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种语气转折、每一处停顿变化，都让这原本看似固定的句子，衍生出迥然各异的含义。
有些解释，甚至与原解完全相悖，仿佛立于对立两端。
一句古语，竟可因断读之异，化出千般意思，万种立场。
太子扶苏轻声默念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句，反复变换语调与顿挫，竟从中析出十八种截然不同的含义。
他抬眼望向立于身前的张苍，语气平和地问道：“这诸多断句之中，张卿以为哪一种最为妥当？”
“抑或说，”他顿了顿，目光微凝，“在孔夫子当年亲口讲授之时，真正原意的断法，究竟是哪一种？”
此言一出，张苍脸色骤变，身形一晃，竟跌坐于地，额角冷汗涔涔而下。
这个问题，他答不得，也根本不敢答。
便是请出自己的师尊荀况来应对，恐怕也难以服众。
自孔子辞世之后，儒家早已不复统一，门下弟子各执所见，渐次分化为八大学派：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梁氏之儒、孙氏之儒、乐正氏之儒。
每一家都有各自的传承与诠释体系。
而如今太子扶苏仅凭一句古语的多种读法，便将原本就错综复杂的局面推至风口浪尖。
若这些解读流传出去，只怕眼下这八派之争尚未平息，又要再添十数种新说，儒门或将四分五裂，难有宁日。
此刻，张苍抬头望着高座上的扶苏，眼中满是无奈与苦涩。
这一问，不只是学术之辩，更是掀起了滔天波澜。
从此以后，天下儒者恐怕不会放过他。
谁让他恰好站在了这场风暴的中心？
不止天幕之上的“张苍”面露惊惶，现实中端坐殿中的张苍，连同淳于越等诸位博士，也都心神剧震，手足发凉。
儒家向来为诸子百家中影响最广的一支，门徒遍布天下。
人多则思异，面对先贤留下的只言片语，不同之人自有不同体悟，本属常情。
倘若圣人尚在人间，自可召集众人，一一辨明是非，指出何为真义，何为误解。
如此，则歧见虽起，终归于一。
可如今孔夫子早已长眠地下，只剩典籍传世。
后人各执己见，曲解误读者亦不乏其人。
死者不能复生，又怎能起身指正：“此非我本意！”
于是，谁又能真正断定，哪一个理解才是正确的？哪一个又是偏离正道的谬误？
没有人能给出答案。
既然无从裁定，那持不同见解的士人们，能否通过言辞辩论，让对方心悦诚服地承认自己错了？
几乎不可能。
与其费尽唇舌争个高下，不如诉诸权势手段，令对方闭嘴更为现实。
正因如此，对同一句话的不同领悟，逐渐演变为思想立场的对立。
儒家内部无法达成共识，彼此难以折服，久而久之，便自然分裂成八大流派。
各自立说，各行其是。
譬如以孔子晚年弟子子张为核心的“子张之儒”，主张士人应临危受命、见利思义，祭祀须敬，居丧有哀；坚决反对德行狭隘、信念不坚之人。
他们崇尚宽厚待人、严于律己，讲求包容与博爱。
某种程度上，他们的精神气质反而接近墨家。
甚至可以说，子张一脉深受墨家影响，是儒家之中最具兼爱色彩的一支。
荀子曾在《非十二子》中痛斥此类学说，称其为“贱儒”，言语间毫不留情。
子张学派的儒者们，对荀子及其所属的孙氏一脉向来心存不满，颇多抵触。
比如以荀子为宗师的孙氏儒学一支，便在政治理念上继承并拓展了孔子关于“礼”的学说，提倡礼法并重、双管齐下；在哲学层面则主张天与人各司其职，认为人类应当掌握自然规律，加以利用；更提出人性本恶、善行乃后天人为的结果，因而格外强调教化与学习的作用。
在传承荀子学术思想的弟子中，最为知名的当属韩非与李斯。
然而这两人早已跳出了儒家的框架，转而成为法家的核心人物。
加之孙氏之儒所持观点与孔子所倡导的“仁”相去甚远，其余七派儒者大多不愿将其视为同道。
一些态度激烈的儒生甚至直言不讳地斥责荀子及孙氏门徒背离祖训、败坏师门，是混入儒林的异端，仿佛法家安插进来的内应一般！这些言辞激烈之人，多半出自孟氏一脉。
孟氏之儒奉孟子为领袖，发扬光大了孔子“仁”的思想体系，提出了性善论，并倡导施行仁政、推行王道，还主张民贵君轻，体现出强烈的民本色彩。
其中，孟子所说的“人皆有善性”与荀子坚持的“人性趋恶”，正好针锋相对，几乎代表了对人性认知的两个极端。
正因如此，孟氏与孙氏两派儒者之间矛盾极深，彼此瞧不上眼。
一旦碰面，轻则唇枪舌剑、互相讥讽，重则拳脚相加、大打出手，也算司空见惯。
而在这两个对立极端之间，也存在着主张人性兼含善恶的漆雕氏一脉。
漆雕开、漆雕哆、漆雕徒父为其主要代表。
他们相信人的本性既有光明的一面，也有阴暗之处，为人刚直不阿，遇压迫不低头，行得歪则愧对仆役，行得正则敢怒诸侯。
君主常因其清廉正直而敬重之，但他们却无意仕途，崇尚勇武，重义轻利，走的是儒中有侠的道路。
说得直白些，这一支其实是儒门中的侠者流派。
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也深受墨家影响，尤其是楚地墨者的游侠传统——那些人身为侠客，行于江湖，专做扶危济困之事，作风颇为相近。
若三派儒者齐聚一堂展开辩论，情形往往滑稽又混乱：一开始尚能讲理，可没过多久，孟氏与孙氏便会暂时放下成见，联手先将立场模糊、看似摇摆不定的漆雕氏之人压制下去。
待对方倒地服软，二者又因谁也说服不了谁，随即再度翻脸，扭打成团。
最终谁站着不倒，谁就算赢了这场名为“人性善恶”的争论。
而被打趴下的那一方，则一边揉着淤青爬起，一边暗自发誓：回去定要苦练射箭驾车等君子六艺，下次见面非得报仇雪耻不可。
除了上述四派之外，子思、颜氏、仲梁、乐正诸家也都各有主张、自成体系。
可以说，倘若儒家内部真来一场大会辩，根本无需外人插手，只需搬张凳子坐观好戏即可。
不出多久，八派之间必然陷入僵局，谁也不服谁，言辞争执升级为肢体冲突，场面一片混乱。
如今这八支还能勉强维持“儒家”这个统一招牌，全靠外部压力——特别是来自法家和墨家的挑战迫使他们团结对外。
一旦哪天儒学独掌天下，百家尽消，再无外患，那儒家立马就会分崩离析，演变成八派互争高下的局面，所谓“八家争鸣”恐怕比昔日的“百家争鸣”还要热闹。
历史的发展恰恰印证了这一点。
西汉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内部的整合便悄然开始。
历经千余年对所谓“异端”的排斥与淘汰，子张、漆雕、子思、颜氏、仲梁、乐正诸派陆续退出主流。
剩下的孟氏与孙氏虽长期对峙，却也在对抗中不断交锋、碰撞、交融。
经过漫长岁月的磨合，带有浓厚法家色彩的孙氏之儒终被更具道统正当性的孟氏一脉吸收融合。
至此，孟子学说成为儒学正统，孟子本人也被后世尊为“亚圣”，地位仅次于孔子。
曾经喧嚣纷乱的思想战场，终于归于一处。
这些事在原本的历史中尚属未来，眼下淳于越等一干儒家博士真正忧心的，是如何应对儒门自创立以来遭遇的第二次重大危机。
若此事处理失当，本已分裂为八派的儒学，恐怕将进一步四分五裂，变成十八支互不统属的流派。
到那时，想要再凝聚力量，联合一致去与其他诸子学派抗衡，几乎成了奢望。
而其余各家素来善于抓住机会、趁火打劫，此刻哪肯放过这等良机？纷纷围拢过来，表面恭敬请教，实则满心讥诮地向淳于越等人发问：
“淳于先生，在下愚钝，实在不解——方才天幕上太子殿下所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句话究竟该怎么断句才算准确？”
“我瞧着，若断作‘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倒更贴近孔夫子一贯仁政爱民的思想吧？”
“哎，你这也不对！依我看应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如此才显出教化之意。”
“非也非也，”另一人摇头晃脑，“分明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才合乎圣人循序渐进的育人之道！”
“哈哈，你们全错了！”有人拍案而起，“当断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才是真义所在！”
……
面对这一轮接一轮看似求教、实则挑衅的质问，淳于越等人早已气得脸色涨红，怒声反驳：
“荒谬！简直胡言乱语！孔子从未有过此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