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十三年的春天，随着“破浪一号”在渤海湾震撼人心的下水与试航，以及弘治帝在舰上那番意味深长的表态，一股名为“开海”的热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席卷了整个大明帝国的权力中枢。
天津卫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去，朝堂之上的风云已然激荡。
回到紫禁城的弘治帝，并未因舰上的激情宣言而立即下旨。
他深知，如此重大的国策转变，必须在庄严肃穆的朝会上，经过充分的廷议，形成正式的决议，方能颁行天下。
数日后的一次大朝会，成为了决定帝国海洋命运的舞台。
金銮殿上，文武百官肃立。气氛与往日不同，隐隐透着一股紧绷的期待感。谁都明白，今日议题的核心，必然是“开海”。
果然，在处理完几项常规政务后，弘治帝便开门见山，将话题引向了海禁。
他先是简要回顾了“破浪一号”试航的成功，肯定了格物之学与船政改革的成效，随即话锋一转，声音沉凝：“朕观‘破浪’之威，思东南之患，念国库之虚，感生民之艰。海禁之策，行之年久，利弊如何，众卿可畅所欲言。”
皇帝定下了基调，早已按捺不住的各方势力立刻展开了激烈的交锋。
支持开海的一方，以兵部尚书刘大夏、户部尚书周经为首，气势如虹。
刘大夏手持笏板，声若洪钟：“陛下！‘破浪’已成，利器在手，岂能藏于匣中？我水师若得此等战舰成军，足可扫荡海氛，护航保商！昔日海禁，乃因无力制海；今日开海，正因我有定海神针！此时不开，更待何时？难道要坐视沿海百姓困顿、税源流失、匪寇坐大吗？”
周经紧随其后，从经济角度慷慨陈词：“陛下，臣掌户部，深知钱财乃国家命脉。海禁一开，市舶司重立，仅关税一项，岁入何止百万？东南货殖流通，百业兴旺，百姓安居，国库充盈，实乃富国强兵之不二法门！且如马武、陆仁所奏，海寇多由困顿百姓转化，开海正可釜底抽薪，标本兼治！”
勋贵集团中，寿宁侯张鹤龄、建昌侯张延龄更是迫不及待，他们描绘的海外财富图景虽然略显夸张，但极具煽动性：“陛下，海外物产之丰，远超想象！若能合法贸易，其利滚滚，不仅充盈国库，亦可使参与海贸者获利，实乃官民两便之美事！”
然而，反对的声音依然强劲。都察院右都御史储巏等保守派官员，坚守“祖制”和“华夷之辨”的堡垒，言辞激烈：“陛下！海禁乃太祖高皇帝钦定，旨在防微杜渐，保境安民！岂可因一时之利而轻弃祖宗成法？与夷狄交通，必生祸乱！奇技淫巧之物流入，败坏人心；海外未知之险潜伏，动摇国本！此例一开，后患无穷！”
双方引经据典，各执一词，争论不休。支持者手握新式战舰的底气和经济利益的诱惑，反对者则高举道德和祖制的大旗，一时难分高下。
就在争论陷入胶着之际，弘治帝将目光投向了始终沉稳立于班列中的陆仁。“陆卿，”皇帝缓缓开口，“你执掌船政，深知海事。于开海之策，可有具体方略？”
顿时，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陆仁身上。他深知，决定性的时刻到了。他出列躬身，声音清晰而坚定：“陛下，臣确有所思。开海非是简单地撤消禁令，而需一套周全之策，方能兴利除弊，确保国家利益与海疆安宁。”他早有准备，从袖中取出一份厚厚的奏疏。
“臣之方略，主要有以下几点，”陆仁展开奏疏，条分缕析：
“一、 有限开海，定点管理。 初期不宜全面开放，建议先行重启广州、泉州、宁波三处市舶司。此三地原有基础，且地理位置重要。由市舶司统一管理一切对外贸易，所有商船出入、货物交易、税收征缴，皆需经市舶司许可与登记，严禁私贩。”
“二、 组建护航水师。 以新式‘破浪’级战舰为核心，配属辅助船只，组建专职的远洋护航水师，归兵部统一调度。其职责一为剿灭残余海寇，二为保护合法商船航线安全，三为彰显国威，处理突发海事纠纷。水师强大，乃开海之根本保障。”
“三、 规范贸易品类与税率。 由户部牵头，制定允许出口（如丝绸、瓷器、茶叶）和进口（如香料、药材、特定原料）的货物清单。设定合理关税税率，既保证国库收入，又不至扼杀商贾积极性。严禁军械、硝石、铜铁等战略物资出口。”
“四、 发放特许船引（贸易许可证）。 商人欲从事海外贸易，需向市舶司申请‘船引’，注明船只、人员、货物、目的地等信息。船引需有偿使用，并可设定有效期和贸易额度，便于管理。”
“五、 设立海关稽查制度。 于各开放口岸设立海关，配备得力人员与必要武装，严查走私、偷漏税等行为。对违禁品和非法贸易，严厉打击。”
“六、 收集海图情报，培养海事人才。 鼓励商人反馈海外航路、风土人情信息，由市舶司汇总绘制更新海图。同时在格物学院及沿海地区兴办海事学堂，培养航海、造船、贸易等专业人才。”
陆仁的奏对，系统而全面，几乎考虑到了开海可能面临的方方面面问题，既有宏大的战略视野，又有细致的管理措施。他不仅提出了“为什么要开”，更清晰地阐述了“怎么开”、“如何管”，将一个充满争议的理念，变成了一套具备极强操作性的实施方案。
这番奏对，让支持开海的大臣们更加底气十足，也让许多中间派和部分温和的反对者开始认真思考。就连首辅刘健，在仔细聆听了陆仁的策略后，紧皱的眉头也稍稍舒展，沉吟道：“若果真能如陆侍郎所奏，严加管理，兴利除弊，此事……或可试行。”
弘治帝听完陆仁的陈述，眼中赞赏之色愈浓。他环视群臣，见反对者的声音在陆仁缜密的方案面前已显得苍白无力，终于做出了决断：
“陆卿所奏，老成谋国，甚合朕意！海禁之弊，朕已深知；开海之利，亦已明晰。然国之大事，需谨慎稳妥。朕决定，准陆仁所奏，即日起，筹备重开广州、泉州、宁波三处市舶司！着户部、兵部、工部及沿海相关督抚，会同总理海防船政事务处，详细拟定市舶司章程、税则、水师编练等具体事宜，限三月内呈报！开海之事，依此方案，稳步推进！”
“陛下圣明！”支持开海的大臣们齐声高呼，声震殿瓦。
反对者见皇帝心意已决，且方案相对完善，也只得默然接受。一场决定帝国走向的大辩论，终于尘埃落定。
大明朝这艘巨轮，正式调整航向，驶向了广阔的海洋。
* * *
就在开海之策拍板定案的同时，另一项关乎帝国根基的改革，也传来了令人振奋的消息，并因此得以加速推进。
枣强县试点清丈田亩、推行“方田均税勘算法”已近两年。县令徐文谦以非凡的耐心、智慧和魄力，顶住地方豪强的巨大压力，成功核查出大量被隐匿的田产，并按照“累进田产税”的原则，将土地较为合理地分给了无地少地的农户。
奏报抵达京师，户部核验后，结果令人震惊：枣强县在田亩面积大幅增加（因清出隐田）、且税率更为公平的情况下，年度税粮入库数额，竟比改革前增长了五成有余！而更重要的是，境内百姓因获得了土地，生产积极性高涨，社会秩序明显好转，过去常见的流民、纠纷大幅减少。
枣强县从一个普通的北方县城，一跃成为新政的模范区。
这一成功案例，无疑给正在全国范围内谨慎推行经济改革的朝廷注入了一剂强心针。朝会上，户部尚书周经激动地禀报了枣强县的成果，并着重强调了徐文谦的卓越功绩。
弘治帝闻奏，大为欣慰。土地兼并、赋税不均乃是历代王朝痼疾，徐文谦在枣强县的实践，证明陆仁提出的“方田均税”政策是切实可行的强国富民之道。
“徐文谦实心任事，卓有成效，当予重用！”弘治帝当即表示，“江南之地，乃国家财赋重地，然土地兼并之弊亦最为深重。朕意，擢升徐文谦为苏州府同知（从五品），兼督苏、松、常、镇四府清丈田亩、推行新政事宜！”
这一任命，可谓破格提拔。徐文谦由七品知县，越级升任从五品的府同知，并且负责膏腴之地、豪门望族云集的江南四府土改，足见朝廷对其能力的认可和推行新政的决心。这也明确释放出一个信号：枣强试点的成功不是孤例，土地改革将向帝国最核心、也最顽固的区域深入推进。
徐文谦接到任命，深知责任重大。江南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远非枣强可比。
但他没有退缩，带着在枣强积累的经验和朝廷的尚方宝剑，毅然踏上了南下的征程。他这枚由陆仁播下、在北方扎根生长的改革星火，即将投向江南那片更为广阔也更为复杂的土地，能否形成燎原之势，考验着他的智慧，也关系着整个帝国改革的成败。
朝堂之上，开海与土改，一海一陆，两大战略相继取得突破性进展。
弘治十三年的这个春天，注定将成为大明帝国走向中兴的关键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