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日后，斯特拉福德伯爵臀腿上的瘀伤虽未全然消退，但那锥心的疼痛已转为一种沉郁的隐痛，提醒着他不久前那场刻骨铭心的教训。
得益于行刑者的手下留情，骨头无恙，终究只是皮肉之苦——尽管这“而已”二字，对他这位位高权重的伯爵而言，已是前所未有的羞辱。
这一次，没有倨傲，没有理所当然的闯入。
这位枢密院重臣规规矩矩地站在查理一世的办公桌前，沉默地接过了那份加盖了国王印玺、准其进入军营的手谕。羊皮纸的触感此刻显得格外沉重，它不再是一张简单的通行证，而是他被迫向一种陌生铁律低头的证明。
他再次来到那座军营门前，脚步不自觉地放缓。
阳光下，营区依旧静默，但这份静默在他眼中已不再是故弄玄虚，而是一种内蕴锋芒、不容侵犯的威严。
他深吸一口气，挺直了尚有些僵硬的背脊，走到哨兵面前——并非上次拦截他的那几位，但眼神同样锐利，姿态同样无可挑剔。
“斯特拉福德伯爵，”
他清晰地报上名号，同时双手将那份手谕平稳地递出，动作间甚至带着一丝他自己都未察觉的郑重，“奉国王陛下之命，前来觐见威廉·柯林斯勋爵。”
整个过程，他不再试图用身份压人，不再有任何逾越规则的举动。
他像一个初次拜访陌生领主城堡的使者，严格遵守着对方的规矩。
哨兵接过手谕，仔细查验，随后利落地行礼侧身。
“请进，伯爵阁下。”
营门在他面前缓缓打开，那座曾让他付出十军棍代价的“禁地”，第一次向他展露了内部的景象。
斯特拉福德伯爵迈步而入，脚步踏在寂静的土地上，心中翻涌的，不再是轻蔑的质疑，而是一种混合着屈辱、审慎，乃至一丝不得不生的敬畏的复杂情绪。
斯特拉福德伯爵此番前来，倒并非这位爷好了伤疤忘了疼，存心要来鸡蛋里挑骨头。这一次，他是身负王命，确有要事相商。
在白厅宫深处，查理一世向他最信赖的两位臣仆——斯特拉福德与威廉·柯林斯——透露了一个计划：他决心在牛津郡，这个大学与知识的重镇，进行一次强有力的表态——恢复并强化国教体系，具体而言，便是在郡内重新设立一位听命于王室、能有效压制清教势力扩张的主教。
然而，这项任务看似是宗教事务，实则潜藏着巨大的风险。
牛津郡绝非温顺之地，那里清教思想根深蒂固，当地乡绅与学者中不乏狂热分子。
派遣任何一支由本土虔诚新教徒，甚至同情清教的士兵组成的队伍前去，都可能引发骚乱、消极执行，甚至倒戈。
“那么，陛下，您计划让哪支队伍去执行这项……微妙的任务？”
斯特拉福德伯爵谨慎地询问。
查理一世的目光，缓缓转向了一旁的威廉·柯林斯，答案不言而喻。
他选中的，正是那支来自东方的军队。
为何是他们？
答案冷酷而精准：恰恰因为他们‘没有信仰’。
在这里，“没有信仰”并非指他们是无神论者，而是指他们不隶属于欧洲基督教世界内部的任何教派。
他们没有天主教的包袱，没有加尔文宗的狂热，也没有国教派那种可能存在的、对清教徒乡邻的手下留情。
在他们的世界里，国王的命令，就是最高的、也是唯一需要遵从的‘信仰’。
他们不会因宗教同情而犹豫，不会因派别争议而内讧。他们将这视作一项纯粹的军事任务：设立目标，排除干扰，达成命令。
在如今的欧洲大陆，一支如此纯粹、只认君王不认上帝的军队，除了他们，再也找不出第二支了。
查理一世需要的，不是一群可能会与当地人辩论教义的士兵，而是一把锋利、听话且绝不会伤及己手的世俗之剑
就这样，斯特拉福德伯爵怀着一种极其复杂的心情，率领着一支奇特的混合部队，浩浩荡荡地开赴牛津郡。
走在他身侧的，正是七天前亲手执行军棍、让他屁股开花的那一千名大明士兵。此外，还有他从本土调集的一千名英国士兵。
行军伊始，一道无形的鸿沟便在队伍中显现出来，其对比之强烈，让斯特拉福德伯爵几乎无地自容。
在他的右手边，是那一千名东方士兵组成的队伍。他们沉默如山，秩序井然，如同一台精密的机器在平稳移动。
士兵们依靠自身力量，推动着装载补给、弹药和野战炮的辎重车，车轮滚滚，步伐沉稳，除了必要的口令和器械的摩擦声，几乎听不到任何杂音。
而在他的左手边，那一千名英国本土士兵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他们吊儿郎当，队伍松散得像一盘散沙。
军纪？那似乎是遥远的概念。
他们沿途“就地取材”，这里掰走农户篱笆上的几头蒜，那里顺手薅走田埂边的几根葱，嬉笑怒骂，喧哗不绝，与其说是出征的军队，不如说是一群正在进行郊游的乌合之众。
斯特拉福德伯爵端坐于马上，目光在两支队伍之间来回扫视。
一边是令他臀部隐隐作痛、却又不得不佩服的钢铁纪律；
另一边则是让他颜面尽失、怒火中烧的本国散兵游勇。
强烈的耻辱感和愤怒灼烧着他的内心，他死死攥着缰绳，看着那些偷鸡摸狗的部下，一股难以抑制的念头涌上心头：“恨不得立刻架起一排燧发枪，把这帮丢人现眼的蠢货全部就地枪毙！”
然而，他只能将这股暴怒硬生生压下去。
他比谁都清楚，这才是欧洲军队，至少是他麾下大部分军队的常态。
而那支沉默的东方队伍，则是一个异数，一个让他既憎恨其无情，又不得不渴望其力量的完美战争工具。
队伍就这么一路晃晃悠悠，终于抵达了牛津郡。
然而，还没等斯特拉福德伯爵开始执行他恢复国教秩序的使命，另一个让他几乎血压飙升、怒火中烧的场面，活生生地在他眼前上演了。
他麾下那一千名英国本土士兵，非但没有展现出任何威慑力，反而在短暂的安营扎寨后，就与他们本该“镇压”或至少是威慑的牛津当地居民——那些多半是心怀不满的清教徒乡绅、学者和市民——打成了一片，谈天说地起来。
酒馆里，篝火旁，随处可见他的士兵与当地人勾肩搭背，分享着麦酒，热烈地交谈。
这已经不是军纪涣散，简直是敌我不分！
更让斯特拉福德伯爵气得浑身发抖的是，几名看上去有些身份的士兵（或许是些受过教育的中下级军官或士官），竟然被一群牛津的学者和牧师说得“幡然醒悟”。
他们非但没有执行命令的意图，反而一起跑到伯爵的临时指挥所前，义正词严地向他这个最高指挥官进言：
“伯爵大人，我们认为，牛津的兄弟们只是在扞卫他们与生俱来的信仰自由！这是英格兰古老的权利！
”一个脸上带着书卷气的士兵鼓足勇气说道。
“没错，”
旁边一个本地牧师立刻接口，语气激昂，“强行设立主教，侵犯我们的良心自由，这是暴政！连您的士兵都明白这个道理！”
“请停止这项侵犯上帝子民权利的行动吧，大人！”那几个士兵仿佛找到了崇高的使命感，齐声附和。
斯特拉福德伯爵看着眼前这荒谬绝伦的一幕，听着这冠冕堂皇的“劝谏”，只觉得一股血气直冲头顶。
他花钱雇佣、武装起来的军队，在任务目标面前，竟然瞬间被对方的理念“策反”，并反过来用“自由”、“权利”这些动人的词汇来指责他！
第二天，
斯特拉福德伯爵站在城镇广场的临时木台上，神情冷峻地宣读了国王旨在恢复国教、设立主教的命令。
果不其然，话音刚落，积蓄的不满如同被点燃的火药，瞬间爆发。
早已聚集起来的当地居民，多是虔诚的清教徒和同情他们的乡绅，挥舞着木棍、草叉以及一切能充当武器的家什，群情激愤，如潮水般涌向那座象征着王权与国教权威的教堂。
然而，这一次，守护在教堂石阶前的，并非他们熟悉的本土士兵，而是那支来自遥远东方的军队。
面对汹涌而来、咆哮嘶吼的人群，明军阵列寂然无声。
士兵们以教堂大门为核心，构筑起一道森然的半月形防线，火铳手在前，长枪兵居后，冰冷的目光透过盔檐扫视着前方。
前千户周勇，按刀立于阵前，他身侧的通译深吸一口气，用尽全身力气，将主官的命令转化为生硬却足够清晰的英语，吼向躁动的人群：“奉令戒严！限尔等一炷香内，自行散去！”
话音未落，一名士兵已大步出列，将一尊精致的铜制香炉“铛”地一声顿在阵前空地上。一柱细香被点燃，青灰色的烟线袅袅升起，在喧嚣的空气中划下一道清晰而残酷的倒计时。
在牛津郡的广场上，一场超越文化隔阂的“教学”活动，即将以一种极其粗暴的方式展开。
一方，是自诩为“自由”扞卫者的英国民众，他们坚信自己手握古老的权利与上帝的真意，准备用拳头和草叉，好好“教育”这群来自东方的异教徒，何为不列颠的“自由”传统。
另一方，是只认王命、视秩序高于一切的明军士兵。他们则打算用最直接的方式，让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暴民深刻理解，挑战“王权”的铁律需要付出何等代价。
斯特拉福德伯爵深知政治影响的微妙，他严格下达了命令：禁止使用任何杀伤性武器。
然而，对于这支久经沙场的军队而言，要教训一群未经军事训练、仅凭一腔孤勇的农夫，又何须动用燧发枪与刺刀？
“卸鞘！”
随着周勇一声短促有力的口令，一阵整齐划一的金属摩擦声响起。
士兵们动作利落地将腰间的佩刀连鞘取下，紧握于手中。那包铜的硬木刀鞘，在此刻，成为了执行纪律最完美的工具——它足够坚硬，能让人痛入骨髓；它又不至于锋利，能最大限度地避免致命伤害。
他们沉默地向前推进，如同一堵移动的墙壁。
面对冲上来的人群，士兵们三人一组，默契配合。刀鞘精准而狠辣地挥出，专挑手臂、大腿、肩胛等肉厚处下手。
“啪！啪！砰！”
沉重的击打声、吃痛的惨叫声、惊慌的哭喊声瞬间取代了之前的口号与咒骂。草叉被轻易格开，木棍被打落在地。在绝对的组织度和战斗技巧面前，人数的优势与狂热的勇气，顷刻间土崩瓦解。
然而，这场“纪律教学”的范围，很快便超出了最初的预期。大明士兵们“教训”的，远不止是那些手持农具的英国老农。他们顺手，将那些站在抗议人群一边的本国“友军”，也一并纳入了“受教育”的行列。
事情的起因再简单不过——在镇压开始后，部分英国本土士兵非但没有履行职责、协助维持秩序，反而因昨日的攀谈交情或内心的信仰认同，公然站到了抗议者一方。
有人试图用身体阻挡明军的推进路线，有人在高喊“住手！他们是无辜的！”，更有甚者，竟想抢夺明军手中的刀鞘。
面对这种赤裸裸的战场抗命与敌我不分，大明士兵的反应既不是请示，也不是辩论。
既然分不清敌我，那就一并视为阻碍执行任务的“暴民”。
“顺手一起打了。”
命令或许未曾下达，但这已成为所有明军士兵心照不宣的默契。
对付这些身着军装却立场混乱的“友军”，他们下手甚至更重几分——毕竟，相比无知民众，军人的背叛更不可饶恕。
于是，广场上出现了荒诞而又合理的一幕：包铜的刀鞘不仅落在农夫的肩膀上，也同样毫不留情地砸在那些英国士兵的脊背和腿弯处。痛呼声此起彼伏，其中夹杂着难以置信的英语咒骂：
“我们是自己人！你们这些疯子！”
“上帝会惩罚你们的！”
然而，回应他们的只有更沉重的击打和绝对的沉默。
大明士兵用行动清晰地传递了一个信息：在任务面前，没有“自己人”，只有“执行者”与“阻碍者”。
那些在牛津郡广场上挨了刀鞘的英国士兵应当感到庆幸——由衷地庆幸。
因为此刻他们脚下的土地是不列颠，适用的是欧洲战争里那套带着绅士矜持的规则。
若将场地置换，此刻他们正站在大明的疆域之上，那么他们面临的将远非这般。
当身着制式的军人选择与暴民并肩而立，对抗朝廷钦差与王师——这在大明的律法与逻辑里，有一个确凿无疑的定义：叛乱。
而对待叛乱，大明从来只有一个答案：剿灭。
这几个字背后，是截然不同的分量。
那将不再是刀鞘的击打，而是燧发枪的齐射，是野战炮的轰鸣，是长枪如林的推进，是首级计入军功的冷酷统计。
所有参与其中的军人，无论最初原因为何，都将被视作，不再享受战俘待遇，而是作为叛国者被彻底清除。
他们的部队番号会被从军籍中抹去，他们的家人将承受株连之罪。
斯特拉福德伯爵那禁止杀伤性武器的命令，在此刻成了他们最大的护身符。
大明士兵恪守着客军的本分，将一场本应血流成河的镇压，克制为一次皮肉之苦的。
这并非因为他们手下留情，仅仅是因为——这里，不是大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