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三年冬，第一场细雪悄然飘落北京城，将紫禁城的金瓦红墙点缀得肃穆而圣洁。在这岁末时节，一场关乎帝国未来十年乃至数十年命运的绝密会议，在乾清宫西暖阁内举行。与会者仅限皇帝最核心的班底：内阁首辅韩爌、兵部尚书王在晋、五军都督府左都督靖北伯孙应元、参谋司主事李镇华、格物院主事徐光启与宋应星，以及司礼监掌印王承恩。炭火盆驱散了寒意，但会议的气氛却比窗外的冰雪更加凝重。
朱由检端坐于主位，面前御案上并未摆放奏章，而是铺开了一卷特制的《崇祯新政纪事图》，上面以简明的图表和文字，标注了自他登基以来，特别是近三年推行新政过程中的重大事件、数据与关键节点。
“今日召诸卿前来，非为议政，乃为复盘。”朱由检开门见山，声音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份量，“鹰嘴峪硝烟已散，张献忠授首伏诛，然朕心中，并无多少喜悦。唯有惕厉之心，日甚一日。过往之功过得失，需得厘清，方能行稳致远。今日，朕与诸卿，便一同来翻阅这本‘功过簿’。”
他首先将目光投向军事领域。“孙都督，李参谋，你二人乃我军政砥柱。且说说，新军自成军以来，功在何处，过在何处？”
孙应元与李镇华对视一眼，由李镇华率先开口，他手中拿着一份厚厚的参谋司评估报告：“陛下，臣等总结，新军之功，首在‘理念革新’。摒弃旧军家丁私兵陋习，以忠君爱国、扞卫社稷为军魂，辅以严格操典、近代编制，此乃根基。”
孙应元补充道：“其二，在于‘装备代差’。燧发枪、野战炮、刺刀、标准化弹药，此皆格物院与军工坊之功，于鹰嘴峪一战尽显锋芒，确已形成对虏、对寇之绝对优势。”
“然，其过亦不容忽视。”李镇华话锋一转，“其一，新军成军日短，虽经血火检验，然基层军官、士官经验仍显不足，临阵应变能力有待提升。其二，过于依赖火器与后勤，若遇极端天气、复杂地形或后勤断绝，战力恐大打折扣。其三，各兵种协同，尤其是步、炮、骑之间，尚有磨合空间。其四，虽重创后金，然其残部北窜，我缺乏有效之远程追击与跨漠作战能力。”
朱由检微微颔首，目光投向徐光启和宋应星。“徐先生，宋先生，格物院与军工坊，乃新军利器之源，亦是新政之科技根基。功过如何？”
徐光启苍老的声音带着自豪与恳切：“陛下，老臣以为，格物院之功，在于陛下指引下，开辟‘学以致用’之新径。火器之利，农具之巧，矿冶之精，乃至这电报之奇，皆源于此。更重者，乃聚集、培养了一批愿探求万物至理之才。”
宋应星则更关注实际问题：“然，臣等亦深感不足。其一，诸多项目仍依赖陛下天启之智，自身创新之力尚弱。其二，成果转化至量产，效率仍低，成本高昂。如无烟火药，实验室已成，然大规模量产，良品率不稳。其三，所需之基础材料，如优质钢材、高纯度化学品，皆受制于当前矿冶、化工水平，制约发展。”
接着是经济与财政。王在晋与韩爌分别阐述了“内帑银行”与银元券在稳定金融、便利商贸、支持军费方面的初步成效，但也直言其在江南等地遭遇的软抵抗，以及民间对纸币根深蒂固的疑虑。“摊丁入亩”在北直隶、山东等地的推行，虽增加了国库收入，初步抑制了土地兼并，却也不可避免地激化了与地方士绅的矛盾，清丈过程中阳奉阴违、欺上瞒下之事屡有发生。
最后是教育与人心。朱由检亲自点出：“讲武堂、格物学堂，乃朕寄予厚望之未来。然其挑战最大。士林非议，谓之‘舍本逐末’；百姓观望，不知其利。如何破除数百年科举积习，让实学真正深入人心，为国育才，此乃最难之事，亦是最需持之以恒之事。”
一场会议，变成了对过去两年全方位的解剖。功，实实在在，令人振奋；过，也毫不避讳，针针见血。没有互相指责，只有基于事实的冷静分析与深刻自省。众人仿佛看到一幅巨大的画卷在面前展开，上面既有浓墨重彩的辉煌战绩，也有细微处亟待修补的裂痕与暗影。
朱由检静静聆听着每一位臣子的发言，时而追问细节，时而陷入沉思。他知道，只有正视这些“过”，才能真正巩固那些“功”。
“诸卿所言，皆切中肯綮。”当所有人都发言完毕后，朱由检缓缓总结，“由此可见，朕与诸卿，过去两年，所做之事，大方向无误！然，路途尚远，荆棘仍多。利器已铸，然持器之人，用之之法，乃至这器之所向，仍需我等殚精竭虑。”
他站起身，走到窗边，望着窗外飘落的雪花，语气变得深沉：“功过已明，前路何在？明日此时，朕要听诸卿，对这大明之未来，有何建言。”
第一次会议，在深刻的反思与对未来的期盼中结束。留给众人的，是一夜的沉淀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