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北方的血腥味渐渐被夏风吹散，从湖广传来的消息，则带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希望，如甘霖般滋润着焦灼的帝国。
宋应星穿着一身粗布衣袍，蹲在武昌府外的试验田埂上，手中捏着的不仅是一块硕大饱满的番薯，更似一块沉甸甸的国本。他身旁，接替其师徐光启遗志的徐骥，以及年轻博学的方以智，正仔细记录着作物的株距、叶色。“徐兄，方贤弟，请看，”宋应星声音带着激动，“此物不择地力，亩产远超稻麦，且块根深藏，即便偶有旱涝，亦不全军覆没。土豆亦然，与番薯皆为活民救荒之宝！”
这片昔日的楚王肥田，通过“藩王改封”政策置换而来，如今已成为流民的安身之所与帝国的粮仓样板。徐骥依据其父徐光启的《农政全书》遗稿，指导农户套种豆类以肥田，并引种了来自吕宋的耐旱玉米。方以智则发挥其博闻强识之长，将观测到的作物生长规律与古籍记载相互印证，编撰新的《物性图说》，为农学注入格物之理。
捷报传至京师，朱由检在文华殿内反复看着宋应星的奏章，紧锁的眉头终于舒展了一丝。他立刻召见户部尚书毕自严与刚刚晋升为“格致院首席”的宋应星。
“陛下，”宋应星虽享“皇保”待遇（朱由检下旨颁发的，皇家重点保护人员，简称‘皇保’享受国家王侯待遇，全国不超过五人），见官不拜，依旧躬身陈奏，“湖广丰收在望，然欲广其利，需兴水利、拓矿殖、精工械。此非一部一司可成，需统筹之力。”
“宋卿所言极是。”朱由检颔首，“朕意已决，以此番新农政产出及未来收益为凭，由内帑发行‘皇帑宝钞’，所筹银钱，不独用于军械，更广投于水利、矿场、工坊、医馆。毕卿，与内帑、工部、格致院共议章程，务使财通其流，物尽其用。”
毕自严心中暗赞，此策将皇室利益、国家财政与科技兴邦牢牢绑定，形成了一条不受旧有户部体系过度掣肘的新动脉，遂躬身领命：“臣遵旨，必当悉心筹划。”
活水兴利，矿业重光
新政之下，帝国沉寂的脉络开始重新搏动。在徐霞客的带领下，一支由老匠人、年轻学子组成的勘探队，跋涉于北方的山峦之间。
徐霞客以其多年游历所积累的丰富地质知识，结合对地方志的考证，指出了数处潜在的高品质煤矿与铁矿苗。在山西，凭借他的指引，官方重新整顿了因战乱和管理不善而衰败的煤矿。
来自汤若望引荐的德意志矿冶工程师汉斯·穆勒，带来了欧洲的矿井通风、排水技术（尽管仍以人力、畜力为主），虽因条件所限未能完全照搬，但其“竖井分层开采”的思路，极大地启发了王徵、薄钰等本土工程师。
王徵与薄钰合作，设计出改良型的龙门吊和轨道矿车（木轨包铁），虽无蒸汽动力，但利用滑轮组与畜力，显着提升了煤块从井底到地面的效率。
大量的煤炭被开采出来，如何高效利用成了新问题。在宋应星“物尽其用”的理念和众人集思广益下，一种将煤末、黄土、水按比例混合，用简易模具压制成型的“蜂窝煤”开始在京畿和山西的工坊间试产。此物火力集中，耐烧且烟尘较少，通过吴养春等商户和皇家合办得‘’大明煤业’的极力推广，以价格低廉、经济耐烧、无尘烟少等特点迅速在民间推广，替代了部分昂贵的木炭，为城市居民和手工业提供了廉价热能。
遵化铁厂，这座一度沉寂的帝国工坊，再次响起了巨大的水轮轰鸣。由王徵设计、结合了西方齿轮传动理念的大型水力风箱，将遵化高炉的火焰吹得前所未有的炽白。
山西的煤炭通过皇明驿站新整修的官道源源不断运来，取代了原本效率低下的木炭。徐霞客勘察附近山脉，找到了更适合耐火材料的黏土矿。孙元化以其精通的两洋炮术经验，与薄钰的精密算学相结合，严格把控着铁水配比和浇铸流程。采用优化后的“灌钢法”炼出的钢材，品质更加均匀、坚韧，被用于浇铸更轻便耐用的野战火炮和铳管。
精工利器，格物强兵
武器的革新不止于材料。在宋应星和薄钰的主持下，利用水力驱动的简易“镟床”和“钻床”开始尝试对火铳的枪管和关键部件进行初步的标准化加工。虽然精度远逊后世，但已是迈向零件互换概念的宝贵一步。孙元化与汤若望则专注于火炮的升级，他们参考欧式炮架，设计了可调节射角的炮架和更灵活的炮车，提升了火炮的机动性和射击效率。
火药的威力是另一关键。李从心、毛元仪等将领结合实战经验，对火药颗粒化、提纯工艺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宋应星《天工开物》理论的指导下，工匠们严格筛选硝、硫、炭的原料，采用水洗、碾压、过筛等工艺，去除杂质，并通过反复实验确定了最佳配比。最终生产出的颗粒化火药，燃烧充分，爆炸威力稳定，其性能已达到甚至部分超过了当时欧洲同期的顶尖水平。装配了优质钢材、标准化部件和高效火药的新式火铳、火炮，开始在京营和关宁铁骑中小批量装备，成为明军新的利爪坚牙。
科技的春风也吹入了杏林。崇祯五年的那场时疫，若非吴有性力挽狂澜，后果不堪设想。当时，疫情在北方数省蔓延，医者多按伤寒论治，效果不彰。吴有性亲赴疫区，细致观察病患，大胆提出“戾气”自口鼻而入，伏于膜原的新理论。他反对盲目使用辛温发散之药，创制了以达原饮为代表的方剂，强调“逐邪解表”，疗效显着。
疫情平息后，朱由检采纳吴有性建议，由格致院与太医院联合，颁布《防疫辑要》。此书以浅显文言配以插图，详述了隔离、消毒（如醋熏、石灰撒地）、辨识症状、简易方药等法。倪元璐、刘若宰等清流官员利用其在士林的影响力，组织生员在乡间宣讲；沈廷扬则通过漕运和海商网络，将药方和防疫知识传至沿海；李天经、汤若望甚至将其中的部分内容翻译成文，向在京的西洋人传播。一套由官方主导、多方参与的防疫体系初步建立，虽仍简陋，却为日后可能出现的疫情积累了宝贵经验，避免了更大规模的失控。
海外贸易的血管也愈发充盈。沈廷扬管理的漕运船队开始尝试近海运输南粮北调，以补漕运之不足。而郑芝龙旗下的庞大商队，则满载着苏州水力织布机产出的精美丝绸、景德镇的瓷器、福建的茶叶，以及遵化铁厂精工制作的铁器、刀具（在朝廷控制下限量出口），乘风破浪，远赴南洋、日本，甚至通过荷兰商船间接与欧洲贸易，换回的白银、铜料、硝石以及来自南洋的大量粮食和泰西的书籍、仪器，反过来又滋养着帝国的革新。
人才的培育是根本。国子监在祭酒倪元璐的主持下进行改革，增设“格物科”，聘请宋应星、王徵、方以智、薄钰等人为博士，讲授算学、物理、农工、测量等实学。汤若望亦被聘为客座，介绍西方历法、几何。虽阻力不小，但仍吸引了如刘若宰等一批有志于经世致用的年轻监生。徐霞客的游记、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方以智的《物理小识》乃至吴有性的《瘟疫论》手稿，都成为监中争相传抄的热门读物。一股崇实黜虚、格物求真的新风，开始在帝国的最高学府中悄然流动。
这是一个危机与希望并存的年代。在北方边患未靖、天灾人祸仍频的阴影下，总有一群人在负重前行，从湖广的沃野到山西的矿山，从遵化的铁厂到苏州的织坊，从京师的格致院到远航的海船，一个生机勃勃的大明，正以其深厚的底蕴与不甘沉沦的意志，在士农工商医的共同努力下，试图撬动历史的车轮，驶向一条未知却充满可能性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