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的三大支柱——抓捕（锦衣卫）、起诉（刑部）、审判（按察使司）——已初步确立，朱由检的目光便落在了最后，也是至关重要的一环：监督。他深知，若无有效的监督，任何精密的制度都可能在其执行过程中腐化变形。
这一次，他将都察院左都御史瞿式耜召至了御前。
瞿式耜素有清直之名，风骨铮铮，正是执掌风宪、担当此任的绝佳人选。
“瞿卿，”
朱由检开门见山，“如今锦衣卫专司缉捕取证，权柄甚重。朕思虑，需得有一双‘眼睛’时刻盯着他们，以防其滥用职权、罗织构陷。
朕意，由你都察院的御史们，介入监督锦衣卫的取证过程，确保其手段合法、证据确凿。爱卿以为此法可行否？若可行，你需要增设多少人手？”
瞿式耜闻言，并未立即附和，而是陷入了短暂的沉思。
他眉宇间带着惯有的严肃。作为都察院的掌舵人，他比任何人都清楚监督的重要性，也更明白其中的艰难。
片刻后，他抬起眼，目光清澈而坚定，拱手回道：“陛下明鉴！欲防司法之弊，风宪监督确是不可或缺之一环。陛下命御史监督锦衣卫取证，此乃正本清源之策，臣以为，势在必行！”
然而，他话锋随即一转，语气变得极为审慎：“然，此事关乎重大，操作尤需谨慎。臣有数虑，不得不陈于陛下。”
“其一，监督之界。御史监督，当重在取证之过程与手段是否合法、有无刑讯逼供、是否伪造证据，而非干涉其具体侦缉行动。此界若不清，恐致御史与锦衣卫权责纠缠，互相掣肘，反误正事。”
“其二，专业之能。取证一事，自有其门道。若派寻常御史前往，不明就里，恐被锦衣卫以专业之名虚与委蛇，监督流于形式。臣请于都察院内，择选通晓刑名、心思缜密之御史，专司此责，并需对其进行相关历练，方能胜任。”
“其三，独立之权。监督者若受制于被监督者，则监督形同虚设。派驻之御史，需有直奏陛下之权，其考核、升迁亦由都察院独立负责，不受地方及锦衣卫之掣肘。”
说到人手，瞿式耜显然早已深思熟虑，他略一计算，便清晰奏道：“若欲行之有效，而非点缀门面。臣估算，至少需增设御史二十员，专司此事。依案情轻重，或一人监督数县，或数人共查大案。并需配备相应书吏、随员，以资办公。总数……约需新增五十人编制，岁耗银约数千两。”
他最后恳切道：“陛下，此事贵在精与专，而非广铺摊子。若得精干公正之人，二十御史足可震慑四方；若所用非人，纵有二百员，亦是无用。臣请陛下允臣严格甄选人员，并明定《监督条例》，使双方皆有章可循。”
“行啊，就按爱卿说的办了。”
朱由检爽快地批准了瞿式耜的整体方案，但对其中一个关键细节做出了更符合现实政治运作的调整。他略作沉吟，说道：“至于爱卿所请的‘直达圣听’之权……朕以为，可略作变通。
今后，派驻御史在监督过程中，若发现锦衣卫确有重大不法情弊，其奏报须先呈送你都察院衙门，由左都御史——也就是爱卿你——亲自牵头核实、审议。若情况属实，再由你都察院以衙门名义，具本上奏，直达朕前。如此层级上报，爱卿以为如何？”
瞿式耜是何等人物，瞬间便领会了皇帝的深意。他非但没有觉得权力被削弱。
反而认为此举更为稳妥、持重。他立刻躬身，由衷赞道：“陛下圣明！如此安排，更为妥帖！既可避免言路混乱、琐事烦扰圣听，亦使臣能统揽全局，尽责审核，确保所奏之事皆经风宪衙门公议，证据确凿。如此，监督方能更为有力，臣亦能更好地为陛下分忧！”
他明白，皇帝给予了他作为都察院掌印官最大的信任和授权，同时也堵住了可能出现的漏洞。
这套监督机制，在皇帝的信重和他的刚直主持下，有望真正发挥作用，成为悬在锦衣卫头顶的又一柄利剑。
“好！”朱由检满意地点点头，“那此事便就此定下。爱卿尽快拟定详细的《监察条例》与人员选派方案，朕准奏后，即刻施行。”
至此，一套由 “锦衣卫侦查取证、都察院过程监督、刑部审核公诉、按察使司独立审判” 构成的，环环相扣、相互制约的司法体系雏形，终于在朱由检的手中，初步搭建完成。
这在大明法制史上，无疑是石破天惊的一步。
你问满朝文武官员会不会反对朱由检这套司法改革？
反对？怎么可能！
当皇帝扩招锦衣卫、增设刑部“检察司”、强化按察使司审判职能，乃至授权都察院进行监督的整套方案逐渐明晰后，整个大明的官场，非但没有掀起预想中的抗议浪潮，反而陷入了一种近乎狂热的集体沉默与默契配合之中。
原因无他，只因朱由检这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改革，看似是在拆分、制约权力，实则是在旧的官僚体系之上，凭空创造出了数以百计、甚至近千个全新的、炙手可热的“清流”官位！
刑部派驻各省的“特派公诉”官员，是手握审核案卷、决定是否提起公诉的实权职位。
按察使司系统内部因分级审理而需要增补的副使、佥事、专职审判官，是地位清贵的司法要员。
都察院新增的二十名专职监督御史及其属官，更是传统意义上最为荣耀的“风宪之臣”。
这些职位，哪一个不是正经的朝廷命官？哪一个不代表着品阶、权力和未来的升迁资本？这对于那些在翰林院苦熬资历的编修、在六部等待补缺的观政进士、在地方渴望调回京师的官员而言，简直是天降甘霖！
反对？反对什么？反对自己门生故吏的升迁之路？反对自己派系扩张势力的天赐良机？还是反对那即将到手的丰厚俸禄与冰敬炭敬？
诚然，改革剥夺了地方行政官的部分司法缉捕权，触动了一些人的利益。
但在如此庞大而诱人的“新蛋糕”面前，那点损失显得微不足道。原有的权力拥有者，其子弟、亲朋、门生，恰恰是最有资格和资源去争夺这些新职位的人。
损失了一点旧权力，却有机会在更庞大、更有前途的新体系里占据更重要的位置，这笔账，精明的官僚们算得清清楚楚。
于是，朝堂之上出现了极为诡异的一幕：
原本可能对“祖制”念念不忘的守旧派，此刻都在忙着研究新职位的任职资格，设法将自己人塞进去。
内阁和吏部的堂官们，办公房的门槛几乎被踏破，各方势力围绕着新官位的分配，进行着紧张而激烈的博弈与交易。
就连都察院里那些以直言敢谏着称的御史，此刻也大多将精力放在了如何为本派系争取更多“监督御史”的名额上，对于改革本身可能存在的隐患，暂时选择了视而不见。
归根结底，朱由检用一场前所未有的“官位大派送”，巧妙地瓦解了可能出现的、最顽固的阻力。
他深知，在这片土地上，最难团结的是人心，但最容易收买的，也是人心——只要你的价码，是他们无法拒绝的乌纱帽。
一场看似深刻的制度变革，其推行阻力，就这样在人性与利益的驱动下，被消弭于无形。所有的原则与立场，在几百上千顶崭新的官帽子面前，都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这就是皇帝要做的事情，把食堂规模扩大化。为啥开国皇帝权力如此稳固？就是人家食堂里的位子多，人人都能来吃饭。为啥末代皇帝权力小？因为食堂人满了，等在外面的人不能进来吃饭。
这套改革最精妙之处在于：它不仅没有砸掉任何人的饭碗，反而创造了数百个新的管理岗位、数千个就业机会。那些在旧食堂外苦等的读书人，那些在体制内不得志的官员，瞬间看到了新的晋升通道。
这就是朱由检的高明之处。他深谙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与其在存量中你死我活地争夺，不如在增量中为所有人创造机会。 当人人都能在新食堂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时，改革的阻力自然烟消云散。
通过扩大“食堂规模”，这位穿越者皇帝正在重掌开国君主才有的主动权——不是靠杀戮立威，而是靠分配希望来凝聚人心。在这套全新的权力格局中，他再次成为了那个掌握着菜单和座次的决定性人物。
朱由检雄心勃勃的司法改革，尚在搭建框架之际，便迎来了第一桩真正棘手的诉讼纠纷。此案并非大明开国以来的第一案，却是新司法体系运行后，第一个让所有环节——从锦衣卫到刑部，再到按察使司——都感到棘手和头疼的“大明第一案”。
案情本身已足够骇人听闻：
被告李立，伙同本族及外乡共计五人，于光天化日之下，闯入其胞兄李石家中，将其妻王氏轮番奸淫。
如此伦常丧尽、手段恶劣的罪行，一经由苦主李石告到县里新设的锦衣卫巡查所，立刻引起了高度重视。
锦衣卫迅速出动，将李立等五人悉数缉拿归案。人证（李石、王氏及部分邻里）、物证（被撕毁的衣物、混乱的现场）似乎确凿，按律，这伙凶徒当处以极刑。
然而，就在锦衣卫准备将案卷移交刑部派驻的公诉官，走“提起公诉”流程时，案情发生了惊天逆转。
深入侦查发现，那个看似可怜的受害者王氏，其真实身份，竟是长期从事地下卖淫活动的暗娼！ 而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那个悲愤交加、前来报官的“苦主”丈夫李石，正是她的“老鸨”，平日里的营生，就是专门为自己妻子招揽“客人”！
这一下，整个案件的性质瞬间变得模糊而复杂。
李立等人高声喊冤，辩称他们并非“强奸”，而是 “嫖宿” ！他们声称，当日是李石主动招揽，言明价格，他们支付了足额的银钱后，才与王氏发生的关系。
之所以闹到如此地步，是因为事后李石企图坐地起价，勒索更多钱财，他们不从，双方发生争执，李石才一怒之下，捏造了“轮奸”的罪名，前来告官。
而王氏在最初的惊吓过后，口供也变得含糊其辞，时而哭泣声称自己被强迫，时而又暗示这或许是一场“交易纠纷”。
这个案子，瞬间从一个“证据确凿的恶性轮奸案”，滑向了一个极其污秽且难以定性的灰色地带：
如果李立等人所言为真，这就是一起嫖资纠纷引发的诬告，最多按治安案件处理，与死刑相去甚远。
但如果他们是利用王氏暗娼的身份作为掩护，行强迫之实呢？暗娼，就没有拒绝的权利吗？支付了银钱，就能将强迫行为合法化吗？
这个案子，像一记闷棍，打在了朱由检精心设计的新司法体系上。
它拷问的，不仅是案件本身的事实，更是这套新体系能否应对现实世界中如此复杂、如此挑战人伦与法律界限的难题。
锦衣卫的取证工作遇到了巨大阻碍，证人口供不一；刑部的公诉官拿着案卷，眉头紧锁，迟迟难以决定是否以“强奸罪”提起公诉；按察使司的法官们也在私下议论，此案若判轻了，恐纵容恶行，有伤风化；若判重了，万一真是诬告，岂不是错杀五人？
所有人都意识到，“大明第一案”的判决，将成为一个重要的风向标。
朱由检改革后的司法，是依然僵化地套用条文，还是能展现出足以应对现实复杂性的智慧与公正？这第一炮，能否打响，此刻正悬于一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