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沾沾自喜，以“天下财赋半出江南”而傲然；
有人愤愤不平，觉得负担过重；
也有心地良善者，开始呼吁朝廷应对南直隶适当减免赋税，以苏民困。
这种事，你说它惑乱人心，它摆出的似乎是事实；
你说它犯禁，却又抓不住切实的把柄，让官府处置起来颇为棘手。
一时间，“大明江山，全靠我南直隶支撑”的论调，甚嚣尘上，搅得人心浮动。
而奉旨南下的钦差们，也并未闲着。
以海瑞为首的办案队伍，雷厉风行，接连抄查、审结了数起大案要案。
盘踞两淮多年的盐商总会首脑及核心成员，几乎被一网打尽，家产抄没，人犯锁拿。
几个平日里手眼通天的大盐商，此刻也慌了神，拼命向身后那些拿了他们无数好处的“保护伞”求救，却如石沉大海，得不到任何回应。
更让人心惊的是，前首辅徐阶仿佛换了个人，展现出惊人的“效率”和“铁面无私”。
他亲自督责，将徐琨（其子）杀人及涉嫌谋逆案、运河漕船被故意倾覆案、士林中人伪造并散布攻击朝廷的文书案，
泰州有人借讲学煽动愚民案、淮安当地势力凌辱蔑视钦差案……林林总总共十一桩大案，办得是风驰电掣。
主事、知府、御史、给事中、侍郎……一个个往日里威风八面的官员，像下饺子一样被投入牢狱，只待押解进京终审判决。
办案期间，严禁探视，还不时“泄露”出一些某某高官也可能牵涉其中的风声，
搞得南直隶官场人心惶惶，隔几天就要被惊吓一次。
双方都在展示肌肉，张牙舞爪，剑拔弩张，却又保持着最后的克制，没有彻底撕破脸皮。
在这种诡异而紧张的氛围中，时间拖到了三月初二。
钦差海瑞再度秘密会见了李春芳。
两人具体谈了什么，外人无从得知。
但在此后几天，局势发生了微妙而迅速的变化。
原本蠢蠢欲动的苏松兵备道官兵，突然像打了鸡血一样“英勇”起来，
在某个不为人知的海湾，与来犯的“倭寇”进行了一场“短兵相接”的“激战”。
此前一直畏缩不前的守备、都司等将领，此番竟个个“身先士卒”，“亲临一线”，
最终“一举歼灭”了来犯之敌，宣称确保了松江府一时的“海疆安宁”。
只是颇为“遗憾”的是，据说因“水流湍急”，不少“倭寇”的尸首被冲走，使得这场“大捷”的斩获证据略显不足，功劳不免要打个折扣。
与此同时，那股“南直隶支撑大明”的论调，也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突然按住，迅速偃旗息鼓。
取而代之的，是一些颇有名望的开明乡绅、氏族耆老，开始奔走呼吁“天下大同”、“南北一家亲”，
展现出的“高风亮节”和“大局观”，让人“由衷敬佩”。
也就在此时，海瑞抄没了最后几家负隅顽抗的大盐商，
将几个罪证确凿的盐运判官、盐课大使明正典刑，悬首示众后，终于宣布两淮盐政案初步审理完毕。
他会同大理寺少卿陈栋、被临时借调协助办案的南京刑部侍郎王锡爵，将厚厚的案卷整理封存，准备不日返京复命。
无巧不成书，徐阶负责督办的那十几桩“钦案”，也几乎在同一时间宣告结案。
这位前首辅大人，也将随同海瑞一行，返回京城，向皇帝“交差”。
在离开松江府前，徐阶做了一件让许多人意想不到的事。
他“感怀”于家乡百姓生活困苦，特意“嘱托”坐镇松江的定安伯高拱，将他名下以及族人通过“投献”等方式兼并而来的，
共计二十七万余亩良田，“尽数”归还给原主或当地无地少地的百姓。
至于他那因“谋划暗害官差”而被“依法处决”的次子徐琨，徐阶在“大义灭亲”后，
仍“请求”松江府衙发还了尸首，并由他本人“亲手”安葬，演足了最后一出“忍痛割爱”的戏码。
不明就里的百姓们，对此自然是“感恩戴德”，无不“称颂”徐阁老“舍小情而怀大义”。
在高拱的主持下，当地甚至还“自发”立起了一块石碑，记录徐华亭（徐阶）“主动”归田的“功德”，只是不知这碑文，读来是何等滋味。
三月初九，河南道御史饶仁侃奉旨抵达南直隶，开始例行查刷南京各道衙门的文书档案。
同日，南京户部尚书曹邦辅，上疏请求致仕归乡。
三月十一，朝廷诏书下达：于山东承宣布政使司设立新的盐政衙门，统管六处盐司，
原两淮都转运盐使司接到诏令后，需立即服从调配，部分职能和人员将北迁。
同日，南京礼部尚书秦鸣雷，也上疏请求致仕。
三月十四，又一纸诏书震动南京：宣城伯卫国本，因主谋漕船倾覆案，为严肃法纪，整顿朝纲，
着令当地巡抚、按察使司官员监督其于府中自尽，其爵位暂予停袭。
左都督朱希孝亲自率领北镇抚司缇骑，前往宣城伯府“督促”其遵旨。
翌日，宣城伯府便传出了办丧事的唢呐声。
三月十七，皇帝与内阁对南直隶上报的七品以上官员处置意见进行了复核，批准了对论死者的判决；
其余在押官员，即日起枷锁镣铐，押送京师。
同时，朝廷宣布：升任南京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张卤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仍提督操江，兼管巡江事务。
并命令掌南京右军都督府事、提督操江兼管巡江的永康侯徐乔松，即刻启程入京觐见。
三月十八，尘埃似乎暂时落定。
徐阶、海瑞、陈栋等一众钦差，终于启程，乘船北上，返京复命。
同日，前大学士李春芳，似乎是为了进一步表明心迹，或是寻找新的依靠，上疏朝廷，
称听闻仁圣皇太后（陈太后）正在为延庆公主启蒙，特意请求送自己聪慧的孙女李白泱入宫，陪伴公主读书。
一个月后，四月十三，通州，潞河渡口。
作为京杭大运河的北端终点，通州漕运码头一如既往的繁忙喧嚣，南来北往的船只、客商、力夫络绎不绝。
钦差队伍的座船靠岸，自然引来不少百姓围观。
随行的锦衣卫迅速上前，清出一片空地，护卫着几位核心人物下船。
徐阶推开了想要搀扶他的侍卫，自己双手负在身后，步履看似从容，实则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沉重，缓缓踏上了北方的土地。
他静静地等待着锦衣卫去安排马车，目光扫过周围熟悉又陌生的北方景致，
最终落在身旁的海瑞身上，忽然低声问道：“海刚峰，以你之见，陛下会如何处置老夫？”
海瑞看了他一眼，摇了摇头，没有开口。
徐阶叹了口气，语气中带着一丝刻意营造的唏嘘：“海御史，念在当年老夫曾在诏狱中为你奔走求情，多少有份香火情。
此事无关律法判决，仅仅是私下揣测圣意，告知老夫，让老夫心中有个底，也不行吗？”
他原本还存着几分幻想，或许能在朝廷接下来可能的“拆分南直隶”等大动作中再发挥些“余热”，体现自己的价值，以求将功折罪。
可皇帝的反应，比他预想的还要沉稳老练。
竟一口回绝了李春芳关于让其孙女入宫伴读可能隐含的政治暗示，转而采用最稳妥、最不授人以柄的方式，徐徐图之。
这既出乎李春芳的意料，也彻底断了他徐阶想要借机翻盘的念头。
如今，他只能忐忑地揣测，自己那个位高权重的学生张居正，在最后关头，有没有看在往日情分上，替自己说过一两句好话。
身家性命完全操之于他人之手，而自己却几乎没有任何谈判的筹码，这种感觉，足以让任何曾经权倾朝野的人也感到恐惧。
海瑞迎着徐阶探究的目光，沉默了片刻，终究还是坦诚相告：“陛下若有圣断，岂会提前告知臣下？此事，海瑞确实不知。”
徐阶知道海瑞的性子，他不屑于在这种事情上撒谎，心中更是无奈。
按常理推断，皇帝若真决心杀他，就不会让他依旧顶着“钦差”的名头风风光光回京复命，
而应该像那些案犯一样，木笼囚车，枷锁缠身地“槛送京师”。
况且，他毕竟是做过首辅的人，为了维护大臣起码的体面，
朝廷通常也不会轻易对这个级别的人物处以极刑，重演夏言当年的悲剧，是百官都不愿看到的。
但是，“通常”、“理当”这些词，在生死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这些夜晚，徐阶辗转反侧，短短时日，白发又添了许多，肉眼可见地苍老了下去。
他无法抑制内心的惊惧——这位少年天子，手段太老辣，心肠也太硬！
一番组合拳下来，他在南直隶的根基已被连根拔起，乡党同僚恨他“反水”出卖，可谓人人喊打；
想依靠宗族，却被逼着“主动”归还了所有田产，遣散了依附的奴仆家丁；
就连他最亲近的儿孙，在他决定牺牲次子徐琨来保全家族时，看他的眼神都充满了恐惧和疏离。
可以说，皇帝硬生生将他这个一辈子都在谋身自保的官场老手，逼成了一个除了皇帝给予的“生路”外无处可去的“孤臣”！
面对这样的皇帝，徐阶实在没有把握，这次召他入京，是另有任用安排，还是想在紫禁城里，更方便地“炮制”他？
他一直在反复思量，自己究竟，还有没有一线生机？
就在徐阶与海瑞相顾无言，各自沉浸在思绪中时，码头远处忽然传来一阵骚动和喧哗。
护卫的锦衣卫立刻警觉起来，迅速收缩，将几位朝廷大员护在中央。
顾承光按着腰刀，带了几个人快步上前查看。
不多时，他匆匆返回，脸色有些古怪，禀报道：“海御史，徐少师，前面是……是鞑靼的使者团，不知何故，跟另一伙人闹起来了。”
他顿了顿，补充了关键信息：“是察哈尔部的人。”
海瑞闻言，眉头立刻紧锁起来。
察哈尔部，即蒙古大汗（明人称土蛮汗）的本部，是蒙古诸部中名义上的正统。
他们此时遣使入朝，意欲何为？
年轻的骆思恭对这段历史了解不深，不由好奇问道：“蒙古人？察哈尔部？他们很厉害吗？”
徐阶此刻也暂时从自身的忧虑中抽离，恢复了部分首辅的洞察力，他下意识地接过话头，解释道：
“蒙古分为诸多万户部落，并非铁板一块。
有与我朝亲善，接受封贡的，如俺答汗部；
也有始终与我朝为敌，屡犯边境的，这察哈尔部的土蛮汗，便是后者。”
他的语气不自觉地带上了昔日执掌中枢时的凝重与杀伐之气：“土蛮汗，自称札萨克图汗，自诩黄金家族正统，野心勃勃。
近年来他内部励精图治，制定法典，整合各部；
对外则东边压服海西、建州女真，南边屡屡侵犯我朝蓟镇、辽东等地，
甚至多次试图游说俺答汗背弃盟约，联手入寇。实乃我朝心腹大患！”
这番分析，条理清晰，切中要害，语气抑扬顿挫，带着久居上位者的威严和对敌人的深刻忌惮。
海瑞、顾承光等人不由得交换了一个眼神——这还是他们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感受到，
这位看似温和退让的老臣，骨子里依然有着曾经作为帝国首辅的锐利与锋芒。
徐阶恍若未觉，缓缓转头看向顾承光，追问道：“可知这土蛮汗的使者，此时入京，所为何事？”
顾承光连忙将刚才打听到的消息详细道来：“据说是二月间，土蛮汗得知我朝新帝继位，贼心不死，派了小股人马试探。
三月初，依附他们的朵颜卫首领长昂和董狐狸，率兵进逼喜峰口。
幸得蓟辽总督戚继光将军及时察觉，火速率精锐迎击。
双方在关外打了一仗，虽然逼退了董狐狸，但我军亦有伤亡。
战后，董狐狸便提出了交换俘虏，以及……向我朝索要‘赏赐’的要求。
戚将军不敢擅自做主，已将蒙古使者和相关奏疏，一并押送进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