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在朝堂上的雷霆之怒与明确支持，如同给江西的新政注入了一剂强心针，也暂时压制了朝堂之上的公开非议。
然而，水面下的暗流，却因这表面的平静而涌动得更加湍急。旧势力盘根错节的网络，并非一次朝会、一道圣旨就能轻易斩断。
江西，南昌，布政使司衙门。
吴永年接到了皇帝的明发谕旨和廷寄密旨。
明旨褒奖，肯定其处置，密旨则授权他与即将到来的都察院、刑部官员，彻底清查江西吏治及乐平案余孽。手握皇帝授权，吴永年却无丝毫轻松。他深知，真正的硬仗才刚刚开始。
“韩敏，”
吴永年召来已因乐平案中表现出色而被破格提拔为巡查队副总管的韩敏，“都察院和刑部的上官不日即到。在此之前，我们要把江西这潭水，尽量搅得清楚些。你将巡查队全部撒出去，重点核查各府县在清丈、工坊审批、税赋征收中，有无明显拖延、刁难、乃至索贿之迹。记住，只查，不动，收集证据，列出名单。”
“属下明白！”
韩敏精神振奋，领命而去。他深知这是吴永年要在上级官员到来前，掌握更多的主动权和确凿证据。
然而，地方的反弹以一种更隐晦的方式呈现。
数日后，韩敏沮丧地回报：
“大人，下面回报，许多州县胥吏如今面对巡查队的询问，态度恭顺无比，问什么答什么，但一涉及到具体办事，便推说‘需按新规细细核验’、‘旧档繁杂，查找需时’、‘此事牵涉颇广，需呈报上官定夺’，总之，就是一个‘拖’字诀。以往还能抓到些吃拿卡要的把柄，如今他们手脚干净得很，让人无处下手。”
吴永年冷笑：“这是学乖了，由明转暗，由硬抗变软磨。他们是想用这官僚体系的惯性，活活拖死新政！” 他意识到，面对这种系统性的惰性与消极执行，光靠巡查队的稽查和个案的严惩，效力有限。必须要有更完善的制度设计，打破胥吏对行政过程的垄断。
与此同时，在社会的另一个层面，舆论的争夺也并未停歇。
《京报》连续刊发文章，详细披露了乐平案的真相，揭露陈乡绅与县令勾结的细节，大力宣扬新政在安置流民、增加税收方面的成效，并将吴永年描绘成敢于为民做主、铲除地方毒瘤的能臣干吏。
费宏亲自操刀的数篇雄文，更是引据经典，论证“通工商之利以实仓廪”与“重农”并不矛盾，反而是“补农之不足，养农之有余”的圣王之道。
但在一些私人书院、士绅的雅集上，另一种论调仍在悄然传播。
“吴永年手段酷烈，岂是儒臣所为？长此以往，官不似官，竟与锦衣卫缇骑何异？”
“《京报》乃朝廷喉舌，自然只说好话。可知那工坊之中，工匠劳作之苦，堪比牛马？所谓‘流民得所’，不过是驱民为工奴罢了！”
“农乃国之根本，如今壮丁皆被诱入工坊，田地由老弱妇孺耕种，若遇灾年，何人耕织？国之根基动摇矣！”
这些言论在特定的士人圈层中颇有市场，虽然不敢公开刊印，却以一种“清议”的形式，持续影响着士林对新政的观感，并为潜在的反对力量提供着道义上的支持。
更令人忧心的是，经济层面的反制也开始隐现。
数家原本有意竞标江西其他地区官田、或投资工坊的徽商、晋商，突然变得犹豫起来，派人致信吴永年，言辞闪烁，多是询问“地方安宁”、“政策能否持久”等问题。显然，乐平事件以及背后可能存在的更广泛的地方抵制，让这些精明的商人嗅到了风险。
甚至，在漕运沿线，开始出现一些对装载江西工坊货物的船只“格外关照”，查验程序繁琐，耗时延长的现象。虽无明证指向何人指使，但其针对性不言而喻。
吴永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明的敌人似乎消失了，但无形的绳索却从四面八方缠绕上来，束缚着新政的手脚。这不再是简单的对抗，而是渗透在官僚体系、社会观念、经济网络每一个角落的、更为深层次的博弈。
他将目光投向了桌上那份正在完善的《江西工商管理则例（试行）》。或许，唯有尽快建立起清晰、透明、权责明确的新规则，并将执行过程置于阳光之下，才能从根本上瓦解这套无形的“软抵抗”体系。但制度的建设，非一日之功，而眼前的困局，又该如何破解？
根蔓纠缠，暗潮汹涌。江西的改革，进入了最考验智慧与耐心的相持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