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近元宵，北京城内外已陆续张挂起各色花灯，预备着年节里最后一场，也最是火树银花不夜天的盛景。然而，在这片日渐浓郁的喜庆氛围底下，一股潜流却悄然搅动着京畿之地的官场与士林。
这股潜流的源头，来自几位身着黑色或灰色西洋教士袍服的身影。他们，主要是在华的耶稣会传教士，如龙华民（Niccolo Longobardo）、阳玛诺（manuel dias the Younger）等，以及少数方济各会、多明我会的修士。自万历年间利玛窦（matteo Ricci）开风气之先，这些“西儒”凭借其带来的天文、历法、舆图、数学知识，以及相对尊重中国礼仪的态度，得以在士大夫阶层中立足，甚至在崇祯初年，因徐光启、之藻等人的举荐，参与了《崇祯历书》的修纂，在钦天监占据一席之地。
然而，时移世易。随着大明帝国在朱由检的引领下，凭借自身力量在格物之学上突飞猛进，海军纵横四海，国势日隆，这些西洋传教士原本赖以立足的“知识优势”正在迅速消弭。格物院所掌握的技艺，在许多方面已然超越了他们所能带来的“西学”。更重要的是，帝国强势的海外扩张，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天主教国家接连发生的摩擦乃至战争，使得这些传教士的处境变得微妙而尴尬。
近日，都察院几位御史，以及礼部部分较为保守的官员，接连上疏。奏疏中虽未直言驱逐，却屡屡提及“夷教惑众”、“暗通消息”、“坏我纲常”等语，引述地方上报，言及有传教士在传教时，禁止教徒祭祖祀孔，引发乡里纠纷，更有风闻，说有传教士与澳门葡人乃至马尼拉西人往来密切，恐有刺探国情之嫌。言辞凿凿，请求朝廷严加管束，甚至重提海禁初开时对“私习天主妖书”的禁令。
这些奏疏被司礼监整理后，静静地摆在了朱由检的御案上。
这一日，朱由检在文华殿召见了内阁首辅周延儒、礼部尚书、新任刑部尚书，以及一位特殊的人物——虽然年迈但仍挂着礼部侍郎衔、对西学西教了解最深的徐光启。
殿内气氛有些凝重。周延儒率先开口，语气谨慎：“陛下，近日台谏之言，虽或有激切，然亦非空穴来风。西教教义，与我中国敬天法祖、尊孔崇儒之千年传统，确有扞格。以往其技可用的，尚可宽容，如今……是否需稍加抑遏，以正视听？”
礼部尚书也附和道：“臣闻南方沿海，如福建、广东些许村落，因奉洋教不祭祖先，已生数起宗族械斗，长此以往，恐伤地方和睦。且其教士来源，多与吾国海上之敌关联甚密，不可不防。”
朱由检静静听着，未置可否，目光转向一直沉默的徐光启：“徐先生，你素与西儒相交，亦深研其学其教，依你之见，该当如何？”
徐光启面容清癯，眉宇间带着一丝忧思。他缓缓出列，深深一揖：“陛下，臣确与汤若望、龙华民等教士相善，亦曾受洗入教，于其教义知之甚详。平心而论，其教所言上帝、灵魂、天堂地狱，与我儒家昊天上帝、鬼神之说，虽有不同，然其劝人向善、恪守道德之旨，未必全然相悖。且彼等早年传入之历算、舆地、火器诸学，于国朝实有裨益，此陛下亦曾首肯。”
他话锋一转，语气变得沉重：“然，近日以来，部分后来之教士，急于求成，不解我中国国情民风，强行禁止教徒行祭祖祀孔之礼，此确为引发纷争之源。且其教会组织严密，跨越诸国，教徒只知听命于教会乃至罗马教宗，于朝廷律法，难免有轻忽之处。加之如今海疆多事，其教士母国多与我有商战之争，瓜田李下，引人疑窦，亦是情理之中。”
徐光启这番话，可谓客观公允，既肯定了西学西教过去的贡献和部分教义的积极性，也毫不避讳地指出了当前存在的问题和隐患。
朱由检微微颔首，对徐光启的坦诚表示认可。他沉吟片刻，朗声开口，声音在殿中清晰回荡：
“诸卿所言，皆有道理。朕，非不通情理之君。西洋诸教，亦为一方教化，其劝善之旨，与吾圣贤之道，未尝无相通之处。且早年传入之格物知识，于国朝确有功绩。若因噎废食，一概禁绝，非但显得我天朝无容人之量，亦恐闭塞视听，失却了解外邦之窗。”
他话锋一转，语气陡然变得严肃，带着帝王的威严：“然，宽容，绝非放任！朕之大明，自有法度纲常，此乃立国之本。任何教派，无论来自何方，其传习播布，必须遵循两大前提！”
朱由检站起身，目光扫过众臣，逐字逐句地说道：“其一，须尊重中华礼仪与传统。祭祖，乃人伦孝道之体现；祀孔，乃尊师重道之根本。此二者，关乎社稷稳定、人心教化，绝不可废！凡在大明疆域之内，无论何人、何教，不得以任何形式，强迫或诱导教徒背弃此根本之礼！”
“其二，须严格遵守大明律法，绝对服从朝廷管辖。朕不管尔等在其母国听命于谁，在罗马尊奉何人为宗。既入大明，便是朕之子民，或为客居之外邦人，一切行为，须以《大明律》为准则！任何传教活动，不得诋毁朝廷，不得动摇国本，不得干涉地方政务，更不得有里通外国、刺探情报之行径！”
他看向刑部尚书和礼部尚书：“基于此，朕意已决。对西洋传教之事，当行‘有限宽容，严格管理’之策。着礼部、刑部会同拟定《西洋传教管理章程》，明发天下！”
朱由检随即口述了章程的核心要点：
“一，准许西洋传教士在指定之口岸城市居住、传教。暂定广州、泉州、松江、天津四地。非经特许，不得擅入内地，更不得私入京城。”
“二，所有在华传教士，需至所在地市舶司及府衙登记造册，申领‘传教凭照’，载明姓名、国籍、所属教会、传教范围。无凭照者，视同非法，驱逐出境。”
“三，传教内容，不得与我中华伦理道德、律法政令相抵触。尤其严禁干涉教徒祭祖祀孔。违者，视情节轻重，处以罚金、吊销凭照、驱逐，直至依律严惩！”
“四，严禁传教士涉足一切军政事务，严禁与境外势力私通消息，严禁以任何形式诋毁朝廷、煽动民众。各地官府及皇城司，需严加监察。”
“五，鼓励其翻译、着述，限于历法、算学、格物、医药等实用之学。其教义典籍，若欲刊印流传，需经礼部及四夷馆审核，确保无违碍之处。”
这一系列条款，清晰地勾勒出了一道边界。它既没有像保守派希望的那样一刀切禁止，给予了传教士一定的生存和活动空间，体现了“宽容”；又用严格的法律和行政手段，划定了红线，确保了帝国文化和政治安全，落实了“限制”。
徐光启心中暗暗松了口气，皇帝此举，保住了西学东渐的一丝脉络，也未对旧友赶尽杀绝，同时更是维护了国家的根本利益，可谓周全。
周延儒等人亦无异议，此策既回应了台谏的担忧，又展现了朝廷的掌控力，符合皇帝一贯的务实风格。
“便如此拟定吧。”朱由检最后强调，“章程颁布后，着各地严格执行。对现有之传教士，给予半年期限，使其自行迁往指定口岸，并办理凭照。逾期未办或违令者，严惩不贷！朕要让天下人，无论是中是西，是民是教，都明白一个道理——”
他的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在文华殿内回荡：
“在大明，朕的意志，帝国的律法，才是至高无上的唯一准则！任何试图挑战或凌驾于此之上的力量，无论是来自海上，还是来自云端，都绝无可能！”
旨意迅速拟成，用印下发。当这份标志着大明帝国在宗教政策上正式定调的《西洋传教管理章程》以邸报形式传抄各地时，北京的元宵灯会，也恰至高潮。璀璨的灯火映照着古老的帝都，也映照着这个正在以一种更加自信、也更加审慎的姿态，处理着内外纷繁事务的庞大帝国。
而在广州的某些教堂和寓所内，收到风声的传教士们，心情复杂地开始收拾行囊，或积极准备登记文件，或暗中写信向澳门乃至罗马报告这一重大的政策转变。帝国的罗网，已然张开，将一切可能影响其稳定与发展的因素，都纳入严密的管控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