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工坊区的第一缕窑烟升起，如同一个信号，标志着某种不可逆转的趋势正在江西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扎根。
资本的浪潮一旦找到缺口，便会以其固有的逻辑奔腾向前，冲刷着旧有的堤岸，塑造着新的地貌。
九江工坊区内，林记瓷窑。
高大的窑炉如同巨兽般吞吐着火焰，窑工们喊着号子，将一件件素坯送入炉膛。
东家林老板不再是最初那个仅凭胆识闯荡的海商，他换上了细布长衫，手指间沾着墨迹，正与从景德镇重金聘来的老窑工对着刚出窑的一批青花瓷盘仔细品评。
“釉色还是不稳，火候差一分，色就差一里。”
老窑工摇头。
“东家，咱们的泥料、画工都比不上官窑，要想在外洋卖上好价钱，就得在器型新颖、烧制稳定上下功夫。”
林老板蹙眉点头：“师傅说的是。我已托月港的伙计，带回了暹罗、琉球那边流行的几样器型图样。另外，隔壁‘兴业织坊’从松江府请来了老师傅，改进了织机，出的夏布又密又匀，听说第一批货已被文总督订下，要销往倭国。咱们也不能落后！”
竞争的压力和利润的驱动，迫使这些早期的实业家们开始关注技术改良、市场信息和产品质量。
一种不同于传统农耕社会的生产逻辑，在这里悄然萌芽。
工坊区内的其他行业，如造纸、漆器、茶叶精制，也都在类似的竞争与学习中，缓慢却坚定地提升着自身的工艺水平。
然而，阳光之下必有阴影。
工坊的兴起，在吸纳流民、带来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
工钱虽比种田稳定，但劳动强度极大，工作时间长，窑工、织工们往往在恶劣的环境下劳作，伤病频发。
一些工坊主为了压低成本，刻意克扣工钱、延长工时，引发了小规模的骚动和抗议。
消息传到吴永年耳中，他立刻意识到，若放任不管，这些新兴的工坊很可能成为新的民怨滋生地。
他召集幕僚，参照月港的一些规章，紧急制定了《工坊管理暂行条则》，对最低工钱、最长工时、工作环境安全等做出了初步规定，并授权“商贾自治会”参与监督调解。
“大人，此法是否过于严苛？恐吓阻商贾投资之心。”
有属官担忧。
吴永年摇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若任由工坊盘剥工匠，一旦激起民变，则万事皆休矣。此非阻商，实为护商，为工坊长久计！”
在皇帝的首肯下，通过与文总督的书信交流，他如今看的是愈发长远，规范与秩序，才是新兴产业能够健康发展的前提。
几乎与此同时，在江西的乡村，另一种变化也在发生。
一些尝试改种茶叶、苎麻成功的农户，获得了比种植粮食高出不少的收益。
这刺激了更多的农户效仿，尤其是那些田亩较少、土地贫瘠的家庭。他们开始更加精细地计算投入与产出，关注市场价格波动。
以往只知道埋头种地的农民，开始有了初步的“商品”意识。
一些头脑灵活的商人，看到了其中的商机。
他们不再仅仅坐等工坊区收购，而是直接深入乡间，与农户签订契约，预付定金，包销其出产的茶叶、苎麻、桐油等。
原始的“包买制”开始出现，将分散的农户与更广阔的市场联系起来。乡村的经济结构，正在从自给自足为主，缓慢地向为市场生产转变。
月港，总督行辕。
文贵看着市舶司呈报的关税账册，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来自江西工坊区的瓷器、夏布、茶叶，虽然总量还不算很大，但增长势头迅猛，且因其价格优势，在海外极受欢迎，为月港带来了可观的关税收入。
“大勇。”
他对赵大勇道，“水师下次护航，范围可以再向外拓展一些。重点保障通往暹罗、旧港，乃至爪哇的航线。商路越稳，需求越大，内陆的工坊才能越发兴旺。”
赵大勇拱手应诺：“末将明白！如今换了新炮，儿郎们士气正旺，正想找几个不开眼的海寇试试炮呢！” 水师力量的增强，与海外贸易的拓展，形成了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紫禁城内，关于“本末之争”的喧嚣依旧。
但户部呈上的、显示江西和月港税收明显增长的报表，成了朱厚照最有力的武器。
他没有与反对者进行无谓的辩论，只是在一次廷议上，将那份报表传阅众臣，然后淡淡地问了一句：“诸卿可知，这多出来的税银，可多养多少精兵？可多造多少战舰？可多赈济多少灾民？”
数据面前，许多反对的声音变得苍白无力。
利益，是最好的说服者。越来越多的官员，开始私下研究这“工商”之道，思考其与国计民生的关联。
金梭银线，正在大明帝国的版图上忙碌穿梭。
江西的田野与工坊是经线，月港的商船与海外市场是纬线，而皇帝坚定不移的意志与逐步完善的政策，则是那只操控织机的手。
一幅不同于以往的、更加丰富多彩、也更加富有活力的经济与社会图景，正在这经纬交织中，缓缓呈现。
尽管这织锦上仍有瑕疵与暗纹，但其展现出的蓬勃生机，已足以让任何有识之士为之动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