认识、书写和运用阿拉伯数字，以及朱厚照“偶然”提及的竖式加减乘除，朱厚照只提了一些思路，具体还是得由王良和书吏们自行摸索完善。
起初，习惯了汉字数字的书吏们也觉得别扭，但在实际运算和制表中切身感受到其效率后，很快便接受了这一新工具。
核算室内，噼啪的算盘声依旧，但纸上疾书的，已多是那些简洁的异域符号。
这一变化，很快带来了实质性的成果。当文贵从江南再次送来一批关于各地“浮收”情况的复杂数据时，王良团队运用新数字和改良后的计算方法，仅用数日便完成了过去需要十余天才能完成的汇总分析，并且将不同地区、不同项目的“浮收”比例、总额及其对民间的具体影响，以更清晰、更具对比性的图表形式呈现出来。
朱厚照看着这份条理分明、数据翔实的分析报告，心中大定。
他立刻让王良将核心部分整理出来，再次通过《京报·实务选编》，以“天竺算符”与汉字数目并列的形式刊发。
果然，这份充斥着 7.5%、12.8万石、对比柱状图 的报告一经刊出，再次在士林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这一次，震动不仅来自于数据本身揭示的问题，更来自于这种全新的、极具冲击力的表达方式！
“此…此为何种鬼画符？”许多初次接触的官员士子一头雾水。
“据闻乃泰西算法所用符号，名曰‘天竺数字’…”
“形虽怪，然与汉字数目并列，竟也能看懂七八分…且这图表，高低立判，一目了然！”
“王待诏（王良）在《京报》附文中言，用此符计算、制图，效率倍增，看来非虚！”
“若真如此，于户部、工部理财核账，确是利器！”
好奇、质疑、乃至排斥的声音依然存在，但一种新的可能性，已经随着这些简洁的符号和直观的图表，种在了许多有识之士的心中。
一些对算学感兴趣的年轻官员和国子监生，甚至开始私下打听、学习这种“天竺数字”。
反对者自然不会坐视。
很快，就有守旧官员上疏，痛斥“弃我华夏正统文字不用，而行番邦鬼符，乃舍本逐末，数典忘祖之举！”，“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面对这种上升到“道统”层面的攻击，朱厚照早有准备。
他没有直接反驳，而是让费宏在《京报》上刊登了一篇由王良署名、实则经他授意修改的文章《“天竺算符”源流考暨实用浅说》。
文章考据（当然是朱厚照提供的“考据”）了数字源于天竺，经由前朝与西域交流可能已间接传入的历史，强调其仅为“辅助计算之工具”，如同算盘一般，无关华夷之辨，核心在于实用与否。
文章还列举了其在复杂账目核算、工程预算、历法修订等方面的巨大便利。
同时，朱厚照私下召见了首辅刘健和几位阁臣，让他们亲自观看了王良用新旧两种方法进行同一复杂计算的现场演示。
当看到王良用新数字和竖式演算，速度快了数倍且结果精准，而用传统方法缓慢且易出错时，即便是最持重的刘健，也陷入了沉思。
“此物…确有其长。”刘健最终叹道，“若仅限于理财、工技等实务领域，用以提升效率，老臣以为…或可一试。”他松了口，这代表了朝中最主流保守力量的态度出现了微妙变化。
朱厚照知道，这第一步，算是迈出去了。阿拉伯数字的引入，看似小事，却是他系统性地将现代科学管理思维嵌入传统帝国肌体的一次成功尝试。
它带来的，不仅仅是计算效率的提升，更是一种思维方式潜移默化的改变。
而这一切，都将在未来更深刻的变革中，发挥出难以估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