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营新军那场石破天惊的操演，如同投入帝国这潭深水中的又一块巨石，其激起的涟漪，远超军事层面，深刻震荡着政治格局与人心向背。
当皇帝借新军之威，将“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讯号清晰无误地传递天下时，许多原本固守在旧有阵营中的人，开始了一场痛苦而现实的精神博弈与利益权衡。
江西，南昌府，一所门庭看似冷落，内里却布置得古雅精致的别院内。
几位衣着体面、气质儒雅的中年人围坐品茗，气氛却不像茶香那般清雅，反而带着几分压抑与凝重。在座的都是南昌府乃至江西都有头有脸的士绅，家族或拥有良田千顷，或控制着某些行业的行会，在乐平血案前，他们或多或少都曾对吴永年的新政阳奉阴违，或暗中使过绊子。
“陈迪那小子，倒是转得快。” 一个留着三缕长须，姓胡的乡绅抿了口茶，语气带着几分不易察觉的酸意，“‘昌隆工坊’的牌子挂起来，听说这个月的出货量，抵得上他陈家以往半年的布匹生意。还得了巡查队几句‘识时务’的夸赞。”
旁边一位面色红润的刘员外哼了一声，声音低沉：“趋炎附势之徒！忘了陈友谅是怎么倒的？与民争利，斯文扫地！我等读书种子，岂能尽学那商贾之事？”
“刘兄此言差矣。” 坐在主位，一直沉默着的李姓老者缓缓开口。他家族田产众多，但也涉足瓷器生意，在士林中颇有清望。“形势比人强啊。陛下意志如此坚决，吴参政手段酷烈，更有强军为后盾。乐平陈家，便是前车之鉴。如今京营新军之威，诸位即便未亲见，也该有所耳闻。硬抗下去，恐非家族之福。”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众人：“再者，诸位扪心自问，那工坊之利，果真不动心吗？陈迪的‘昌隆’，用的是新式织机，雇的是流民散户，成本大降，布匹质量却更胜一筹。海商争相订购，利润何止倍增？长此以往，我等家中那些靠佃户织布、效率低下的产业，还能维持多久？”
这话说到了众人的痛处。他们抵制新政，固然有理念不合，看不惯吴永年提拔胥吏、冲击士绅特权的原因，但更深层的，是恐惧既得利益被剥夺。如今，眼看抗拒不仅无效，反而可能招致毁灭，而顺从甚至参与，却能获得远超从前的利润，这种反差让他们内心极度挣扎。
刘员外张了张嘴，想反驳，最终却化作一声长叹：“可是……这工商终是末业，投身其中，恐惹物议，玷污清名啊。”
李老者眼中闪过一丝精光：“刘兄过虑了。圣贤亦言‘通功易事’。如今朝廷鼓励工商，吴参政的《则例》里，不也写明‘士绅捐资兴办实业，安置流民，与国有功’吗？我等并非放弃田亩，只是将部分资财，投于这‘实业’之中，既响应朝廷号召，安抚流民，又可增家族用度，于国于家，岂不两便？至于物议……” 他轻轻一笑，“待到成效显着，税赋增加，流民得安，谁又能说我等不是为国分忧？”
他压低了声音：“况且，我听闻，费宏费学士在《京报》上撰文，暗示将来科举取士，或可增设‘实务策论’，考察经济民生。若家中子弟能于此道有所建树，未尝不是一条新的晋身之阶。”
此言一出，在座几人眼神都闪烁起来。利益的诱惑、现实的压迫、以及对未来可能性的憧憬，交织在一起，逐渐压倒了固有的观念和面子。
胡乡绅率先表态：“李老所言，老成谋国。或许……我等也可合股，在九江仿效那‘兴业工坊’，办个更大的瓷窑？采用新式轮窑和画珐琅技术，听说外洋对此物极为追捧。”
刘员外沉默良久，终于艰难地点了点头：“既如此……便试试吧。只是，与官府打交道，还需谨慎，莫要被人拿了把柄。”
一场私下的密谈，标志着江西一部分中层士绅开始从心理上接受并试图利用新政。他们的“转身”或许并非心甘情愿，但在“利”字当头和大势所趋下，这种务实的转变，正在悄然瓦解着反对新政的基层同盟。
紫禁城，文华殿侧的一间值房。
几位素以清流自居、曾多次上疏反对新政的科道言官和翰林院编修，难得地聚在一起，话题却不再是慷慨激昂地抨击时政。
“王侍御，听说你日前上了一本，论及漕运损耗之事？” 一位年轻的翰林试探着问一位面容清癯的御史。
那王御史捋了捋胡须，神色平静：“不错。漕运关乎京师命脉，损耗巨大，历年皆是顽疾。老夫查阅了江西清丈后的粮赋数据，发现田亩清晰、征缴有序，可大幅减少中间环节的盘剥与虚报。故而建议，或可参照江西‘官田竞标’之精神，对漕运沿线某些糜费甚巨的仓廒、码头管理，试行‘招商承包，定额上缴’之策，以期减少损耗，充实国库。”
他这番话，说得冠冕堂皇，引用的也是江西的“成功经验”，核心却是引入了民间资本和管理，这在新政之前，是他们极力反对的“与民争利”和“败坏纲纪”。
旁边另一位言官接口道：“王兄此议，颇具匠心。如今看来，吴永年在江西所为，虽手段酷烈，但其清丈田亩、明晰产权，于国课确有益处。以往我等只虑其‘扰民’，却未深究其‘利国’之效。为君分忧，为民请命，也需与时俱进，讲求实效啊。”
这几人的对话，与数月前在此地痛斥新政“苛政猛于虎”的景象，已是天壤之别。并非他们的理念一夜之间转变，而是敏锐地察觉到皇帝意志不可动摇，新政已呈席卷之势。继续在明面上硬顶，非但无益，反而可能失去圣心，断送前程。
于是，一种更“高明”的策略开始流行：不再全面否定新政，而是尝试在其中寻找符合自身理念（或利益）的切入点，或者将新政的某些措施，引导向自己熟悉或能施加影响的领域。例如，他们开始讨论如何在新兴的工坊区推行“教化”，如何确保工商发展不“冲击”农耕根本，甚至有人开始研究《江西工商管理则例》，试图从中找出可能产生“新垄断”或“盘剥工匠”的漏洞，准备在适当时机以“为民请命”的姿态进行“纠偏”。
这种转变，看似是务实的妥协，实则蕴含着新的权力争夺。他们希望在新格局下，依然能保持士大夫的优越地位和话语权。
在这股转向的暗流中，最敏锐、最直接的，当属那些与商业息息相关的阶层。
苏州，拙政园内，一场小范围的江南丝绸商贾聚会正在举行。
“诸位，京营新军的火铳声，可是听得我等心惊肉跳啊。” 一位身材微胖，姓钱的巨商摸着拇指上的玉扳指，感慨道，“朝廷这是铁了心要走强兵之路。强兵需利械，利械需巨资。这钱从何来？无非开源节流。我看，这工商之策，非但不会变，只会越发加紧。”
旁边一人点头附和：“钱东家所言极是。江西的夏布、景德镇的瓷器，如今通过广州市舶司，卖得是风生水起。王良公公那套章程，虽然规矩多，但路子正，利润反而比以往私下勾连、打点胥吏时要稳定丰厚得多。听说，他还在筹划组建联合船队，统一对外议价。”
“哦？有这等事？” 另一位精瘦的商人眼中放光，“若能加入这等船队，岂不是背靠大树好乘凉？省却许多风险。”
钱商人微微一笑：“正是此理。以往我等惧怕官府盘剥，行事多隐秘。如今朝廷既然明码标价，立下规矩，反而给了我等一层保障。关键在于，如何能在这新规矩下，占据有利位置。我意，尽快派人前往广州，与王公公接洽，表达合作之意。同时，我们在江西的生意，也要严格按照吴参政的《则例》来办，该纳税纳税，该按契约办事就按契约办，甚至……可以主动捐献部分利润，资助地方兴修水利或学堂，博个‘义商’的名声。”
他压低了声音，透露了一个更重要的消息：“据京城传来的可靠消息，格物院那种能大幅提升织布效率的水力大织机，未来极可能向民间推广。谁能先拿到这机器，谁就能在下一轮的竞争中占据绝对优势！这，才是真正的长远之利！”
此言一出，满座皆惊，随即陷入热烈的讨论。这些精明的商人，已经彻底抛开对新政的疑虑，即便有，也压在心底了，开始全力以赴地思考如何利用新政策、新技术，扩大自己的商业版图。他们将成为新政在经济领域最积极的推动者之一，他们的资本和行动，反过来又会加速旧有经济模式的解体。
连远在京城，一向被视为“奇技淫巧”之所的格物院，也开始迎来一些意想不到的访客。
这一日，鲁胜正为“通用机床”的刀具钢强度问题大发雷霆，却见徐明远引着一位衣着华贵、气度不凡的中年人走了进来。
“鲁院使，这位是南京守备太监、兼督漕运的刘公公侄儿，刘文炳刘员外。” 徐明远介绍道。
鲁胜眉头一皱，他对这些宦官外戚没什么好感，粗声粗气道：“格物院重地，闲人免进。有何贵干？”
那刘文炳却毫无倨傲之色，反而满脸堆笑，恭敬地行礼：“鲁院使恕罪，在下冒昧来访，实是因慕名已久。家叔督管漕运，深感漕船笨重，效率低下，听闻格物院能造出‘破浪号’那般迅捷之战舰，更能造出巧夺天工之织机，故特命在下前来请教，不知格物院能否……能否为漕运设计一种更轻便、更快捷的漕船？所需银钱物料，但凭院使开口！”
鲁胜愣住了，狐疑地看向徐明远。徐明远微微点头，示意此事不假。
连与旧漕运利益集团关系密切的太监家族，都开始将目光投向格物院，寻求技术改良以求在新的利益格局中分一杯羹，甚至巩固自身地位。这无疑是一个极其鲜明的信号。
朱厚照在西苑精舍，听着锦衣卫和东厂关于各地动向的密报，脸上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
杨廷和在侧，谨慎地评论道：“陛下，如今士绅商贾，见利而忘义，纷纷投向新政，固然可加快变革，然亦需警惕其借新政之名，行兼并垄断之实，或与官员勾结，形成新的弊端。”
“朕知道。” 朱厚照淡淡道，“水至清则无鱼。朕要的，是活水，是能将死水潭冲开的洪流。这些旧势力转身而来，带着他们的资本、人脉和所谓的‘智慧’，想要在新的池子里捞鱼，可以。但池子的规矩，由朕来定！《则例》要严格执行，吏治要持续清查，格物院要不断拿出更好的‘渔具’。”
他走到巨幅地图前，目光锐利：“让所有人都看到，只有跟着朕定的规矩走，才能得到最大的利益。任何试图破坏规矩、在池子里偷放毒药或者想独占池子的，无论是谁，朕都会把他捞出来，扔出去！”
“利字当头，足以驱动天下。朕便用这‘利’字为饵，驱赶着这天下的人与势，为我大明之中兴，拉纤撑船！”
旧的壁垒正在利益的冲刷下松动、瓦解。越来越多的人，无论初衷如何，开始被卷入皇帝所引导的这股变革洪流之中。帝国的心脏强有力地跳动着，将新鲜的血液和追逐利益的养分，输送到每一个角落，催生着一个与过往截然不同的新时代。暗潮已然转向，百川终将归海，只是这海面之下，新的暗流与漩涡，也正在酝酿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