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的冬至，总带着股子特别的仪式感。天还没亮透呢，胡同里就飘起了面香，窗户上的冰花还没化，厨房里已经叮叮当当响开了——剁馅儿的“咚咚”声，擀皮儿的“沙沙”声，偶尔夹杂着老人念叨“馅儿要多放姜，驱寒”，小孩踮着脚够案板上的面团，被妈妈拍了手背“别捣乱，等着吃现成的”。
这时候准有人问：“冬至为啥非得吃饺子？少这一口能咋地？”
老人就会停下手里的活儿，往灶膛里添块煤，火苗“腾”地窜起来，映得满脸红光：“傻孩子，这可不是随便吃的。这饺子，是记着一个人，揣着一份暖呢。”
这人，就是快两千年了还被咱惦记着的张仲景。
要说张仲景，得先讲讲那会儿的世道。东汉末年，兵荒马乱的年月，可南阳西鄂这地界儿，提起他，谁不挑大拇指？这人打小就跟别的孩子不一样，别的娃追蝴蝶掏鸟窝，他蹲在药圃边上看草药，看老先生怎么熬药，问东问西，那股子认真劲儿，跟地里扎根的苗似的，铆着劲儿往深里钻。
后来他成了家，读的书越来越多，心里揣着个念想。有回跟师父聊天，他红着脸说：“我想不通，这世上的官，要是不能给老百姓办事，还不如当个好大夫。进了朝堂能救天下，退回家乡能救乡亲，不都是积德吗？”师父听了，捻着胡子笑：“你这娃，心是热的。”
再后来，张仲景真就当了官，在长沙做太守。按说太守是管一方百姓的父母官，该坐在衙门里批公文、审案子，可他不。每天散了衙，就把大堂的案子擦得干干净净，摆上脉枕，让衙役去门口喊：“太守今儿不审案，给大伙瞧病！”
街坊们刚开始还怯生生的，后来见他给穷人瞧病分文不取，开的方子灵验，人也和气，就都传开了。每天天不亮，衙门口就排起了长队，有拄着拐棍的老人，有抱着孩子的媳妇，还有扛着锄头刚从地里赶来的庄稼汉。张仲景呢，从早看到晚，眼皮熬红了也不歇着，有时候错过饭点，就啃个干馍馍接着给人把脉。
有人劝他：“大人，您是太守，别累着。”他总是摆摆手：“官帽子戴在头上，不如百姓的笑脸记在心里。我这手，能提笔写公文，更能把脉开方子，都是为了大伙能舒坦过日子。”
就这么过了些年头，张仲景看着时局越来越乱，心里惦记着老家的乡亲，干脆辞了官，带着几个徒弟回南阳。
回去的时候，正是冬天。车轱辘碾过白河的冰面，“嘎吱嘎吱”响，风跟小刀子似的，刮得人脸生疼。他掀开车帘一看，心里“咯噔”一下——河两岸的村子，看着比记忆里萧条多了。路边的草枯得像柴火，地里的庄稼早就收完了，光秃秃的田埂上，偶尔能看见几个缩着脖子的乡亲，穿的棉袄补丁摞补丁，有的耳朵红通通的，肿得跟小萝卜似的，有的已经烂了，缠着脏兮兮的布条，一冻就疼得龇牙咧嘴。
有个老太太抱着小孙子，孩子冻得直哭，小手捂着耳朵，哭得嗓子都哑了。张仲景赶紧让徒弟停车，走过去摸了摸孩子的耳朵，冰得像块铁。“大娘，孩子这是冻坏了。”老太太抹着眼泪：“先生，这冬天冷得邪乎，家里没煤没炭，大人都扛不住，何况娃呢？村里好多人都这样，耳朵冻烂了，疼得夜里睡不着……”
他站在寒风里，看着远处灰蒙蒙的村子，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着，闷得发慌。徒弟在旁边说：“师父，天太冷了，咱们先回家歇歇吧。”他摇摇头，声音有点哑：“歇不得。乡亲们遭罪，我这心里不安生。”
回到家，他连夜翻药书，琢磨着怎么能让大伙不受冻耳朵的罪。想了三天三夜，一拍大腿：“有了！”
第二天一早，张仲景就让徒弟们在南阳东关的空地上搭棚子。竹竿插在冻硬的地里，蒙上粗麻布，挡住些寒风；又支起两口大铁锅，锅沿都快到人胸口了，底下架着劈柴，“噼啪”地烧着。
街坊们都来看热闹，交头接耳：“张大夫这是要干啥？”有人猜是熬药，有人猜是做啥好吃的。张仲景站在棚子前，大声说：“乡亲们，这几天天寒，好多人耳朵冻坏了。我今儿个给大伙弄点‘祛寒娇耳汤’，吃了能暖和，耳朵也能好。”
“娇耳？”有人稀罕这个名儿。张仲景笑着指了指自己的耳朵：“就是像耳朵的吃食，吃了它，冻坏的耳朵就能‘娇’起来，慢慢好喽。”
说着，徒弟们就忙活开了。先把一大筐羊肉倒进锅里，又扔进当归、生姜、花椒这些驱寒的药材，咕嘟咕嘟煮着。那香味儿，刚开始是淡淡的药香，后来羊肉炖烂了，肉香混着药香，顺着风飘出去，一条街的人都能闻见，馋得孩子直吧唧嘴。
等肉炖得酥烂，捞出来切成碎末，再把药汤里的渣子滤掉，留着清亮的汤。张仲景挽起袖子，拿起面团，擀成圆圆的皮儿，放上肉馅，捏出耳朵的形状，边捏边教徒弟：“看清楚喽，边儿要捏紧，像耳朵的轮廓，这样煮的时候才不会散。”
不一会儿，案板上就摆满了一排排“小耳朵”，白胖胖的，看着就喜人。下锅的时候，“扑通扑通”跳进沸水，像一群白鱼在水里游。
太阳爬到头顶的时候，第一锅“娇耳”熟了。张仲景舀起一大碗，先递给昨天那个抱着孙子的老太太：“大娘，趁热给孩子吃，连汤带肉都下肚，暖和。”老太太哆嗦着手接过来，孙子闻到香味，也不哭了，张开小嘴等着。一口“娇耳”咬下去，羊肉的鲜，药材的暖，混在一起，从嘴里暖到心里。孩子吃完一个，又伸小手要，小脸蛋慢慢红扑扑的，耳朵也不那么疼了。
就这么着，从冬至那天开始，棚子下天天排着队。老人来了，张仲景多给两个“娇耳”；孩子来了，他往汤里多放块肉；有实在穷得揭不开锅的，他还让徒弟给捎带两个回家。每天天不亮就生火，直到月亮升起来才收摊，一锅接一锅地煮，手冻得通红也不停。
有个老汉吃着“娇耳”，抹着眼泪说：“张大夫，您这是救了咱们的命啊！这耳朵要是烂透了，开春也缓不过来。”张仲景摆摆手：“大伙都是乡里乡亲的，我做这点事不算啥。记住了，这‘娇耳’能祛寒，往后冬天冷，多吃点暖和的，别冻着。”
过了些日子，乡亲们的耳朵真的慢慢好了，红肿消了，溃烂的地方也结了痂。大伙都说，是张仲景的“娇耳”救了他们。
后来张仲景去世了，可乡亲们没忘了他。每年冬至，天最冷的时候，家家户户就学着他的样子，和面、调馅、包“娇耳”。刚开始还叫“娇耳”，后来叫着叫着，就成了“饺子”；有的地方方言土，叫“扁食”，其实都是一个东西。
大人们包着饺子，就给孩子讲张仲景舍药的故事：“知道不？咱吃这饺子，是记着张大夫的好呢。他怕咱冻坏耳朵，才想出这法子。”孩子们似懂非懂，却记住了“冬至吃饺子，耳朵不冻掉”。
慢慢的，这说法就变成了民谣，南阳一带的老人至今还会念叨：“冬至不端饺子碗，冻掉耳朵没人管。”其实哪是“没人管”啊，是祖祖辈辈都记着，得用这热腾腾的饺子，把张仲景那份暖人心的劲儿，一代代传下去。
日子一年年过，朝代换了一个又一个，可冬至吃饺子的习俗，就像老树根一样，在北方的土地上扎得越来越深。
你看现在的冬至，多热闹啊。城里的单元楼里，一家人围在厨房，妈妈和媳妇擀皮儿，爸爸和儿子剁馅儿，老人坐在旁边指挥：“馅儿里多放葱，提味儿！”；乡下的院子里，烟囱冒着白气，锅里的饺子“咕嘟”着，孩子们在院子里追跑，冻得鼻尖通红，却不肯进屋里，就等着喊“开饭”的那一刻。
端起碗来，热气腾腾的饺子在碗里打转，咬一口，汤汁溅出来，烫得直吸气，心里却暖烘烘的。这时候谁还会想“为啥吃饺子”？可能忘了张仲景，忘了“娇耳”，可那股子暖和劲儿，那份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的踏实，跟千年前白河岸边的乡亲们，是一样的。
其实啊，习俗这东西，就像饺子馅儿里的滋味，越嚼越有味道。它不只是“吃”这么简单，是把老辈人的念想，把一份惦记，包进面皮里，煮在滚水里，再盛进每一代人的碗里。
冬至这天，天最短，夜最长，可正因为有了这顿饺子，再长的夜也不觉得难熬。就像老人们说的：“冬至一阳生。”最冷的时候，也是阳气要冒头的时候。熬过这阵儿，雪化了，冰融了，白河的水又开始唱歌，地里的草又会发芽。
而那碗饺子呢？它就像个温暖的约定，每年这个时候准时出现，提醒着咱：再冷的天，有家，有爱，有这口热乎的，就啥都不怕。
你说，这饺子里包的，哪只是羊肉和馅儿啊？那是千年不变的暖，是代代相传的情，是咱中国人骨子里的，对团圆的念想，对日子的热望。
所以啊，冬至这天，别管多忙，都回家端起那碗饺子。咬下去的时候，说不定能品出点老故事的滋味——那是张仲景站在寒风里，给乡亲们递“娇耳”时，眼里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