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现场
咸丰四年（1854年）四月，湘军誓师出征已两月有余。初时势如破竹，连克岳州等地，将太平军逐出湖南境内。年轻的水陆湘军士气高昂，曾国藩心中也难免升起一股“新军锐气，果然不同”的自得。探马来报，太平军一部在靖港（长沙以北、湘江入洞庭湖口附近）集结，似有反扑迹象。靖港位置关键，若能一举克复，则长沙北面门户洞开，湘军可直下武昌。
幕僚中出现了不同声音。以谨慎闻名的罗泽南等人认为，湘军水师新成，陆师未经大战，不宜冒进，应先巩固岳州，稳扎稳打。但另一派，包括一些求战心切的将领和长沙官场暗中关注的目光（其中不乏想看曾国藩笑话的），则鼓动速战速决，以振声威。曾国藩内心深处，或许也藏着一点“雪长沙之耻”、“早日建功”的急切。最终，他决定亲率水师主力及部分陆勇，突袭靖港。
四月二十八日（1854年5月24日）凌晨，湘军水师战船数十艘，载着两千陆勇，在迷蒙的江雾中驶向靖港。曾国藩坐镇拖罟大船（指挥船），心中既怀期望，又隐隐不安。江面寂静，只有桨橹划水之声。
然而，靖港并非空虚之地。太平军守将石祥贞早已严阵以待，并在江面设下埋伏。他们熟悉这里的水文，更以逸待劳。
当湘军船队闯入预设水域时，战斗骤然爆发。太平军岸炮齐鸣，炮弹呼啸着砸向江心船队。更致命的是，太平军放出大量满载柴草、桐油的小船（火攻船），顺风直扑湘军船队！湘军水师训练时日尚短，操船不够灵活，阵型立刻出现混乱。一些船只中炮起火，船上官兵惊慌失措。搭载的陆勇见水战不利，未等靠岸便人心惶惶。
曾国藩在指挥船上，只见前方火光四起，浓烟滚滚，己方船只相互碰撞，或搁浅，或燃烧，哭喊声、爆炸声、厮杀声乱成一片。他急令旗手发号，试图整顿队形，但硝烟弥漫中信号难辨，溃乱已成定局。太平军趁势从岸上杀出，箭矢如雨。
“大人！前锋败退，火船迫近，此处危险，快退吧！”亲兵急得满头大汗，拽着曾国藩的衣袖。
曾国藩脸色惨白，浑身冰凉。他透过烟雾，看到自己精心打造、寄予厚望的战船在燃烧、沉没；看到那些招募来的家乡子弟在水中挣扎、被砍杀……完了，全完了。衡州的心血，出征的豪情，皇帝的期望，乡党的瞩目，还有一雪前耻的梦想，在这一刻，随着靖港的炮火和江水，化为乌有。
羞愤、绝望、无地自容。
他仿佛已经看到长沙城那些政敌嘲弄的嘴脸，听到朝中言官弹劾的奏章，想到天下人将如何耻笑这个“纸上谈兵”、“一败涂地”的曾侍郎。巨大的失败感像铁钳般攥住了他的心脏，比长沙受辱更甚百倍！那时是愤懑，此刻是彻底的崩溃。
“惨败如此，有何面目再见湖南父老？有何颜面立于天地之间？”这个念头疯狂地占据了他的脑海。
就在亲兵忙着指挥船只掉头、且战且退的混乱当口，曾国藩猛地起身，推开身旁护卫，疾步冲向船舷！
“大人不可！”幕僚陈士杰（字俊臣）一直留意着他，见其神色决绝、直奔船舷，骇然扑上，死死抱住他的腰。
“放开我！让我死！唯有一死，方可谢罪！”曾国藩双目赤红，挣扎着还要往江里跳。江水浑浊，翻滚着战争的残骸和血迹。
陈士杰与几名亲兵拼死力阻，将他拖离船舷，按在甲板上。曾国藩力竭，伏地痛哭，以头撞船板，咚咚作响，状若癫狂。他从未如此失态，也从未感到如此绝望。
残存的船队狼狈撤回长沙城南郊。曾国藩上岸后，把自己关在座船里，不见任何人。他写下遗折，交代后事，安排弟弟曾国葆护送灵柩回乡，再次萌生死志。长沙官场瞬间流言四起，“曾侍郎兵败欲自尽”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冷眼、讥讽、同情、担忧，各种目光聚焦在他那艘孤零零的座船上。
然而，命运之神在将他推入深渊的同时，却悄悄在另一处舞台，点亮了惊人的火光。
几乎就在曾国藩于靖港投水的同时，另一支由他部署的湘军，在悍将塔齐布和新授知府衔的湖南士绅将领褚汝航（率部分水师）率领下，正在湘潭与太平军大将林绍璋部展开激战。
湘潭之战，是湘军陆师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场硬仗。塔齐布，这位被曾国藩从绿营中破格提拔的猛将，赤膊提刀，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他麾下的湘勇，凭借严格的训练、高昂的士气和为“保境安家”而战的信念，与太平军死战。战斗异常惨烈，但湘军顶住了压力，并逐渐占据上风。水师也在湘江配合，阻断太平军退路。
四月二十九日至五月初一，经过数日鏖战，湘军大获全胜！阵斩太平军近万，焚毁船只无数，主将林绍璋仅以身免。此战一举扭转了太平军西征以来的攻势，稳住了湖南大局，意义极其重大。
当湘潭大捷的六百里加急捷报，如同一声春雷，劈开笼罩在长沙上空的阴霾，传到曾国藩手中时，他正处在人生最灰暗的时刻。
幕僚几乎不敢将捷报送入。最后，还是陈士杰硬着头皮，捧着那份沉甸甸的捷报，走进曾国藩那死气沉沉的船舱。
曾国藩木然地接过，展开。目光扫过那些激动昂扬的文字：“阵斩贼首……大获全胜……克复湘潭……”他的手开始颤抖，呼吸变得粗重。他反复看了几遍，仿佛要确认这不是幻觉。
巨大的、近乎荒谬的对比，冲击着他的心灵。一边是自己亲自指挥的惨败，羞愤欲死；一边是自己部下取得的辉煌胜利，挽狂澜于既倒。这胜利属于湘军，也属于他曾国藩，但他个人，却品尝着最苦涩的失败滋味。
良久，他放下捷报，长长地、深深地吐出一口积郁在胸中的浊气。眼中的死灰，渐渐有了一丝微弱但确实存在的亮光。老天爷没有绝他之路，湘军这把剑，并未折断，反而在另一处磨砺出了锋刃！
他走出船舱，阳光刺得他眯起了眼。江风带着腥气，也带来远方隐约的、属于胜利的气息。幕僚和将领们围拢过来，眼神中有关切，也有期待。
曾国藩的声音有些沙哑，但已恢复了镇定：“湘潭之捷，赖将士用命，塔齐布等功不可没。传令，厚赏有功将士，妥善安置伤员。” 顿了顿，他看向北方靖港的方向，眼神复杂，但不再有寻死的狂乱，“败，要认得。靖港之失，错在我求胜心切，筹划不周，轻敌冒进。此训，当铭刻于心。”
他没有过多沉溺于自责，也没有立刻狂喜于湘潭之胜。一种更深沉、更坚韧的东西，在他经历了生死边缘的极端刺激和冰火两重天的命运拨弄后，开始滋生。那是一种剥离了虚浮意气、真正认清战争残酷与现实复杂后的清醒，以及一种“打脱牙和血吞”的、更加可怕的坚韧。
靖港的耻辱之水没有淹死他，反而将他淬炼得更加结实。他活过来了，并且，将以一种更成熟、也更坚定的姿态，继续走下去。
客观评价
靖港之败与湘潭之捷的同步发生，构成了曾国藩军事生涯中极具戏剧性和教育意义的一课：
1. “主帅”与“体系”的分离检验：靖港之败，很大程度上是曾国藩本人临阵指挥失误（急躁、情报不明、轻敌）的直接后果，暴露了他作为战场指挥官的稚嫩。而湘潭大捷，则是他创建的湘军“体系”（塔齐布等将领、严酷训练的士兵、有效的后勤）成功运转的证明。这清晰地表明，曾国藩的核心价值不在于前线战术指挥，而在于制度创建、人才选拔和战略把控。此役之后，他更少亲临一线指挥具体战斗，而更专注于全局谋划和人事调配。
2. 心理承受力的极限测试与突破：投水自尽，是曾国藩性格中刚烈、重名节、追求完美一面的极端体现。这次崩溃是他心理承受的底线。然而，正是这次触及底线的崩溃，加上湘潭捷报的及时“对冲”，反而极大地拓展了他的心理弹性。他体验了最极致的失败羞辱，也见证了体系成功的曙光，这使他日后面对更大挫折（如湖口之败、祁门被困）时，能够保持一种近乎冷酷的镇定和韧性。他真正理解了“屡败屡战”的精髓。
3. 湘军内部权力结构的微妙变化：湘潭大捷确立了塔齐布作为湘军第一陆师悍将的地位，也使得罗泽南等早期骨干的声望更加稳固。曾国藩作为统帅的绝对权威因靖港之失暂时受损，但他通过坦诚认错、嘉奖有功、继续信任将领，反而巩固了与核心将领的关系，展现出容人之量和领袖气度。湘军的凝聚力，在实战胜败的考验中得到了加强。
4. 战略态势的意外扭转：从全局看，湘潭大捷的战略意义远大于靖港之败。它粉碎了太平军夺取湖南、巩固西线的战略意图，将战局稳定在湖南境内，为湘军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整顿和扩大时间。靖港只是战术挫折，湘潭却是战略胜利。命运通过这种残酷而戏剧的方式告诉曾国藩：坚持你的体系，信任你选拔的人，一时的个人得失，不影响大局的走向。
这一章是曾国藩“脱胎”为真正军事统帅的必经阵痛。他丢掉了不切实际的速胜幻想和书生的脆弱颜面，换回了对战争本质的更深刻认识，以及一种更为深沉坚韧的力量。宝剑首次出鞘，虽自伤其锋，却也验明了其钢火的非凡。
靖港的呛水与湘潭的捷报，让曾国藩的心志淬火重生。湘军站稳脚跟，开始以更沉稳的步伐向长江中游挺进。收复武昌，兵锋直指江西，形势似乎一片大好。然而，一个比石祥贞、林绍璋可怕得多的对手，正冷静地在长江与鄱阳湖的交汇处布下天罗地网。太平天国最杰出的青年统帅、智勇双全的翼王石达开，已将目光牢牢锁定了这支新兴的湘军水师。一场决定水师命运，也几乎再次摧毁曾国藩的决战，正在鄱阳湖口悄然酝酿。曾国藩能识破这位天才对手的致命陷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