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说，有人操心，有人出力；操心的人管理他人，出力的人被人管理；被人管理的人供养别人，管理别人的人接受供养，这是天下的通理。”】
【说得通俗一点，就是有的人动脑，有的人动手；动脑的管人，动手的被人管；被管的人养活别人，管人的人被别人养着——这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这种将“劳心者统治劳力者”视为合理，并认为君主理所应当接受百姓供养的说法，当初陈相转述给许子听的时候，他便气得不行。】
【若不是当时他没在现场，否则他定要剥了孟子的衣服，夺了他的饭食，让他既无衣可穿，又无饭可吃！】
【就是要让孟子看看，到底是没有劳心者，劳力者会活不下去；还是没有劳力者，劳心者会活不下去！】
【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子坚决反对君主‘不劳而获’，主张贤人应当与百姓一同耕种、一同劳作的原因。】
【他不认同“劳心者统治劳力者，劳力者供养劳心者”这样的说法！】
【在他看来，那些高高在上的所谓“劳心者”，根本就没有资格以一副理所当然的姿态来面对他们这些“劳力者”！】
【他们劳力者也可以思考，也可以操心，但他们之上的那些人，真的愿意动手、愿意流汗吗？】
【如果他们不愿也不做，那凭什么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
【于是他们创立了农家，主张贤者应与百姓同耕同食、共苦共甘，反对君主‘不劳而获’，要求君主顺应民心、爱护百姓、赈济灾荒、体恤民生，把百姓、把农业作为国家的根本。】
【他们要让整个天下，听到百姓的声音！】
天幕之上，太子扶苏与“许行”就“君臣共耕”的议题展开讨论，这一幕落在淳于越等儒家博士眼中，令他们精神一振。
这个问题，他们再熟悉不过！
当年儒家先贤孟子，早已对此作出精辟阐述。
如今有现成的答案可循，他们怎会放过这等良机？
于是，淳于越等人纷纷发声驳斥：“操心者治人，劳力者为人所治；受治者养人，治人者被人奉养；此乃普天之下公认的准则！”
“尧舜治理天下，岂是无所用心？只是他们用心不在耕作罢了。”
“许行不过是个南方蛮地巧言令色之人，又怎能参悟真正的治国之理！”
“昔日周公制定礼乐，明等级、定尊卑、治国家、安天下、理百姓、利后人，这才是光明正道！”
“农家弟子，无上下之分，无尊卑之别，悖逆常理，废弃礼乐，与未开化之人有何差别！”
“自以为识得几字、读过几篇文章，便妄议治国安邦之道？”
“简直是坐井观天，不识乾坤之广大，徒留笑柄于人前！”
“农家之人，就该与百姓一同耕作，岂能妄言治国！”
“谈及治国方略，农家岂能望我儒家之项背！”
原本，儒家对农家受到太子扶苏关注一事便心生不满。
更何况如今农家尚未正式入咸阳，皇帝却已依照天幕所示，为农家设立农部六司。
这可是位列九卿之下、握有实权的重要机构！
而他们儒家入秦多年，除了一个百家博士的虚衔之外，其余一无所获。
这般对比之下，淳于越等人心中愈发失衡。
于是，此刻难得寻得一个可压制农家的机会，儒家博士们自是毫不留情地批驳农家学说，试图让皇帝对农家理念心生反感。
如此，即便日后农家门人真正进入咸阳，皇帝也只会让他们专注于农事，而非采纳其治国主张。
如此一来，儒家便少了一个强劲对手！
坐在前列的秦皇嬴政侧目望向那群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儒家博士，眼中闪过一丝反感与不耐。
不可否认，淳于越等人的确达到了部分目的——
他们成功引起了皇帝的反感。
但所引发的，却是皇帝对儒家自身的厌弃。
对于嬴政而言，他确实不认同农家“君臣并耕”的理念。
但他只是不认同这一理念，并不代表他否定农家整体。
譬如墨家，他同样不赞同“兼爱”、“非攻”之说。
但这妨碍他重视墨家在军械制造上的才能了吗？
并没有！
尽管墨家在秦不如法家显赫，却也稳居法家之下第二大学派之位。
因此，对嬴政而言，农家的“君臣并耕”虽不合其意。
但只要他们能真正研究出提升百姓粮产的耕作之法，
那他便不会因此否定农家的价值！
大不了，日后不听他们谈政事便是。
当年对待墨家，他不也是如此？
只用其技，不听其言。
而相较墨家、农家，既有他不喜之处，也有他所看重之能，
儒家至今为止，却只给他留下反感，未得半分欣赏。
因自儒家入秦以来，他所见所闻，无非空谈礼义，一味劝他效仿周制，除此之外，不见半点实绩。
若儒家能在其他方面展现哪怕一丝一毫的实用价值，
以嬴政务实的性格，也定会让他们办些实事，而非只供奉于朝堂之上、白拿俸禄。
所以在听到“只吃饭不干活”的儒家众位学者，在指责“吃饭之后，认真干活，只是偶尔言语不太好听”的农家弟子之时，
秦始皇嬴政对儒家的反感又加深了几分。
甚至嬴政开始思考，是否应当将儒家驱离咸阳，毕竟“仁政爱民”这一理念并非儒家所独有。
墨家也有自己的“仁政爱民”主张，农家同样提出了类似的治国理念。
甚至从“仁爱”本身来看，墨家所提倡的“仁爱”还要更加广泛彻底。
因为儒家的“仁爱”是分亲疏、有等级的，是讲远近的。
比如，我对家人的爱要远胜于对同村人的爱，
我对同村人的爱又远胜于对其他村落的人的爱，
我对本国百姓的爱要远胜于对异国之人的爱。
而墨家主张“兼爱”，即普天之下，众生平等，不论亲疏远近，不论本国他国，我对每个人的爱都是相同的。
所以若要推行“仁政爱民”的政策，完全可以参考墨家或农家的理念，
而儒家，目前看来，并非不可替代的存在。
与此同时，嬴政对儒家心生嫌恶之际，现场其他诸子百家的代表，也对儒家博士的言行感到不悦。
其一，是因为过去儒家孟子曾经痛斥过各家学说。
比如墨家与杨朱学派，当年孟子就曾直言不讳地批评道：“杨朱与墨翟的言论遍布天下，天下之人若不归附杨朱，便归附墨翟。
杨朱讲求‘为我’，是目无君上；墨翟主张‘兼爱’，是无视父纲。
无父无君之人，等同于禽兽。”
“若杨墨之说不止，孔子之道便难以光大。
这些歪理邪说蒙蔽百姓，阻塞正道。
若仁义被遮蔽，就如同野兽吃人，人也将自相残害。”
那时孟子直接斥责杨朱的利己主义为“无君”，墨家的兼爱为“无父”，将他们统统归为禽兽之流，称其学说为邪说，必须予以压制。
更早之前，孟子在与农家弟子陈相辩论“君臣共耕”这一理念时，也曾毫不客气地讽刺农家学派许子说：“如果照许子的做法去做，那就是彼此串通做假，又怎能治理好国家？”
在孟子看来，那样的做法，就是虚伪，根本无法治理国家。
还有一次，景春问孟子：“公孙衍与张仪难道不是真正的大丈夫吗？”
孟子不屑地回应：“只知道顺从他人，这是妇道人家的行为罢了。”
也就是说，纵横家的思想在他眼里不过是“妾妇之道”。
可以说，孟子在世时，就是诸子百家中的“喷子”，几乎每个学派都被他痛批过。
但这也正常，因为在孟子看来，只有儒家的学说才是真正的正道，其他各家不是歪理，就是邪说，根本不值一提。
而且孟子言辞犀利、气势磅礴、逻辑严密，辩论技巧高超，其他学派中能与之抗衡的人少之又少。
因此，孟子在世期间，儒家的确因为他的声望而再度兴盛。
但也正因如此，其他各家对孟子的怨气也一直埋在心里，只等一个机会，便要狠狠反击回去。
其二，淳于越等儒家博士趁着农家弟子不在场时，背后议论、批评他们，这种行为让在场其他学派的学者都不禁想起之前天幕播放的画面中，儒家博士也曾如此背后对扶苏公子贬低各家学说，抬高儒家思想。
这种行为，使得扶苏渐渐疏远其他学派，而愈加亲近儒家。
这种当面不说、背后乱说的做法，在其他学派看来，多少有些无耻。
你儒家不屑农家那一套治国理政的说法，既然如此，那就光明正大地和农家辩论啊！
要是辩不过，就直接动手打一架也行！
偏偏只会偷偷摸摸地在背后说闲话，这和小人有什么区别？
简直比墨家的相里季还不如！
人家相里季就算再怎么讨人嫌，好歹也是明着在他们面前吹嘘，堂堂正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