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的白纱影
基辅郊外的第聂伯河渡口总是弥漫着潮湿的雾气，尤其是入秋后的夜晚，雾气会裹着河风钻进人的衣领，凉得像有只手在攥着骨头。安德烈第一次见到那个女人，是他接手渡口后的第三个满月。
那天他刚把最后一班渡客送到对岸，正弯腰收拾系船的麻绳，就听见身后传来细碎的脚步声。他以为是迟来的旅人，转身却看见个穿白纱长裙的女人站在码头边，裙摆沾着水草，头发湿漉漉地贴在脸颊上，脸色白得像河面上的浮冰。
“要渡河吗？”安德烈问。女人没说话，只是望着漆黑的河面，指尖轻轻划过船舷。安德烈注意到她的手没有温度，触到船板时甚至凝出了一层薄霜。“现在太晚了，”他又说，“明天天亮再来吧，我给你算便宜些。”
女人终于转头看他，眼睛是浅灰色的，像蒙着雾的第聂伯河水。“我等一个人，”她的声音很轻，带着水流的回响，“他说会从这里来接我。”
安德烈觉得奇怪，这荒郊野岭的渡口，除了偶尔路过的樵夫和赶集的村民，很少有人会在深夜等候。但他没多问，只是把船舱里的旧毛毯递过去：“天凉，披着吧。”女人接过毛毯，指尖碰到他的手时，安德烈打了个寒颤——那温度比河水还低。
接下来的半个月，女人每天都会来渡口。她从不说话，只是坐在码头的石头上望着河面，直到安德烈收船才默默离开。村里的老人听说后，都劝安德烈别再理她：“那是二战时淹死的姑娘，叫卡佳，当年她等未婚夫从战场上回来，结果船翻在河里，连尸首都没找到。”
安德烈起初不信，直到有天夜里，他看见女人的白纱裙在月光下变得透明，脚边的地面渗出了水迹。那天他没敢靠近，躲在船舱里直到天亮。可第二天傍晚，女人还是来了，手里还攥着一朵干枯的矢车菊——那是二战时乌克兰姑娘送给士兵的定情信物。
“你见过他吗？”女人突然开口，声音里带着哭腔，“他穿军靴，戴红星帽徽，说打完仗就来娶我。”安德烈的心揪了一下，他想起爷爷留下的旧照片，照片里的年轻士兵也戴着红星帽徽，手里攥着一朵矢车菊。“我爷爷说，当年他们连队在第聂伯河搭桥时，救过一个落水的姑娘，”安德烈轻声说，“可惜后来他牺牲了，没能等到要等的人。”
女人的眼泪掉在石头上，瞬间变成了水珠。“他叫米哈伊尔，”她说，“是个通信兵，我们约定在渡口见面，可我等了一辈子，都没等到他。”安德烈突然想起爷爷的日记，里面写着：“1943年10月，在第聂伯河救起一名叫卡佳的姑娘，她在等未婚夫米哈伊尔，我答应她，要是见到米哈伊尔，就告诉她我会替他好好活着。”
原来爷爷救的就是她。安德烈从船舱里翻出爷爷的日记，递给女人。女人的手指抚过泛黄的纸页，眼泪落在“卡佳”两个字上，晕开了墨迹。“他还记得我，”她笑着说，笑容里带着释然，“我等了他七十多年，终于知道他没有忘记我。”
那天夜里，渡口的雾气格外稀薄，月光洒在河面上，像铺了一层银霜。女人站起身，白纱裙在风中轻轻飘动，身体渐渐变得透明。“谢谢你，”她对安德烈说，“我终于可以去见他了。”说完，她的身影化作一缕白烟，飘向河面，消失在月光里。
安德烈再也没见过那个穿白纱裙的女人。只是从那以后，每当满月的夜晚，第聂伯河上总会飘来淡淡的矢车菊香气，渡口的石头上，偶尔会留下一朵新鲜的矢车菊——就像当年那个姑娘，攥在手里，等着要等的人。
后来安德烈在渡口立了块木牌，上面写着：“卡佳与米哈伊尔之约，1943-永远”。村里的人说，那是第聂伯河上最美的约定，也是最漫长的等待。而安德烈每次渡河时，总会在船头放一朵矢车菊，他相信，在某个月光皎洁的夜晚，那对久别重逢的恋人，会乘着河风，从第聂伯河上轻轻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