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八年，春
一道圣旨，自紫禁城传出，顷刻间席卷了整个大明天下，引得朝野哗然，士林震动。
圣旨明告天下：自本届科举始，乡试、会试规程一切如旧，然进士科取士之法，行全面革新！
新制名曰“四加二”。
“四”，为根本，乃《四书》《五经》之必考，计为四张试卷，每卷满分一百五十分，四卷总分合计六百分。此科需达三百六十分，方为及格。
“二”，为专长，士子需从工部、兵部、户部、吏部四部所拟定的专业试卷中，择其二门应试。此两份专长试卷，每门满分一百五十分，两门总分合计三百分。此科亦需达一百八十分，方为及格。
更令天下读书人瞠目的是那前所未有的录取标准：
四书五经卷，总分六百，需达三百六十分，方为及格。
加试两门专科卷，每门一百五十分总分三百，亦需达到一百八十分，方为及格。
唯有二场考试全部及格者，方可算作考中进士！
而且，朱由检的布局远不止于此。在颁布考试细则的同时，一份由皇帝亲自审定的 “出题官名录” 也昭告天下。刘宗周、黄道周、孙奇逢、朱之瑜、文震孟……这些学界泰斗的名字赫然在列，明确标示出他们各自负责的经典范围和出题倾向。
这道名录，如同一份官方发布的“考纲指南”。
天下士子瞬间明白了陛下的另一层深意：想知道考点精髓？可以。自己去诸位先生门下求学，去听他们的讲学，领悟他们的学问路数。
这无异于将学术话语权与科举选拔直接挂钩，既抬高了诸位大儒的地位，也为士子们指明了一条虽艰难但清晰无比的备考路径。
那么，陛下设定的这“四书五经三百六十分”的及格线，究竟是否高不可攀？
答案早已被陛下用最硬核的方式摆在了所有人面前。
就在诸位大儒呕心沥血拟定了题库之后，朱由检并未急于将其直接用作考卷。
他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事——他请来了三位特殊的“考生”：兵部尚书卢象升、吏部尚书李岩、户部尚书范文景。
“诸位爱卿都言新政严苛，”朱由检当时对三位心腹重臣笑道，“你们便去试试，用这套新题，看看我大明的栋梁，是否果真不堪至此？”
卢象升、李岩、范文景领命，三人于文华殿进行了一次非同寻常的“模拟考”。结果一出，举朝皆惊。
这三位并非以文学辞章着称，而是以军功、吏才、财能闻名的实务派大臣，他们在四书五经的总分上，竟无一人低于五百分！ 卢象升五百二十五，李岩五百四，范文景五百一十一！他们的成绩，如同一记响亮的耳光，扇在了所有声称“新制过难”的官员脸上。
这铁一般的事实，成了朱由检最有力的武器。他可以在朝堂上睥睨群臣：“卢象升要统兵打仗，李岩要铨选天下官吏，范文景要算计大明钱粮！他们尚且能考过五百分，朕如今只要求那些心无旁骛、专事读书的士子考到三百六十分！这要求，高吗？！”
当然，皇帝也并非真的要所有士子都达到卢象升他们那样的恐怖高度。最终的试卷定稿，经过了现任左都御史瞿式耜的精心平衡。
在朱由检的授意下，瞿式耜从浩瀚题库中，根据自己亲自做题的感受，筛选拼合出了一套难易适中、层次分明的最终试卷。
其结构被他精准地规划为：一百五十分的题量中，九十分是基础题，确保熟读经典的士子能够拿下；三十分是难点题，用以区分中等与优良；最后二十分则是真正的拔高题，专为筛选那些学识渊博、思维敏捷的顶尖人才而设。
如此设计，既守住了“通晓经典”的底线，又为真正的人才留下了脱颖而出的空间。朱由检用他独特的、近乎霸道的方式，向天下人证明：新科举，要的不是死记硬背的腐儒，而是像卢象升他们一般，既能秉持圣贤之心，又能担当经世之任的国之栋梁。
崇祯十八年，春旨颁布之后，南京。
若是从前，刘宗周在自家庭院开讲“慎独”与“诚意”，前来听讲的，除却几个真心向学的同乡子弟与门人，便多是些希图借他“理学大家”名头、为自己铺垫人脉的钻营之徒。
庭院虽不至于冷清，但也总能维持着一种清高的、恰到好处的学术氛围。
如今，一切都不一样了。
他那座原本透着清寂之气的宅邸，仿佛一夜之间成了整个江南士林瞩目的中心。
门槛，是真的要被四面八方涌来的士子踏破了！
每日天光未亮，门外街巷便被各色车马、轿子与徒步而来的书生堵得水泄不通。
操着南腔北北调的学子们，手持精心誊抄的“出题官名录”，眼中混合着焦灼与渴望，只为能求得一席之地，亲耳聆听蕺山先生阐释经义。
仆役们迎来送往，忙得脚不点地，名帖与贽敬礼堆满了书房的桌案，其丰厚程度远超以往。
往日那些清谈的友人已难以挤进门来，取而代之的是无数双渴望从这位未来考官的字里行间、甚至语气停顿中，捕捉到一丝半缕考题玄机的眼睛。
刘宗周站在书房的窗后，望着庭院内外黑压压的人群，捻须不语。他一生追求道统纯粹，此刻却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晰地感受到，陛下这一纸诏书，赋予了他何等巨大而实在的“学术权力”。
这喧嚣与追捧，非他所求，却已将他与他的学说，无可逆转地推向了时代洪流的正中心。
他缓步走出书房，来到庭院前方的高阶之上。
原本鼎沸的人声，在他出现的瞬间，奇迹般地平息下来。数百道目光，饱含着敬畏、渴求、甚至是一丝谄媚，齐刷刷地聚焦在他身上。
刘宗周的目光缓缓扫过台下那一张张年轻或不再年轻的面孔。
他看到了真诚的求知，也看到了功利的焦灼；看到了天资聪颖的璞玉，也看到了企图投机取巧的庸才。
他沉默片刻，并未急于开讲经义，而是沉声说道：“尔等今日蜂拥而至，所求为何？若只为揣摩试题，窥测捷径，此刻便可离去！老夫门下，不容此心！”
声音不高，却让不少人心中一凛。
随即，他的语气稍稍缓和，却更加凝重：“若尔等真心向学，欲明圣贤之道，以固立身之基，以修经世之能，则……留下。”
“然需谨记！陛下革新科举，非为刁难士子，实为遴选真才！经义乃根本，犹如树木之根，根深方能叶茂！实务之学，犹如树木之干与枝，无根则不立，无干枝则不成材！尔等当二者并重，方可成为陛下所需、国家所倚之栋梁！”
他没有透露任何具体的考题，却在这场“开学第一讲”中，为所有求学者定下了基调，也划下了红线。
这既是对士子们的告诫，也是他对自己内心学术尊严的坚守。
然而，尽管他态度严正，台下众人却无一离去。相反，他们眼中的光芒更加炽热——因为所有人都明白，即便只是得到蕺山先生治学思路的指引，在这条全新的科举之路上，也已是千金难买的先机。
当然，大明疆域万里，人杰地灵，总能催生出一些意想不到的营生，尤其是在这新旧制度激烈碰撞的当口。
就在刘宗周等大儒的门槛被踏破的同时，一项被称为 “真题严选” 的买卖，在士林的地下渠道中悄然兴起，并迅速形成了庞大的市场。
那么，什么是“真题严选”？
顾名思义，它并非真正的考题——那是绝对的禁忌，无人敢触碰。它贩卖的，是几位钦定出题人过往数十年讲学、着作中，被反复强调、深入剖析过的“核心知识点”与“学术关节”。
这些“严选”内容包括：
刘宗周在蕺山书院讲解《大学》“格物致知”时，与朱熹注疏有何微妙差异？他特别看重哪几个核心概念？
黄道周阐释《周易》某一卦象时，最常引用的案例和最终的结论倾向是什么？
孙奇逢论及《春秋》“尊王攘夷”时，曾特别强调过哪几段史实，用以影射时局？
一时间，南京、苏州、杭州等文风鼎盛之地的书坊暗巷里，各种制作精良或粗劣不堪的手抄本、雕版刻本开始秘密流通。
封面上或许只低调地印着《蕺山精要》、《石斋易髓》等名目，内里却是书商雇佣专人，从海量的笔记、文集、听讲录中精心摘抄、汇编而成的“考点荟萃”。
这些册子价格不菲，却依然供不应求。
对于许多自觉无望亲赴大儒门下听讲，或虽去听了却难以把握重点的普通士子而言，这“真题严选”便成了他们窥探出题人思路、进行针对性备考的“救命稻草”。
一种微妙的心态在士林中蔓延：一方面，清高者对此嗤之以鼻，斥其为“舍本逐末”、“投机钻营”；另一方面，更多的人在巨大的竞争压力下，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想法，暗中求购，彻夜研读。
这门生意的火爆，恰恰从侧面印证了朱由检改革的初步成功——他不仅改变了考试的形式，更在深刻地引导着整个帝国士人的学习方向与知识结构。
眼见刘宗周、黄道周等几位老先生被川流不息的访客与求学者扰得不堪其苦，连正常的学术生活都难以维系，朱由检在听取汇报后，不禁哑然失笑。
“求学到这般地步，与市集何异？不成体统。”
他并未责怪士子们的热情，反而体谅老臣们的难处。随即，朱由检大笔一挥，谕令太子朱慈烺出面，动用内帑，在南京城内买下了一座规模宏大、原本属于某位勋贵的别业，并将其迅速改建为一座规制严整的 “皇家经义讲习所”。
这座讲习所宛如一座宏大的“教学楼”，设有数个可容纳数百人的大讲堂以及供学子们辩论交流的静室。
几位大儒被请至此地，由朝廷统一安排食宿，并拟定课表，每日轮流登台授课。
如此一来，既将老先生们从无休止的私人拜访中解脱出来，保证了他们的清静与休养，又能让他们的学问以更有序、更高效的方式惠及更多学子。
与此同时，朱由检也注意到了那些囊中羞涩、无力承担南京高昂生活费用的寒门士子。
他深知，改革的初衷是为国家选拔真才，绝不能将贫寒子弟拒之门外。于是，他特意为讲习所立下一条独具特色的规矩：所有课程，向天下士子免费开放，分文不取。
然而，免费并非毫无代价。皇帝亦明发谕旨：“然，求学非乞食，当知物力维艰。所有听讲士子，须以劳代费，按值日轮序，每日课后洒扫庭除，整洁学舍，以净己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