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了气氛凝重的东宫密室，朱高晟与于谦并未返回各自的府邸，而是直接来到了朱高晟在京城暂居的王府。书房内，屏退左右，只余下他们二人，以及蜷在角落软垫上酣睡的三只小老虎。方才与太子的惊世之谈，余波未平，但朱高晟知道，思想的冲击需要消化，而具体的方略更需要夯实。
他命人取来了厚厚一摞卷宗，其中既有户部公开的历年数据抄录，也有他通过商会、锦衣卫等渠道收集的更为详尽的资料。他要与于谦深入探讨的，是大明帝国肌体深处，那正在悄然萌动，却又被重重枷锁束缚的经济脉络与资本雏形。
“廷益，”朱高晟将一份整理好的数据图表推到于谦面前，“我们先来看看我大明当下的经济结构。这是近十年来，国库岁入的大致构成。”
于谦凝神看去，只见图表之上，数据清晰：
· 田赋（农业税）： 占比约 75%-80%。这是绝对的大头，也是帝国财政的基石。数据明细显示，洪武年间全国垦田面积约 850万顷，至永乐初年，虽有增长，但受限于战乱、隐匿等因素，官方统计仍在 900万顷 左右徘徊。每亩平均税粮约 三至五升，但因地方加派、损耗等，实际负担往往更重。
· 盐课（盐税）： 占比约 10%-12%。实行开中法，商人运粮至边关换取盐引，再凭盐引到指定盐场支盐销售。此法曾有效保障边军粮饷，但如今弊端渐显，权贵占窝（垄断盐引）、盐引滥发导致商人守支（长期等待支盐）数年不得，盐课收入实际大打折扣。每年盐引发行量理论上可达 数百万引（每引约400斤），但实际入库盐课银往往不足。
· 茶课、商税、矿税、市舶司收入等： 合计占比不足 10%。其中商税三十税一，实际征收因吏治、商品流通限制等原因，远低于此比例。矿税时开时禁，收入极不稳定。而市舶司……朱高晟重点圈出了这里，“永乐初年，父皇虽重启宁波、泉州、广州三地市舶司，但主要以‘朝贡贸易’为主，厚往薄来，政治意义大于经济利益，年入……寥寥无几，有时甚至需倒贴赏赐。”
于谦看着这些冰冷的数据，眉头紧锁。他虽知农税为重，却未想比例如此悬殊，而商业相关税收竟如此微薄，且弊端丛生。
“殿下，如此看来，国库命脉，十之八九系于田土之上。然土地兼并，自古皆然，如今各地藩王、勋贵、士绅占田日益严重，隐户逃税屡禁不止，长此以往，恐非国家之福。”于谦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隐患。
“不错！”朱高晟赞许地点点头，“廷益看得透彻。土地是有限的，而人口却在增长。将财政过于依赖土地，就如同将高楼建于流沙之上，看似稳固，实则危机四伏。一旦天灾人祸，大量自耕农破产，沦为流民或佃户，不仅田赋锐减，更会酿成民变，动摇国本！”
他顿了顿，语气变得深沉：“而这，还只是表象。廷益，你可知，在我大明的江南苏松常杭等地，以及江西景德镇、广东佛山广州等处，一种新的、不同于以往的经济形态，正在悄然生长？”
“新的经济形态？”于谦目光一凝，他虽非经济专才，但作为干练的能臣，对地方情弊亦有了解。
朱高晟翻开了另一份卷宗，里面记录着更具体的地方调查数据。
“我们以苏州、松江的纺织业为例。”他指着数据说道，“此地‘机户出资，织工出力’的现象已颇为普遍。据不完全估算，苏松地区拥有织机 二十万张 以上，直接或间接依赖纺织为生者，恐逾 百万之众！”
“在这些地方，出现了两类人。”朱高晟深入剖析，“一类是拥有大量资本、织机、原料的‘机户’或‘账房’，他们自己不从事生产，而是雇佣‘织工’为其劳作，按件或按日支付‘工价’。另一类，则是除了自身劳力外，一无所有的‘织工’，他们依靠出卖劳动力换取微薄的银钱或口粮，以维持生计。”
“你看这份记录，”朱高晟念道，“‘苏州城东，大户张氏，雇织工百余人，日息万钱。’‘松江有沈姓者，家设稠密机房，佣工常食者数十人，计日受值。’这便是一种新型的生产关系！机户出资（资本），织工出力（劳动力），所产布匹丝绸用于售卖，目的乃是——获取利润！”
他引入了后世的概念，但用此时能理解的语言解释：“这其中的‘机户’，便可视为最初的‘资本家’雏形，他们手中积累的财富和生产资料，便是‘资本’。而‘织工’，便是出卖劳力的‘雇工’。这种以雇佣劳动为基础，以追求利润为目标的生产方式，便是‘资本’的萌芽！”
于谦听得心神震动！他虽见过大户雇佣工匠，却从未从“资本”、“雇佣劳动”、“利润”这个角度去系统思考过其背后的意义。朱高晟的剖析，仿佛在他眼前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窗户，让他看到了社会经济肌理中潜藏的另一股汹涌暗流。
“再看景德镇的陶瓷业，”朱高晟继续举例，“‘陶有窑，窑有户，工有作，作有家，陶有所资，计日受值者。’其内部分工极其细致，有淘泥、拉坯、印坯、利坯、画坯、上釉、烧窑等 数十道 工序，每一道工序都可能由专门的匠户或雇工完成。这已是相当规模的 手工业工场 形态！其生产效率，远非一家一户的农闲副业可比。”
“还有佛山的铁冶、江西的纸张、各地的榨油、制糖……类似的情形，在那些手工业发达、商品流通频繁的地区，已非孤例。”朱高晟总结道，“这便是隐藏在田赋数据之下，我大明经济正在发生的、静默却深刻的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然而，”朱高晟话锋一转，语气变得凝重，“这萌芽，生长得却极为艰难，甚至……扭曲。”
他指出了几个关键问题：
其一，意识形态的束缚。 “我朝立国，以农为本，重农抑商乃是国策。商贾乃至这些拥有资本的机户、窑主，虽富，社会地位却不高。士农工商，商居其末。儒家思想虽不绝对排斥利益，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观念根深蒂固，追求‘末利’（工商业利润）被视为非正统，难以获得主流价值观的认可和支持。这使得资本积累缺乏文化上的正当性，富商大贾往往选择将资本用于购买土地（加剧土地兼并）或培养子弟科举入仕（寻求政治庇护），而非持续投入扩大再生产。”
其二，政治地位的缺失。 “商贾、工场主虽拥有经济实力，但在政治上几乎没有话语权。政策制定、法律执行，完全由士大夫阶层把控。他们的利益无法得到有效代表和维护，随时可能因官府的一道政令、一次加派、乃至某个官员的贪索而倾家荡产。这使得资本极其脆弱，缺乏长期稳定的发展环境。”
其三，旧有生产关系的阻碍。 “遍布各地的官营手工业（如织造局、官窑）、匠户制度（人身依附性强），以及地方行会的垄断、苛捐杂税、交通不便、市场分割（路引制度）等等，都像一道道枷锁，束缚着这萌芽的生长。资本渴望自由流动、扩大市场、降低成本，但现实却处处是壁垒。”
朱高晟看着陷入深思的于谦，缓缓说道：“廷益，你可以将这股正在萌芽的‘资本’力量，想象成一股被堵在堤坝后的洪水。它蕴含着巨大的能量，若能疏导利用，可以灌溉万顷良田，推动巨舰远航；但若一味堵塞，压力积累到一定程度，要么是洪水冲垮堤坝，造成破坏，要么就是它在堤坝内扭曲、变质，成为滋养腐败和特权的温床。”
于谦深吸一口气，朱高晟的这番分析，结合详实的数据和深刻的洞察，让他对大明社会的理解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他之前更多关注的是吏治、军事、民生，此刻才恍然，经济结构深处的这些变化，同样关乎国运，甚至更为根本。
“殿下洞若观火，臣……茅塞顿开。”于谦由衷说道，“然则，如殿下所言，此萌芽既含潜力，又蕴风险。我辈当如何应对？是继续‘抑商’，扼杀其于萌芽？还是……另寻他途？”
“扼杀？”朱高晟摇了摇头，断然道，“此乃因噎废食，逆势而为！这股力量代表着更高的生产效率，代表着财富创造的新途径。我大明若要摆脱对土地的过度依赖，若要实现国库充盈、乃至最终‘免除农税’的宏愿，就必须正视它，引导它，利用它！”
他站起身，在书房内踱步，阐述他的经济改革构想：
“首先，明确国有与民营的界限。关系国计民生的核心领域，如盐、铁、铜、硝磺等战略矿产资源，以及铸币、大规模军工生产、主干交通（如未来可能修建的铁路）等，必须由国家掌控，或由国家控股主导。 此举并非与民争利，而是确保国家经济命脉和安全不受私人资本左右。”
“其次，在绝大多数非战略性行业，尤其是各类手工业、日用商品制造、国内外贸易、金融服务（如钱庄、票号规范化）、交通运输、乃至部分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应逐步、有序地向民间资本开放！”朱高晟语气坚定，“鼓励民间设厂、开店、组建商队船队。降低商税门槛，但要加强征收管理，做到‘轻税严管’，确保该收的税能收上来。简化路引手续，促进商品和人员流通。”
“更重要的是，要逐步赋予工商业者应有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参与权。”朱高晟目光深邃，“未来的‘议会’或‘资政院’中，应当有能够代表工商业利益的声音。要修订律法，明确保护私有财产（包括工商业资本）不受非法侵夺，保障契约的有效执行。打破官营和行会的垄断，营造一个相对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于谦听得心潮澎湃，但又不禁疑虑：“殿下，如此大刀阔斧，势必触动无数既得利益者，士林清议，恐难接受此‘重商’之举。”
朱高晟微微一笑，笑容中带着一种融汇百家的智慧：“所以，这需要思想上的革新，需要 儒家、法家、乃至兵家智慧的结合。”
“儒家，可取其‘民本’、‘富民’之思想。孟子曰：‘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让百姓拥有产业（包括工商业），方能安居乐业，天下安定。我们推行工商，并非摒弃仁义，而是为了‘藏富于民’，最终实现‘天下为公’的仁政目标！此乃 ‘儒体商用’ 之道。”
“法家，则取其‘法治’、‘强兵’之精神。商鞅变法，重农亦重战功赏罚。我等需制定严密的经济律法，明确规则，严格执法，打击不法，保护合法经营。同时，强大的工商业意味着更强的国力，能支撑起更强大的军队，此乃 ‘富国强兵’ 之基。”
“兵家，”朱高晟眼中闪过一丝锐光，“《孙子兵法》云：‘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发展工商，开拓海贸，便是在经济上‘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我们能从国内外市场获取巨大财富，支撑军费，而不必完全依赖于对国内农民无休止的压榨。此乃 ‘以战养战’ 在经济上的运用！”
他将诸子百家的思想精华，巧妙地融合到了他的经济改革蓝图之中，赋予了这些看似“离经叛道”的政策以深刻的文化内涵和理论支撑。
于谦怔怔地看着朱高晟，心中的震撼无以复加。他仿佛看到了一位超越时代的巨人，正以无与伦比的智慧，将历史的脉络、经济的规律、百家的思想，熔于一炉，锻造出一幅前所未有的、恢弘壮丽的帝国蓝图！
这已不仅仅是治国方略，这近乎是在重塑社会的根基，引导文明的走向！
巨大的信息量、超前的视野、严密的逻辑、以及对百家学说信手拈来的融会贯通……这一切，如同汹涌的浪潮，冲击着于谦固有的认知体系。他感到一阵轻微的眩晕，那是思维被强行提升到全新高度时的不适与兴奋。
在他心中，朱高晟的形象，已然超越了“明主”的范畴。其所思所想，所谋所划，已经达到了一个他难以完全理解，却又本能地觉得无比正确、无比崇高的境界。
【这……这真的是凡人所能企及的智慧吗？】于谦在心中无声地呐喊，【或许，殿下真的……身负天命？亦或是，他就是照亮这个时代，指引大明乃至华夏前行的……道标？】
一种近乎信仰般的敬畏与崇拜，在于谦心底油然而生。他之前所有的忠诚，更多的是基于对朱高晟人品、能力和理想的认同。而此刻，他感到自己的精神世界，都被朱高晟那深不可测的智慧所征服、所照亮。
他真正意识到了这个社会深处潜藏的危机与机遇，也无比清晰地看到了那条通往“天下为公”理想彼岸的、虽然艰难却充满希望的改革之路。
于谦深吸一口气，强行压下心中的激荡，站起身来，对着朱高晟，深深一揖，语气带着前所未有的虔诚与坚定：
“殿下之智，如皓月当空，臣如萤火，难窥其万一。然，臣虽愚钝，愿竭尽驽钝，追随殿下，学习领会此经世济民之大道，为这‘富国强兵’、‘天下为公’之伟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他知道，前路必定荆棘密布，挑战重重。但能追随这样一位拥有近乎“神性”智慧的主君，参与这场注定将改写历史的伟大变革，他于谦，此生无憾！
朱高晟看着于谦那因震撼和激动而微微发亮的眼神，知道这位历史上的名臣，终于从思想到灵魂，都彻底地、毫无保留地站在了自己这一边。他满意地点了点头，扶起于谦。
“廷益言重了。你我君臣，同心同德，何愁大事不成？来，我们继续详谈，这经济改革，具体该如何一步步推行，这第一刀，该从何处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