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子监，这座历经数百年风雨、象征着帝国传统学术最高殿堂的古老建筑群，今日的气氛却格外凝重，甚至带着一丝剑拔弩张。平日里充斥着朗朗读书声和清谈阔论的庭院、讲堂，此刻被一种近乎对峙的紧张感所笼罩。
引发这场风波的，是今年吏部铨选授官名单的公布。
名单上，除了那些经由传统科举正途、历经院试、乡试、会试层层选拔出来的进士们，还赫然出现了十数个陌生的名字，备注着“松江大学堂格物科优等”、“讲武堂参谋科甲上”等字样。他们被授予的，并非传统的翰林院清贵闲职或地方佐贰官，而是诸如“市舶司稽核”、“工部虞衡司主事（分管机械）”、“皇家海军讲武堂教习”等前所未有的实务职位。
这一石破天惊的举措，如同在滚沸的油锅里泼进了一瓢冷水，瞬间在南京，乃至整个大明的士林官场炸开了锅。
“荒谬！简直荒谬绝伦！”国子监祭酒，一位须发皆白、以理学正宗自居的老儒，在彝伦堂内气得浑身发抖，手中的名单几乎要被捏碎，“科举取士，乃祖宗成法，天下士子进身之正途！如今竟让一群不读圣贤书，只知摆弄机巧、谈论兵戈的‘匠户’、‘武夫’，与十年寒窗的进士同列朝班？！礼崩乐坏，斯文扫地啊！”
他面前，聚集着一大批同样义愤填膺的监生和年轻官员。他们大多出身书香门第，自幼熟读四书五经，将“学而优则仕”奉为圭臬，将科举视为人生唯一的价值阶梯。如今，这条他们视若生命的通天之路，似乎正被一群“旁门左道”者轻易绕过，这让他们如何能接受？
“祭酒大人说的是！那松江大学堂才开办几年？讲的无非是些奇技淫巧、夷人算学，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何益处？”
“还有那讲武堂，一群粗鄙武人，也配谈经论道，位列朝堂？”
“此例一开，天下士子谁还肯埋头苦读？长此以往，圣人之学谁人传承？国将不国！”
群情激愤，唾沫横飞。仿佛那十几个新学出身者的名字，玷污了整个士林清誉，动摇了大明立国之本。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持此观点。在人群外围，一些年纪稍轻，或家中已有族人投身工商、对新政有所了解的官员和监生，则保持着沉默，或低声交换着不同的看法。
“倒也未必……听闻那市舶司的王稽核，精于算学，到任不过三月，便厘清了积年糊涂账，追回漏税数万两。”
“还有分去工部的李主事，据说改进了高炉风箱，使得京郊铁厂产出增了一成……”
“陛下锐意革新，或许……此举另有深意？”
但这些声音，在主流汹涌的批判浪潮中，显得如此微弱，很快便被淹没了。
这场风波，很快从南京国子监蔓延至朝堂。数名御史言官接连上疏，痛陈“新学乱政”之弊，要求皇帝收回成命，严惩举荐非人之官员，重申科举为正途。
然而，令他们意外的是，皇帝的回应异常平淡，只是将奏疏留中不发，未作任何表态。这种沉默，反而加剧了各方的猜测与不安。
此刻，引发争议的焦点人物之一，新任市舶司稽核王启年，正坐在他在上海镇分配的狭小公廨内，面对着一堆复杂的关税账册。他年仅二十二岁，面容还带着几分学生气的青涩，但眼神专注而沉稳。他并未过多关注南京那边的喧嚣，对他而言，将这些纷繁的数据理清，建立更高效的稽核流程，才是当务之急。手中的算盘噼啪作响，偶尔还会用上松江大学堂教授的、更为便捷的竖式演算法。
“王大人，”一名老书吏捧着几份文书进来，神色间带着几分好奇与探究，“这是广州分司刚送来的季度报表，格式有些乱，您看……”
王启年接过，快速浏览了一遍，眉头微蹙：“数据勾稽关系不清，分类也过于笼统。这样，我重新设计一份标准表格，你让他们以后按此格式填报，数据需精确到小数后两位。”
老书吏看着王启年随手在纸上画出的、横平竖直、项目清晰的表格雏形，眼中闪过一丝讶异，连忙应道：“是，是，小人明白了。”
类似的情景，也在工部、在讲武堂、在悄然发生着。这些新学毕业生，或许不擅吟诗作对，不精八股制艺，但他们带来的严谨逻辑、务实作风和专业技能，正像一股清流，冲击着某些陈腐僵化的衙门习气。
数日后，一场半官方性质的“经世济民策论会”在南京某处园林举行。与会的既有德高望重的理学名儒，也有思想较为开明的官员，甚至还包括了几位像王启年一样，接到非正式邀请、忐忑不安前来参会的年轻新学官员。
会议伊始，气氛便充满了火药味。一位老翰林率先发难，将矛头直指王启年等人：
“老夫听闻，如今市舶计税，竟倚重所谓‘算学’，而轻忽圣贤‘义利之辨’之教诲！须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治国若只重锱铢之利，而忽视教化人心，岂非舍本逐末？”
王启年深吸一口气，起身行礼，不卑不亢地回应：“老大人明鉴。算学，乃格物之基础，计数之根本。市舶关税，关系国家岁入，亦关乎贸易公平。若计数不清，标准不一，则奸商得以舞弊，国库因而流失，此非‘义’之所在。学生以为，明晰法度，精准计税，使该纳者不能少一分，不该纳者不必多一文，正是为了维护朝廷法度之‘大义’。”
他顿了顿，继续道：“且《大学》有云：‘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学生所学之新学，改良织机可使‘生之者众’，精算统筹可使‘为之者疾’，开源节流可使‘财恒足’，此岂非正合圣贤治国之道？”
“巧言令色！”另一位保守官员斥道，“尔等只知器物之利，可曾读过史书？可知历代兴衰，根本在于人心向背，在于君王德政？若人人逐利，道德沦丧，纵有金山银山，国亦将亡！”
另一位来自讲武堂的年轻军官忍不住插话：“大人！若无精良火器，无坚船利炮，无通晓地理、天文的参谋，如何抵御外侮，保境安民？难道要靠空谈仁义道德，去让荷兰人的战舰退出南洋，让北方的罗刹人停止东侵吗？学生以为，能战方能言和，国强方能德彰！”
“你……武夫之见！”
“腐儒之论！”
争论迅速升级，从具体的政策得失，上升到“道”与“器”、“义”与“利”、“本”与“末”的哲学层面。新学学子引经据典，并结合现实案例，力图证明新学并非无根之木，而是经世致用的必然要求；而保守派则坚守道德心性的核心地位，斥责新学是败坏人心、动摇国本的“末技”。
双方引经据典，唇枪舌剑，谁也说服不了谁。但在这场激烈的交锋中，新思想的影响力，却藉此机会，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冲击着在场每一个人的内心。一些原本持中立态度的官员，开始认真思考新学的价值；而一些年轻监生，眼中则闪烁起好奇与向往的光芒。
王启年走出园林时，天色已晚。他回头望了望那依旧灯火通明、争论声隐约可闻的所在，心中并无多少胜利的喜悦，反而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他知道，今日之辩，只是开始。要让新学真正被接纳，他们这些先行者，需要用实绩来证明自己，证明这条道路，同样能通向富国强兵的彼岸。
这场发生在留都南京的激烈争论，通过士林的口耳相传和民间小报的渲染，迅速扩散开来。“新学”与“旧儒”的碰撞，第一次如此公开、如此激烈地呈现在整个帝国面前。
消息传回北京，朱由检在乾清宫细细阅读着皇城司关于此次辩论的详细记录。他的脸上，看不出喜怒。
“传旨，”他放下记录，对侍立的内阁辅臣淡淡道，“科举取士，乃抡才大典，不可轻废。然，国家需才甚亟，不可拘于一格。着礼部、吏部会同格物院、松江大学堂、讲武堂，议一议，于科举之外，可否增设‘实学’特科，专考算学、格物、地理、律法等实务之才，量才录用。”
他没有强行压制争论，而是用一道看似折中、实则蕴含着巨大变革潜力的旨意，为这场思想交锋添上了一把火，也为帝国未来的人才选拔，推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新旧思想的激荡，已然不可避免。帝国的肌体，正在这激烈的碰撞与融合中，经历着一场深刻的蜕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