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曼哈顿的风带着大西洋的湿冷，卷着第五大道橱窗里的香奈儿广告纸沙沙响。1983年的冬天，二十四岁的谭盾背着磨破边角的琴盒，站在花旗银行门口直搓手。琴盒里的小提琴是他从长沙背来的全部家当，琴弦上还挂着故乡湘江的水汽，此刻却要在异国街头挣一口面包钱。
“兄弟，往这边挪挪，阳光足些。”旁边蹲坐着个穿羊皮袄的黑人老哥，正用块法兰绒布擦琴身，琴箱敞着口，里头躺着几枚硬币和半块啃剩的三明治。他叫雷蒙，在这街角拉了五年琴，熟门熟路地给谭盾指位置，“中午十二点到一点，下班白领多，往台阶上一站，琴声能顺着风飘到街对面。”
谭盾点点头，把琴架在肩上。弓毛擦过琴弦的刹那，《梁祝》的旋律像条银鱼钻进人堆里。路过的西装革履们脚步顿了顿，有位金发女士往琴箱里丢了张五美元，雷蒙吹了声口哨：“听见没？中国调子挺招人稀罕。”
那时候的街头卖艺像场露天音乐会，雷蒙爱拉布鲁斯，手指在琴弦上跳踢踏舞，脚边的硬币堆得像座小山。他总说：“瞧这银行门口，每天人来人往像走马灯，咱们守着这金窝子，饿不着。”说着就从口袋里摸出瓶威士忌，往谭盾琴盒里倒了两滴——“给琴弦润润喉，比松香管用。”
谭盾没接话，只是把挣来的钱分两叠放。一叠买黑面包配番茄酱，另一叠用报纸包好，藏在琴盒夹层里。他常望着街对面的茱莉亚音乐学院发呆，那些从旋转门里走出来的学生，琴盒擦得锃亮，领带系得笔挺，皮鞋踩在地上咔咔响，跟他脚下的胶底鞋是两个世界。
“雷蒙哥，你没想过去考音乐学院？”有次暴雨突降，两人躲在银行门廊下，谭盾摸着被雨水打湿的琴谱问。
雷蒙灌了口酒，哈哈大笑：“考那玩意儿干嘛？这儿挣的钱够买十瓶威士忌！你看那楼上的教授，头发都熬白了，还不是给有钱人演奏？咱在这街头，想拉啥就拉啥，自在！”他的琴弓在雨中划出弧线，布鲁斯的调子混着雨声，有种破罐子破摔的痛快。
谭盾没再问。他知道雷蒙说的是实话，街头卖艺像片浮萍，随波逐流也能活下去，但他琴盒里的报纸包越来越鼓，每一枚硬币都在敲打着他的梦。某个飘雪的清晨，他数完最后一张钞票，把琴盒扣得死死的：“雷蒙哥，我得走了。”
雷蒙正往面包上抹花生酱，闻言抬起头，面包屑掉在羊皮袄上：“去哪儿？下街区有个新场子，给的钱更多。”
“去茱莉亚。”谭盾的声音很轻，却像雪地里的爆竹，“我攒够学费了。”
雷蒙手里的面包掉在地上，他盯着谭盾看了半晌，突然拍着大腿笑：“傻小子，那地方是咱们待的吗？别到时候琴没学成，连街头都回不来咯！”他捡起面包吹了吹，继续大口咀嚼，仿佛刚才的对话只是阵过堂风。
谭盾没回头。他背着琴盒走进风雪里，琴盒夹层的报纸包硌着后背，像块烧红的烙铁。茱莉亚的课堂比他想象中更残酷，教授用银质指挥棒敲着谱架：“谭盾，你的音乐里有太多街头气，要磨掉，像磨掉小提琴指板上的包浆。”他每天泡在琴房十二小时，指尖磨出茧子又磨破，琴弓上的马尾毛断了又接，直到有天，他在图书馆读到约翰·凯奇的乐谱，突然像被电流击中——原来音乐可以这样玩！
而此刻的雷蒙，依旧守在花旗银行门口。他换了把新琴，羊皮袄换成了羽绒服，脚边的硬币堆得更高了。有人问他：“老哥，怎么不去音乐厅演出？”他就指着银行的旋转门：“这儿就是我的音乐厅，每天观众成千上万，不比那些花钱买票的主儿热情？”他的布鲁斯越拉越油滑，像块被岁月磨圆的鹅卵石，舒服得让人不想挪窝。
十年光阴，快得像琴弦上掠过的颤音。2003年的春天，已是知名作曲家的谭盾路过第五大道，西装袖口的袖扣在阳光下闪着光。远远地，他听见熟悉的布鲁斯调子，还是那首《甜蜜的家》，却拉得没了当年的锐气，像杯放凉的威士忌。
雷蒙坐在老位置上，头发花白了大半，羽绒服袖口磨出了毛边。他面前的琴盒里躺着几张零钞，比十年前还少。看到谭盾时，他浑浊的眼睛亮了亮：“嘿！是你小子！好久不见，在哪儿发财呢？”
谭盾蹲下来，把一张百元美钞放进琴盒：“在卡内基音乐厅拉琴。”
“卡内基？”雷蒙挠了挠头，皱纹里掉出些雪花膏的碎屑，“是不是离这儿挺远？那儿门口人多吗？跟咱这银行门口比，哪个地盘更赚钱？”
谭盾笑了笑，没接话。他看着雷蒙布满老茧的手，那双手曾在街头拉出最自由的旋律，如今却像被琴弦困住的鸟。远处的卡内基音乐厅尖顶在阳光下闪着光，那里有他熬了无数个通宵写出的乐谱，有观众雷鸣般的掌声，有雷蒙永远无法理解的另一个世界。
“还行，”谭盾站起身，整理了下领带，“生意不错。”
他转身离开时，身后的布鲁斯又响了起来，混着街头的车水马龙，像首过时的老唱片。谭盾知道，不是所有拉小提琴的人都能走进音乐厅，就像不是所有停在港湾的船，都敢驶向大洋深处。那层隔着街头与殿堂的窗户纸，从来不是用琴弦就能捅破的，得靠心里那团不肯熄灭的火，把认知的茧一点点烤化。
此刻的曼哈顿阳光正好，照在谭盾的琴盒上，那里不再是藏着硬币的夹层，而是躺着刚谱完的《地图》总谱。纸张边缘还留着咖啡渍和铅笔修改的痕迹，像极了当年琴盒里那叠被硬币磨出毛边的报纸——同样是揣着梦想的容器，却盛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