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一直有矿税，也一直在开采各类矿藏，如煤矿、银矿、金矿、铜矿、铁矿。
那么，朱由检的爷爷万历皇帝，为何要大张旗鼓地派遣太监前往地方担任矿监、征收矿税呢？
核心原因在于：按照规定，矿税收入并不属于皇帝私人的内帑，而是应纳入国库的岁入。
然而，这些被派往各地的太监，当真是在兢兢业业地开矿、为国家增加税收吗？
并非如此。 他们绝大多数人并不专注于开矿，而是将“矿监”一职异化为合法敲诈的工具。
他们可以随手指着当地富户的宅院，声称其下蕴藏矿脉，以此进行勒索；他们也能在交通要道随意设立“矿税”关卡，强行征税。至于这个地方究竟有没有矿，他们毫不在意。
这正是万历年间矿监、税监之所以会激起连绵不断的民变，直至酿成巨大社会危机的根源。
那么，万历皇帝为何要推行如此遭致天怒人怨的政策呢？
根本原因在于：国库里的钱，他无法随意动用。
那位万历皇帝生活极为奢靡，一顿饭耗费千金乃至万金（朱由检认为万金或许夸张，但千金之巨确是事实）。此外，宫中殿宇失火需要重建，也是一笔庞大的开销。
但他没钱了。
钱去了哪里？“万历三大征”——平定哱拜叛乱的宁夏之役、抗击日本入侵的朝鲜之役、以及平定苗疆土司叛乱的播州之役，这几场大规模战争几乎耗空了他的内帑。
为何要用皇帝私房钱去打仗？因为国库的钱各有固定用途，“丁是丁，卯是卯”，难以调动大量结余来应对突发战争。
因此，在国库拨款之外，万历不得不大量动用内帑以支撑战事。
那么，战争结束后，万历希望国库能够补贴一下他空虚的内帑，这个要求过分吗？
平心而论，从皇帝个人的角度看，这个要求并不过分。 他确实为国家安全掏了腰包。
然而，问题在于时机。
当时的朝堂正深陷 “国本之争” 的泥潭——皇帝意图废长立幼，与坚持嫡长子继承制的文官集团进行了长达十数年的激烈对抗。君臣关系已降至冰点。
在此背景下，文官集团紧紧掌控着国库，以此作为制约皇权的重要筹码。
他们绝不会轻易同意用国家的钱去填补皇帝的个人金库。
走投无路的万历皇帝，于是选择了绕过官僚系统，直接派遣宦官，用征收矿税这种破坏法治、饮鸩止渴的方式，为自己开辟财源。
朱由检收矿税吗？
这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收，而且理直气壮地收。
矿税作为国家重要的财政来源之一，自然没有放弃的道理。然而，大明疆域万里，山川纵横，总有不法之徒在官府难以触及的深山老林中私自开矿，隐匿产量，逃避税负。
面对这一积弊，朱由检的办法是：也派“矿监”。但他摒弃了其祖父万历皇帝那种仅凭太监肆意妄为的旧制，转而推行一套更为精密、旨在相互制衡的 “三合一”稽查体系。
每一支派往地方的稽查小队，均由三人核心构成：
一名中央锦衣卫：代表皇权与司法威慑，负责武力保障与情报侦缉。
一名宫廷太监：作为皇帝耳目，监督过程并确保利益直达国库。
一名都察院巡查御史：秉持文官系统监督之责，审核账目，防止滥权。
这支特殊的队伍深入地方，其核心使命非常明确：彻查是否存在偷税漏税的矿场，以及那些未经许可、完全游离于监管之外的私矿。
此制度之设计，意在使三人相互协作，更相互掣肘，从而在最大程度上避免其中任何一方与地方势力勾结，重蹈万历年间矿监祸国的覆辙。
面对朱由检这套全新的矿税稽查制度，文官集团的反应出人意料地平静，甚至可说是默许与接受。
他们为何不反对？
实在找不到站得住脚的理由。
首先，最核心的一点在于：此项矿税收入，明确纳入国库，而非皇帝的内帑。
这从根本上撇清了皇帝假公济私、中饱私囊的嫌疑，使得任何以“与民争利”为名的道德抨击都失去了靶心。
税收用于国政，文官们扞卫的“国”与“公”，正在于此。
其次，这套“三合一”的人员派遣方式堪称精妙绝伦：
锦衣卫代表皇权与法纪的威严。
巡查御史是文官系统的监督之眼。
宫廷太监则确保了皇帝的信息知情权。
三者互为监督，互为制约，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权力三角。
这既避免了前朝矿监一人独大、肆意妄为的祸端，也使得任何一方都难以单独勾结地方、欺上瞒下。其设计初衷，直指公正与效率。
在此情形下，若还有文官跳出来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那么其动机便十分可疑。这就不再是简单地给皇帝添堵，而是在公然损害整个国家的财政收入，动摇大明的统治根基。这顶“祸国”的帽子，谁也担待不起。
因此，这套既充盈国库、又设计精良的矿税新政，在波澜不惊中，获得了朝野罕见的共识。
当然，即便是如此精妙的制度设计，也并非全无异议。首辅钱龙锡就曾代表部分文官，提出过一个核心的担忧——这担忧并非针对制度本身，而是直指那个最为敏感的身份：宦官。
“陛下，”
钱龙锡斟酌着词句，委婉地进言，“稽查矿税，事关重大。既然已有锦衣卫与巡查御史相互制衡，为何……为何一定要再用宦官呢？ 老臣以为，派其他官员，或从六部中遴选干吏，同样可行。”
他这话问得含蓄，但意思很明白：太监这个群体，在士大夫眼中几乎是“祸乱”的代名词，能不用，最好别用。
御座上的朱由检闻言，却只是轻笑一声，给出了一个让所有在场大臣都瞠目结舌的理由：“没什么特别的理由。”
他随意地摆了摆手，仿佛在说一件家常小事，“就是觉得宫里的太监有点多，尤其是那些品级高的，领着俸禄却无所事事。朕看着碍眼，打发他们出去活动活动筋骨罢了。”
这个答案，简单、直接，甚至带着点任性，却让钱龙锡一时语塞。
对朱由检而言，这并非戏言。他是真觉得内廷供养着大批高阶太监，领着丰厚俸禄却形同虚设，是极大的人力资源浪费。既然有外差，正好让他们出去“创造价值”，顺便也节省点内帑的开支。
这番近乎“人尽其用”的朴素想法，让原本准备引经据典、激烈谏诤的钱龙锡，仿佛一拳打在了棉花上，只能无奈地苦笑一下，再也无法深究下去。
更重要的是，朱由检对这支“三合一”小队的工作方式有着明确指令：他们不需要，也绝不被允许大张旗鼓地前往地方。
用他的话说：“要是敲锣打鼓地下去，那还查个屁！” 他们的行动本质是暗访，旨在不动声色地摸清真实情况。
在这一基本方针下，三位成员各展所长，形成了精妙的配合：
宫中的太监们，往往被挑选那些精通世故、善于察言观色之辈。他们负责融入市井，以商贾、游方士等身份作为掩护，从茶楼酒肆、勾栏瓦舍中探听虚实，搜集那些上不了台面的线索。
随行的锦衣卫，则利用其系统内部的力量。他们抵达一地后，会秘密联络当地的卫所或潜伏的校尉，获取官方档案中看不到的基层情报和武力支持，确保行动安全。
都察院的御史，作为制度的最后保障。他们负责审验证据的合法性，并在关键时刻——例如需要当场控制要犯、或遭遇地方势力强力阻挠时——亮明身份，以朝廷宪臣的权威一举打破僵局。
这种“暗访为主，明查为辅”的模式，既保证了调查的突然性和真实性，又在必要时拥有瞬间转化为官方行动的雷霆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