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春的江南，细雨刚歇，空气里浸着草木的湿甜。苏轼披着件半旧的青布长衫，踩着石板路上的水洼，晃悠悠往定慧寺去。他刚从黄州贬所挪到常州，官阶降了又降，可脚步里倒没多少愁绪——毕竟，定慧寺里有个能让他忘了朝堂烦心事的人，佛印禅师。
推开门时，寺里的香火味混着后院的竹香飘过来，几个小沙弥正蹲在廊下晒经书，见了他，都笑着喊“苏居士来了”。苏轼摆摆手，眼瞅着佛印常待的那间禅房关着门，便故意扬着嗓子喊：“喂，那打坐的‘秃驴’，今儿躲哪儿偷懒呢？”
话刚落音，廊下一个穿灰布僧衣的小沙弥“噌”地站起来，约莫十二三岁，脸蛋圆圆的，眼睛却亮得很，叉着腰怼回来：“居士莫急，‘东坡’在那边，草正嫩着呢！”
苏轼一愣，随即拍着大腿笑起来。他这“东坡居士”的号，是被贬黄州时自己取的，如今倒被这小和尚拿来接话——他问“秃驴何在”，小和尚便说“东坡吃草”，明着是指后院坡上的草，暗里却把“秃驴”的名头轻轻巧巧怼回他身上。旁边的小沙弥们都捂着嘴笑，苏轼也不恼，反倒拉着那小和尚的手问：“你这小机灵鬼，是佛印那和尚教你的？”
小和尚仰着头道：“师父没教，只是常说，居士一来，就得备好‘接招’的话。”正说着，禅房的门开了，佛印披着红色僧袍走出来，肚子圆滚滚的，像揣了个小皮球，笑着道：“你啊，每次来都没个正形，也不怕吓着小徒弟。”
苏轼凑过去，拍了拍他的肚子：“我看你这肚子里，不是经书，是一肚子怼我的主意。”
两人相视而笑，这熟稔的模样，谁能想到，他们的相识，竟是源于一场仕途的狼狈。
那时候苏轼还不是“东坡居士”，是朝廷里意气风发的殿中丞。宋神宗刚登基，一心要变法图强，把王安石推到了变法的前头。苏轼是个眼里揉不得沙子的性子，见新法推行得急，地方官为了凑政绩，把青苗法弄成了变相盘剥百姓的手段，便一次次上书，把新法的弊端一条条列出来，直戳王安石的痛处。
王安石气不过，在神宗面前说了几句，神宗本就觉得苏轼“碍事”，干脆把他贬到杭州做通判。可这还不算完，苏轼到了湖州，写了篇《湖州谢上表》，里头一句“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被御史台的人抓住把柄，说他“谤讪朝廷”“怨怼君主”。
就这么着，苏轼被连夜从湖州押回汴京，扔进了御史台的大牢——这便是后来闻名的“乌台诗案”。那三个月，他以为自己必死无疑，夜里听着狱外的风声，都觉得是催命的锣。好在朝里还有人记得他的才，连王安石都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神宗才松了口，把他贬到黄州，做了个有名无实的“团练副使”。
到了黄州，苏轼心灰意冷，干脆在城东的山坡上开了块荒地，种些稻子蔬菜，给自己取了个“东坡居士”的号，日子过得倒也清净。也是在这时候，他听说附近的金山寺里有个叫佛印的和尚，据说三岁能背《论语》，五岁能作诗，神宗还亲自赐了“佛印”的法号，却偏偏不恋官场，一心只做和尚。
苏轼本就好奇，便挑了个晴天去金山寺。那天佛印正在讲经，台下坐满了香客，苏轼挤在人群里听，见佛印虽然体态丰腴，说起经来却字字恳切，不像那些故弄玄虚的僧人。讲完经，苏轼上前搭话，刚报了名字，佛印就笑了：“早闻苏学士大名，今日得见，幸会。”
两人找了间禅房坐下，茶水刚沏好，苏轼就忍不住逗他：“大师看我像什么？”佛印抬眼打量他，慢悠悠道：“像一尊佛。”苏轼乐了，故意摸着下巴笑道：“我看大师你，倒像一摊牛粪。”
他以为佛印会生气，没想到佛印只是笑着摇头，没接话。苏轼心里得意，觉得自己占了上风，回家就跟妹妹苏小妹显摆。苏小妹听了，叹了口气：“哥，你这是输得彻底啊。佛语说‘相由心生’，他看你是佛，是因为他心里有佛；你看他是牛粪，那你心里装的是什么？”
苏轼脸一红，才明白自己那点小聪明，在佛印面前根本不够看。打那以后，他总往金山寺跑，跟佛印聊禅理，论诗文，有时候还一起喝酒吃肉——佛印虽说是和尚，却不怎么守清规，苏轼带的东坡肉，他吃得比谁都香。一来二去，两人就成了实打实的知己。
熟了之后，苏轼的“毒舌”就更没遮拦了。他总爱拿佛印的光头和肚子开玩笑，佛印也不恼，总能不动声色地怼回来，次数多了，倒成了两人之间的乐趣。
有一回，两人约着泛舟江上。那天天晴得好，阳光洒在江面上，波光粼粼的，像撒了一把碎金子。苏轼撑着船桨，忽然指着岸边喊：“佛印你看！”佛印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只见一只大黄狗正趴在岸边，叼着根骨头啃得正香。
佛印一怔，随即就明白了——苏轼这是在调侃他，暗指“狗啃和尚骨”呢。他看了看苏轼手里的扇子，那扇子上题着苏轼刚写的一首诗，苏轼天天揣在怀里，逢人就拿出来显摆。佛印忽然伸手，一把抢过扇子，“咚”地扔进了江里。
苏轼急了：“你这和尚，疯了不成！”话音刚落，就见佛印指着江水笑道：“你看，水流东坡诗（尸）啊。”
苏轼愣了愣，随即哈哈大笑起来。他这才反应过来，佛印是用“水流东坡诗”对应他的“狗啃和尚骨”，既怼了回来，又没带半分恶意。江风拂过，两人的笑声在江面上飘得老远，连划船的老船夫都跟着笑起来。
还有一次，苏轼在黄州待得久了，心里的郁结慢慢散了些，觉得自己参透了禅理，便写了封信给佛印，信里说自己如今“八风吹不动”——所谓“八风”，就是利、衰、毁、誉、称、讥、苦、乐，他说自己现在不管遇到什么事，心都跟磐石似的稳。
信寄出去没几天，佛印的回信就到了，拆开一看，就两个字：“谬矣。”
苏轼气得吹胡子瞪眼，觉得佛印这是故意找茬。他当即雇了艘船，连夜渡江去金山寺，非要跟佛印理论理论。到了寺门口，天刚蒙蒙亮，寺门还没开，苏轼正想敲门，却看见门楣上贴了张纸条，上面是佛印的笔迹：“八风吹不动，一屁过江来。”
苏轼盯着纸条看了半天，忽然哈哈大笑起来。他这才明白，佛印早就算准了他会来——他嘴上说“八风吹不动”，可就因为“谬矣”两个字，就气鼓鼓地渡江而来，哪里是什么“心稳如磐石”？说到底，还是修行不够。
佛印听见门口的笑声，推门出来，手里还端着一碗热粥：“我就知道你会来，快进来喝碗粥，刚熬好的。”苏轼接过粥，喝着喝着，心里的气就全消了——这世上，恐怕也就佛印能这么精准地戳破他的小骄傲，又不让他觉得难堪。
最有意思的一次，是苏轼把自己最宝贝的玉带输给了佛印。那玉带是苏轼年轻时得的，玉质温润，上面刻着缠枝莲纹，是他为数不多的“家底”，平时舍不得戴，只有见重要客人时才拿出来。
那天他去定慧寺，正好赶上佛印给僧人们讲经。佛印见他来了，笑着道：“今儿人多，没地方给你坐，你要不先去后院待着？”苏轼撇撇嘴：“这有什么难的，我就借你这‘四大’当椅子坐。”
“四大”是佛教术语，指地、水、火、风，佛印知道他是故意拿佛学词汇开玩笑，便顺着话头道：“想坐我的‘四大’？行啊，你答我一个问题，答上来，我给你沏最好的茶；答不上来，你那玉带就归我，当寺里的镇寺之宝。”
苏轼一听，来了兴致。他觉得自己跟佛印聊了这么久禅理，怎么也不会输。便拍着胸脯道：“你问吧！”
佛印慢悠悠道：“世人都说‘四大皆空’，既然是空，你往哪儿坐？难不成坐在风里？”
苏轼一下子就愣住了。他刚才随口说“借四大当椅子”，压根没细想“四大皆空”的意思——既然四大都是空的，那所谓的“椅子”自然也是空的，他又怎么坐得上去？这一下，倒是自己把自己绕进去了。
他皱着眉想了半天，实在想不出答案，只好叹了口气，解下腰间的玉带，递给佛印：“算你厉害，这玉带归你了。”佛印接过玉带，笑得眼睛都眯了起来：“我可就收着了，以后你再来，可得给我当徒弟听经。”苏轼翻了个白眼：“想得美！”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没半点不乐意——一条玉带换这么一场乐子，值了。
后来，那条玉带真的成了定慧寺的镇寺之宝，佛印还特意在玉带旁立了块碑，写着“苏轼玉带在此”。苏轼每次去寺里，都要去看看那条玉带，跟佛印斗几句嘴，好像只要一见到佛印，那些官场的烦心事、人生的不如意，就都成了过眼云烟。
有人说苏轼这辈子活得窝囊，空有一身才学，却总在贬谪的路上奔波；可只有苏轼自己知道，正是这些起起落落，让他遇见了佛印这样的知己，尝尽了人间的烟火气。他写“大江东去，浪淘尽”，是豪情；写“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是豁达；而跟佛印的那些“斗嘴”，则是他卸下所有包袱后，最真实的快乐。
就像那天在定慧寺，苏轼被小和尚怼了“东坡吃草”，却笑得比谁都开心。佛印递给他一杯茶，笑着道：“你啊，就是嘴欠。”苏轼喝了口茶，咂咂嘴：“要不是你总惯着我，我哪有这么多嘴欠的机会？”
阳光透过禅房的窗户，洒在两人身上，暖融融的。远处的木鱼声笃笃响着，混着两人的笑声，成了江南春日里最惬意的风景。那些藏在玩笑里的禅机，那些没说出口的知己情，就这么随着岁月流转，成了后人津津乐道的佳话——原来最好的友谊，从来不是互相吹捧，而是既能陪你笑，也能戳破你的小矫情，在打打闹闹里，把日子过成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