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说别的，想做商人，首先你得懂得算术。”】
【“如果连基本的算术都不懂，又怎能从事买卖，准确计算利润而不亏损呢？”】
【“而在百姓之中，真正掌握术数的人又有多少？”】
【“掌握术数之后，你还得具备一定的判断力，知道什么地方缺什么货，该从哪里进货运到别处卖，才能赚钱。”】
【“这一点，比掌握术数更难做到。”】
【“即便具备了前两项能力，还要面对第三重风险——买卖不一定顺利。”】
【“比如，运输途中可能遇到猛兽袭击，或者遭遇盗贼抢劫。”】
【“普通百姓在这种情况下，能保住货物不被抢夺吗？”】
【“甚至，能在这样的险境中保住性命吗？”】
【“就算保住了性命，货物全丢了，百姓又能否承受这样的损失？”】
【“就算货物顺利运达销售地。”】
【“可如果去得太晚，市场已有大量同类商品，或者当地百姓已经不需要了。”】
【“导致货物卖不出去，最终亏本，普通百姓又能否承担这样的后果？”】
【“并且大量平民百姓纷纷投身商业活动，然而商业所能提供的经营项目以及能获取的利润毕竟是有限的。”】
【“倘若只有十个商人从事同一种买卖，或许这十人都还能维持生计。”】
【“可要是有一百人，甚至一千人都在做同样的生意，那一千人都能从中获利吗？”】
【“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最终至少会有九百人无法在这行中挣到钱，那么这九百人又该何去何从？”】
【“其中大多数人最终还是会回到田间地头，重新务农。”】
【“因为对于那些无法靠做生意赚钱的人来说，如果不种地，全家人就只能挨饿受冻。”】
【“所以我以为，国家和君主对商人与商业行为应有所管理，但不必过度压制或限制。”】
【“因为商业本身就有着较高的门槛和风险，这些天然的障碍已经足以让大多数平民百姓犹豫不前。”】
苍穹之下，秦始皇嬴政听闻太子扶苏关于农业与商业关系的见解，微微颔首。
农业为根基，这自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在完成天下一统之前的秦国，或者说自商鞅变法以来，整个国家都将“耕战”置于首位。
耕战、耕战，农耕甚至排在战争之前，由此便可看出秦国对农业的重视程度。
而对于商业，无论是周朝时期，还是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并未有明显的压制之举。
《周书》中便有记载：“农事不兴则食不充，商贾不通则财货乏。”
农业虽是立命之本，但仅靠农业也只能满足人们生活的一部分需求，农业与商业并行发展，才是保障衣食无忧的关键。
因此，周朝为商贾提供交通便利，若遇流动商人，不但不加重税赋，即便经过关卡时，也会给予优先通行的待遇。
可以说，当时对商人的支持极大提升了他们的交易效率。
甚至可以说，在春秋战国以前，并未出现过贬低商业的言论或政策。
直至春秋时期，管仲的出现才正式提出“士、农、工、商”四种社会角色的分类。
但需注意的是，管仲所提出的“士、农、工、商”，并非意味着士人地位最高，农民次之，工匠更次之，而商人最低。
他所言的“四民”，实则是对社会职业的一种划分，并非是对身份等级的制度性排序。
在《管子·小匡》中曾有记载：“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
管仲在这里明确指出，这四类人是国家的支柱，是社会的基础。
当时“士农工商”四者之间并无高低之分，彼此地位是平等的。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士”最初所指的是士兵，并非后世所谓的文人、士大夫或士族阶层。
另外一件鲜为人知的事情是，管仲出身贫寒，早年正是以商贾为业。
换句话说，他年轻时也曾是一名商人，依靠买卖谋生。
所以，他自然不会做出那种“端起碗吃饭，放下碗骂娘”的行为，在自己发达之后，反而打压商人。
真正开始出现“重农抑商”的思想，是从荀子开始逐渐形成的。
此后，农家、法家等各家学派出于各自立场出发，最终却达成了相似的观点。
到了战国时期，“以农为本、以商为末”的观念才逐渐成形，出现“重农抑商”的说法。
但即便如此，那时的“重农抑商”也并非完全否定商业的价值。
正如刚才太子扶苏所言，农家提倡“农本商末”，并非是否定工商的存在意义。
而是希望从国家层面去规范和限制工商活动的范围，使其不至于影响百姓安心从事农业生产。
说白了就是：
农业：“老大（国君），你得管一管商贾行当了，千万别让他们耽误了农耕用人。”
只要商业不妨碍农事的正常进行，那么农业便不会去干涉商业的发展，更不会刻意贬低商人地位。
同样的道理，即便是法家主张的“崇农轻商”或“重农抑商”，本质上也只是对商业进行一定的约束，并非彻底压制。
比如商鞅，在《商君书·去强》中便写道：“农、商、官三者，国之常官也。”
又说：“三官者，生虱害者六：曰岁、曰食、曰美、曰好、曰志、曰行。”
“这六种弊端若不加以控制，国家必定削弱。
三类职业中若滋生出三种坏风气，六害中若出现一种苗头，那就是危险的信号。”
在商鞅看来，农夫、商贾、官员三类人都是国家有固定职守的群体。
三者各司其责，各自也有其潜在的不良倾向。
虽然农夫是商鞅强国政策中最重视的人群，而官员也是他治理国家所依靠的骨干力量。
但商鞅同样指出，农业和官场也会滋生不好的风气，因此他将这些风气统称为“六虱”。
正因为农、商、官三者都存在优劣两面，所以商鞅认为君主应发挥其积极面，遏制其负面影响，防止这六种弊病蔓延，否则国家必将衰弱。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商鞅眼中的商贾、农夫和官吏之间，其实是相对平衡的。
换个角度来说，商鞅或许可以这么说：“我并不是只看不起商人，我对农夫与官员也一样警惕！”
如果只是对一个行业抱有偏见，那可称为歧视。
但如果对所有行业都保持同样的警惕与约束，那就不能称为歧视，而是一种整体的平衡。
这种平衡的“贬抑”，难道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公平吗？
所以在“重农抑商”的改革策略下，秦国最多是对商业进行限制，而非真正打压。
所谓“限商”，只是对商人行为范围做出一定规范。
只要商贾的经营活动不越界，秦国不仅不会压制，反而还会给予支持。
所以在“重农抑商”的整体政策下，反倒出现了秦国商业繁荣发展的奇特景象。
正如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写：“陇蜀之地货物丰饶而商贾众多……北通戎狄，东连三晋，亦多有大商……巴蜀亦为沃土……”
意思是说，秦国商贾众多，甚至还有不少大商人活跃其间。
在秦国北方，有与戎狄交易牲畜的大商人；在西方，有经营邛、笮地区马匹和牦牛贸易的商帮。
巴蜀虽然地处封闭，却物产丰富，有栀子、生姜、丹砂、石材、铜铁、竹木等资源，更有千里栈道，通达关中各地，无处不通。
因此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略带夸张地写道：“关中之地约占天下三分之一，人口不过十分之三，但其财富却占据天下十分之六。”
也就是说，关中虽非人口最多之地，却是财富最为集中的区域。
此外，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及其他篇章中记载了二十多位富豪巨贾，其中影响深远的有七八位，而秦国就占了四位。
其一，吕不韦，自不必多言。
阳翟的大商人，精于低买高卖，家中资产丰厚，是战国末期最着名的豪商之一。
后来进入秦国，担任宰相，以“奇货可居”的谋略，辅佐秦庄襄王登位，并召集门客编撰《吕氏春秋》，门下宾客多达三千人。
暂不论其他功绩，仅以他一介商贾身份，最终竟官至秦国丞相，且能令群臣心服口服。
由此可见，秦国对待商人和商业的态度，并非后世那种轻视与打压。
否则，吕不韦不可能堂而皇之地登上丞相之位。
其二，是在秦始皇时期崛起的大商人乌氏倮。
他是乌氏族人，在西戎地区成长起来的畜牧大户和贸易巨贾。
秦始皇嬴政赐予他如同封君般的待遇，并允许他与朝中大臣一同入朝参拜皇帝。
要知道，在那个时代，能够入朝觐见君王，是一种极高的荣耀。
其三，同样是秦始皇时期崛起的巨商巴清。
她来自巴蜀地区的清氏家族，以经营丹砂产业起家，积累巨额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