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嘴峪大捷的余晖尚未散尽，北京城却已不再是单纯的欢庆海洋。胜利带来的巨大威望，如同双刃剑，在照亮朱由检改革前路的同时，也无可避免地映照出朝堂上下更为复杂和深邃的阴影。
皇极殿的大朝会上，山呼万岁之声依旧响亮，百官跪拜的姿态依旧恭敬。然而，在那一片整齐的绯袍青衫之下，涌动着的是截然不同的心思。
以首辅韩爌、兵部尚书王在晋等为代表的务实派官员，是此次胜利最坚定的拥护者。他们亲眼见证了新军之力、新政之效，对皇帝的权威和眼光再无怀疑。退朝之后，他们在值房内私下议论，言语间充满了振奋。
“陛下经此一役，威望之盛，已远超神宗、光宗朝矣！”王在晋抚须感叹，“‘摊丁入亩’、‘官绅一体纳粮’等策，挟此大胜之威推行，阻力必将大减。国朝中兴，实有可期！”
韩爌却更为老成持重，他微微摇头，低声道：“在晋莫要过于乐观。外患暂平，内争或将起矣。陛下新政，虽利国利民，然损及官绅豪强之利甚巨。彼等不敢明抗天威，然阳奉阴违、暗中掣肘之事，岂会少乎？更何况……”他顿了顿，声音压得更低，“陛下重用内监、提拔寒门、设格物院倡‘奇技’，早已引得不少科道清流、江南士林不满。此前因虏患紧急，彼等暂且隐忍，如今……”
他没有说下去，但王在晋已然明了。胜利的光环之下，是更深层次的理念冲突与利益博弈。皇帝的权力越是集中，手段越是超越常规，所引发的潜在反弹也就越强。
与此同时，在礼部右侍郎周延儒的府邸密室中，又是另一番光景。几位身着便服、气质儒雅的官员围坐，皆是江南籍贯或与江南士林关系密切者。室内茶香袅袅，气氛却有些沉闷。
“周兄，陛下此番大胜，气势如虹。那‘摊丁入亩’之策，已在北直隶、山东等地强力推行，据说下一步便要推向江南。我等着实……如坐针毡啊！”一名官员忧心忡忡道。江南田亩众多，且多集中于官绅手中，此策若行，他们损失最大。
另一人接口，语气带着不满：“还有那‘官营工坊’，如今连丝绸、瓷器都要插手，长此以往，我等家中产业何以维系？更遑论那‘银元券’，看似便利，实则将金融之权尽收内帑，户部形同虚设！”
周延儒面色沉静，把玩着手中的景德镇薄胎瓷杯，缓缓道：“陛下锐意进取，欲成非常之功，行非常之法。我等身为臣子，自当体察圣意。”他话锋一转，“然，为国建言，匡正时弊，亦是臣子本分。陛下天纵英明，然亦需知，治国如同烹小鲜，操之过急，恐非社稷之福。譬如这新式学堂，重格物而轻经义，长此以往，士风沦丧，何以立国？”
他话语含蓄，但在座诸人皆是人精，立刻领会其意。明着反对皇帝和新政是取死之道，但可以从“祖制”、“礼法”、“士林清议”等角度，进行“规劝”和“提醒”，延缓或修正新政的推行力度，尤其是在关乎他们核心利益的领域。
“周兄所言甚是。”众人纷纷点头，“我等当联络志同道合之友，上书言事，陈明利害，使陛下知‘中庸’之道。”
类似的密谈，在京城乃至南京的某些深宅大院中，并不鲜见。一股无形的暗流，开始在新政高歌猛进的表象下汇聚、涌动。他们不敢质疑皇帝的胜利，却试图在如何消化胜利果实、定义未来方向上，施加自己的影响。
而在这股暗流之外，民间亦有其波澜。银元券的推行，虽便利了商贸，却也引起了部分习惯银两铜钱的老派商人的疑虑和旧式钱庄的抵制。格物学堂的设立，更是在士林中引发了轩然大波，斥其为“工匠之学”、“败坏心性”的言论在各地书院中时有耳闻。
这一切，都通过骆养性的皇城司，或多或少地呈报到了朱由检的案头。
乾清宫内，朱由检看着一份关于江南士林私下非议新学的密报，脸上并无怒色，只有一丝冷峭。
“王伴伴，看到了吗？”他对侍立一旁的王承恩道，“打败一个看得见的皇太极容易，要扫清这些根深蒂固的旧观念、旧利益，却难得多。”
“皇爷圣明烛照，这些魑魅魍魉，翻不起大浪。”王承恩恭声道。
“浪是翻不起，却能淤塞河道。”朱由检站起身，走到窗前，望着西苑的方向，“不过无妨。大势已成，些许暗流，阻挡不了洪流东去。待朕解决了最后的疥癣之疾，便可腾出手来，好好梳理这内部河山了。”
他知道，朝堂与社会上的这些暗流，根源在于旧有的利益格局和思想观念尚未被完全打破。而彻底打破它们，不仅需要权威，更需要时间、耐心，以及……持续不断的胜利和实实在在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