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哲第一次见到阿海时，手里正攥着三张皱巴巴的景区地图，额头上的汗顺着晒红的脸颊往下淌。彼时是七月，南湾岛的海风裹着咸湿的热气，可阿哲眼里只有沙滩上攒动的人影——在他看来，那些不是游客，是一个个“能变现的机会”。
“兄弟，要租游泳圈不？20块钱两小时，比景区门口便宜5块！”阿哲拦住一对牵着小孩的夫妻，语速快得像怕对方跑了，“还能帮看行李，加10块就行，丢不了！”
夫妻犹豫着接过游泳圈，阿哲刚把钱塞进口袋，就听见身后有人笑：“你这圈打气没打满，小孩坐上去容易歪。”
回头一看，是个穿人字拖的男生，裤脚卷到膝盖，手里拎着个装着贝壳的玻璃瓶，脚边还放着个半旧的冲浪板。男生就是阿海，他蹲下来，从口袋里摸出个便携打气筒，三两下就把游泳圈补得鼓鼓囊囊，“下次多打半口气，游客用着舒服，才会回头找你。”
阿哲愣了愣，没接话——他只想着怎么多赚点，从没琢磨过“游客舒不舒服”。那天后来，他看见阿海蹲在沙滩上教一个小姑娘堆沙堡，手里还拿着个捡来的海螺，“你听，这里面有海浪的声音，比买的玩具好玩多了。”小姑娘的妈妈要给钱，阿海摆摆手：“不用，我就是闲着没事，陪她玩会儿。”
阿哲觉得这人“脑子有病”。他是三个月前从老家来南湾岛的，揣着两千块钱，满脑子都是“搞钱”：租游泳圈、卖冰镇椰子、帮人拍打卡照，连晚上都要去夜市摆摊卖荧光棒。他总说：“等我赚够了钱，就找个好地方好好生活。”可到底什么是“好好生活”，他也说不上来，只知道钱越多越好。
反观阿海，在岛上住了两年，靠帮民宿修修东西、偶尔带游客赶海赚点生活费，剩下的时间全用来“瞎晃”：早上跟着渔民去码头挑刚靠岸的鱼，中午在树荫下看老人们下棋，傍晚就扛着冲浪板去追浪花。有人找他合伙开海鲜排档，说“肯定能赚大钱”，他笑着拒绝：“我煮海鲜还行，算账太麻烦，赚那钱得天天盯着，没意思。”
“没意思？”阿哲曾在海边跟他争论，“你看那排档老板，去年买了辆新车！你再看看你，天天捡贝壳、玩冲浪，能当饭吃？”
阿海正把一颗刚捡的寄居蟹放回海里，闻言抬头，指了指远处的落日——橘红色的光洒在海面上，像铺了一层碎金，几个小孩在浅水区追着浪花跑，笑声能飘出老远。“你看，这落日不要钱，浪花不要钱，小孩的笑声也不要钱，这些不比赚钱有意思？”他顿了顿，又说，“我爷爷以前跟我说，几十年前这岛没这么多生意，大家靠海吃海，晚上就坐在海边聊天、看星星，那才叫过日子。现在倒好，到处都是‘扫码支付’，连踩个沙滩都有人想收门票，这岛都快成‘生意场’了。”
阿哲没反驳，心里却不服气。直到八月初的一个台风天，狂风把他摆在沙滩上的游泳圈吹走了大半，装钱的帆布包也被雨水泡得发霉，里面的几千块现金湿得黏成一团。他蹲在民宿门口，看着泡坏的钱，突然觉得鼻子发酸——这三个月他没睡过一个安稳觉，没好好看过一次落日，连饭都是蹲在路边随便扒两口，可一场台风，就把他的“辛苦钱”折腾得差不多了。
这时，阿海撑着伞过来，递给他一杯热姜茶：“别蹲这儿了，钱没了再赚，身子冻坏了可不行。”他还帮阿哲把湿了的钱一张张分开，铺在民宿的走廊里晾干，“我爸以前开小卖部，也遇过台风，货全淹了，他说‘钱是赚不完的，日子还得慢慢过’。”
那天晚上，台风过后的海边特别安静，阿海拉着阿哲坐在礁石上。海浪一下下拍打着礁石，远处的灯塔闪着微弱的光。阿海从口袋里摸出个海螺，递给阿哲：“你听听，不管有没有生意，海浪的声音都不会变。”
阿哲把海螺贴在耳边，里面传来呜呜的声音，像海风在说话。他突然想起，自己小时候在老家的河边，也常跟小伙伴一起摸鱼、捉虾，那时候没想着赚钱，却觉得特别开心。什么时候开始，他眼里只剩下“生意”和“钱”了？
从那以后，阿哲变了些。他还是租游泳圈，但会把气打得足足的，游客忘了拿东西，他会追着送过去；晚上不摆摊了，就跟着阿海去赶海，看阿海怎么辨认螃蟹的脚印，怎么找藏在礁石缝里的牡蛎。有次，一个游客问他“岛上最好看的日落在哪儿”，他没像以前那样推荐“收费观景台”，而是指着东边的山崖：“去那儿，人少，能看见太阳掉进海里，还能捡着好看的贝壳。”
游客后来专门来找他，给了他一张拍得极好的日落照片：“谢谢你啊，比花钱去观景台值多了！”阿哲看着照片里的落日，突然觉得，这种“被感谢”的感觉，比赚了钱还开心。
九月底，阿哲要回老家了。临走前，他跟阿海在海边坐了一夜。阿海送给他一个装着贝壳的玻璃瓶，里面还放了张纸条，写着“别把日子过成生意，要把日子过成浪花——会笑，会跳，还会跟着风跑”。
阿哲把玻璃瓶揣在怀里，坐上去往码头的公交车时，看见阿海正扛着冲浪板往海边走，晨光洒在他身上，像镀了层光。他突然明白，阿海不是“不赚钱”，而是知道“赚钱是为了生活，不是生活为了赚钱”。
就像阿海说的，这地球，本来是用来晒晒太阳、吹吹海风、听听浪花的，不是用来天天算计“怎么赚更多钱”的。那些所谓的“生意”，不过是近几百年才有的事儿，可“好好生活”，才是这颗星球最本来的样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