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安府那份措辞含糊的回文，如同一盆冷水，浇在泰和县衙内外关注此事的人们心头。
支持清丈者心生忧虑，而刘家及其关联势力，则气焰复炽。
“县尊，府尊之意，已然明了。所谓‘徐徐图之’，便是要我等莫要操之过急啊。”
县丞再次来到二堂，语气中带着几分难以掩饰的“早知如此”。
吴永年面色不变，心中却冷笑。
他扬了扬手中那份来自通政司的密件回执，自然隐去了具体内容，淡淡道：“府尊有府尊的考量，本官有本官的职责。朝廷明令在此，清丈之事，一日不可废弛。”
他不再寄望于府衙的支持，决心依靠自己掌握的力量和周教谕的谋划，强行推开局面。
他首先做的，便是以“协助清丈、熟悉地方”为名，将那几个明显与刘家勾结、消极怠工的胥吏调离了核心岗位，换上了几名虽地位不高、但平日还算勤勉且与地方豪强瓜葛较少的书手，又从县学生员中挑选了几名家境贫寒、有意进取的年轻人临时充任文书。
同时，他亲自坐镇，开始审理几起由周教谕暗中引导而来的、涉及田产纠纷的“小讼”。
一桩是刘家旁支子弟状告主家侵占其名下田产，实为寄户田，另一桩是那小地主正式递状，要求确认被刘家“投献”田产的归属。
这两起案子，证据相对清晰，吴永年雷厉风行，迅速断结，明确产权，并当堂申饬了刘家派来听审的管家。
此举意义重大，如同在铁板一块的刘家势力上，撬开了两道缝隙。
消息迅速在泰和县传播开来，那些原本观望、甚至对清丈心存恐惧的小民和弱势宗族，看到知县老爷似乎真有魄力对抗刘家，并且能“主持公道”，心思便开始活络起来。
有人开始悄悄向县衙吏员打听清丈的具体章程，计算着自家若能按实有田亩纳税，负担是增是减。
刘文炳闻讯，又惊又怒。
他没想到吴永年如此强硬，更没想到族内竟然真有人敢“吃里扒外”。
他一方面动用家法严厉处置了那名旁支子弟，杀鸡儆猴；另一方面，加紧了与其他几家大户的串联。
这一日，以刘文炳为首，泰和县内张、王、李等数家颇有田产的士绅，联名向县衙呈递了一份“公禀”。
文中不再直言反对清丈，而是大谈“清丈扰民”、“胥吏借机勒索”、“恐伤农时”、“有碍地方和睦”，并暗示若强行推行，恐致“良民不安，刁民趁机作乱”，最后“恳请”县尊体恤下情，暂缓清丈，或另筹“万全之策”。
这份“公禀”，言辞看似恳切，实则暗藏机锋，将阻挠新政的责任推给“胥吏”和可能出现的“民变”，既站在了道德制高点，又隐含威胁。
吴永年看着这份散发着墨香的“公禀”，知道这是地方士绅联合施加的正式压力。
他若退缩，则前功尽弃；若强硬驳回，则等于公开与整个县的士绅阶层为敌。
他沉吟片刻，并未立刻批复，而是下令：“将这份‘公禀’，连同此前清丈受阻的详情，以及本官对此事的看法，一并再次急递府衙、藩臬二司！请上官明示！”
他这是要将矛盾公开化、上层化。
既然地方势力联合施压，他就把难题抛给更高的权力层级，看看朝廷推行新政的决心，到底有多大。
同时，他也秘密吩咐手下，将联名“公禀”的几家士绅，其可能存在的田产问题线索，也一并整理，通过特殊渠道送出。
泰和县衙内外，暗流汹涌。
吴永年如同走在钢丝上，一面要顶着来自地方既得利益集团的明枪暗箭，一面要小心翼翼地利用规则和有限的权力，艰难地推行着国家的意志。
他身边的支持者寥寥，更多的是冷眼旁观者和潜在的反对者。
而在这看似局限于泰和一县的博弈背后，更高级别的注视已然存在。
石文义派出的精干缇骑，已悄然潜入泰和，他们如同暗夜中的影子。
一方面暗中保护着吴永年的安全，另一方面，则开始利用专业手段，更深入地搜集刘家及其他士绅的不法证据，尤其是那些可能通往更高层面的线索。
皇权与绅权在基层的拉锯战，进入了最艰苦、也最关键的相持阶段。
吴永年每一个微小的胜利或挫折，都不仅仅关乎泰和一县的赋税，更关乎着新政能否真正穿透那层看似无形、却又无比坚韧的“乡土之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