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雪原上的死亡行军
当恩维尔·帕夏在埃尔祖鲁姆那间烧着炭火、相对隔绝了外界严寒的指挥部里，对着地图上那些象征着他宏伟战略意图的、用蓝色蜡笔精心绘制的箭头浮想联翩，并不断向他的参谋们重申“历史将铭记此刻”时，他麾下奥斯曼第三集团军的近十万官兵，正用他们颤抖的血肉之躯，在高加索的冰封地狱里，为这个建立在流沙之上的梦想，支付着远超任何人想象的惨痛代价。进攻的号角在1914年12月22日吹响，然而，甚至在他们与俄军主力发生大规模、有组织的接触之前，这支庞大的军队就已然陷入了由大自然亲手编织的、无法挣脱的噩梦之中。他们首要的、也是最无情的敌人，远不是隐伏于山峦之后、以逸待劳的俄军枪炮，而是高加索地区1914年岁末那场数十年不遇的、足以吞噬一切生命与希望的严冬。这场战役，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一场单方面的、针对奥斯曼军队的、由“白色死神”主导的无声屠戮。
第一节：白色死神——严寒的无声屠戮与生理的极限
气温并非如寻常冬日般逐渐下降，而是在一场突如其来的、源自西伯利亚的“波拉风”（bora）席卷高原后骤然暴跌。汞柱仿佛失去了所有支撑，猛地跌破了零下二十摄氏度的门槛，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顽固地稳定在零下二十五至三十度之间。而在无月的漫长黑夜，或是在暴风雪最猖獗的时刻，零下四十度的恐怖区间也并非罕见。这不再是通常意义上的寒冷，而是一种具有实体感的、充满恶意且无处不在的毁灭性力量。它穿透薄薄的帐篷，凝固士兵锅里的汤，让钢铁变得脆如玻璃，更以一种缓慢而坚决的方式，剥夺着人体内那点可怜的热量。
裹挟着锋利冰粒的暴风雪，当地人敬畏地称之为“普尔加”（purga），是这片白色地狱的真正主宰。它并非持续不断，而是间歇性地爆发，如同一个喜怒无常的巨人在呼吸。当其降临时，能见度在瞬间降至几米之内，天地间只剩下一片旋转、咆哮的、令人窒息的纯白。山脉、森林、道路，所有熟悉的地标都消失了，世界回归到一片混沌未开的原始状态。风声凄厉，如同万千冤魂在同时哭嚎，淹没了军官的命令、士兵的呼喊，甚至自己心跳的声音。在这种环境中，行军不仅困难，而且极度危险，队伍极易走散，人员随时可能因迷失方向而掉队，最终悄无声息地消失在茫茫雪原之中。
行军本身，成了一场与深雪进行的、永无休止的绝望搏斗。这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道路，只有被狂风塑造成各种诡异形状的雪丘、雪檐和隐藏着致命陷阱的雪沟。士兵们排成稀疏的纵队，像一串串黑色的、移动缓慢的念珠，每一步踏出，积雪都没过膝盖，甚至齐腰深。每一次拔腿，都需要耗费巨大的体力，冰冷的雪粉立刻像贪婪的蛆虫，灌入他们早已破烂不堪的靴筒，与脚上磨出的血泡、渗出的汗水混合，迅速冻结，形成粗糙的冰砂，无情地摩擦着早已麻木的皮肤。这直接导致了灾难性的、大面积的冻伤。
他们身上那套单薄的卡其布夏季制服，在如此极寒中如同蝉翼，根本无法保存任何体温。狂风轻易地穿透粗劣的布料，带走身体表面最后一丝残存的暖意。士兵们像风中残叶般瑟瑟发抖，嘴唇青紫皲裂，牙齿不受控制地打颤，那“咯咯”的声音在短暂的寂静中显得格外清晰，仿佛死神的节拍。为了稍微抵御寒冷，他们想尽了一切办法：将能找到的任何布料——旧麻袋、撕碎的衬衫、甚至死去的同伴身上的破布——层层包裹在身体和脚上。但这在持续的低温和湿气面前，效果微乎其微。
冻伤，这个沉默而高效的瘟疫，在进攻开始后的头几天内便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爆发和蔓延。它遵循着残酷的生理规律，首先从肢体末端开始。手指先是感到刺痛，继而僵硬、麻木，失去知觉，变得像不属于自己的木棍。士兵无法扣动扳机，甚至抓不住行军的背带，连解开裤子小便都成了一种奢望。脚趾同样如此，走路的感觉如同踩着毫无知觉的木桩，深一脚浅一脚，平衡感丧失，摔倒成了家常便饭。很快，皮肤由初期的红肿转为蜡样的苍白，最后变成可怕的、标志组织坏死的蓝黑色。耳朵和鼻子这些突出部位也未能幸免。许多人一夜醒来，发现同伴的面部出现了可怕的黑色斑块，如同被烙铁烫过。剧痛和奇痒交替折磨着士兵的神经，但更可怕的是，在医疗资源几乎为零的前线，这意味着缓慢而痛苦的、不可逆转的死亡过程。
随军医生（如果该部队幸运地还拥有的话）和为数不多的医护兵，面对潮水般涌来的冻伤患者，束手无策。他们的药箱里空空如也，没有止痛药，没有消炎药，更没有治疗冻伤的特效药。他们所学的一切医学知识，在这片白色地狱面前都显得苍白可笑。唯一的、流传下来的“传统治疗”手段，往往就是用雪搓揉患处——这种基于错误观念的做法，反而会加速热量的流失和组织坏死。或者，在情况无法挽回、坏疽开始蔓延威胁生命时，进行没有任何麻醉药的、用普通木工锯或切肉刀进行的战地截肢手术。惨叫声、哀求声、以及锯子摩擦骨头的可怕声响，时常在临时搭起的、血迹斑斑的帐篷里响起，挑战着每一个人的心理承受极限。随后，一堆堆发黑的手指、脚趾、甚至整条手臂或小腿，被随意丢弃在雪地里，迅速被冻硬，成为这场战争残酷性的最直接、最骇人听闻的物证。
死亡以各种静默的方式，随时随地降临。许多人，仅仅是走着走着，便因体力耗尽和核心体温过低（严重的失温症），悄无声息地倒在雪堆中。他们的心脏在极度寒冷和疲惫中缓缓停止跳动，意识在一种诡异的、欺骗性的温暖感（失温症晚期典型错觉）中逐渐模糊、消散，最终被永恒的黑夜吞噬。尸体迅速被新落下的、无情的雪花覆盖，成为行军路线上一个个不起眼的、却令人毛骨悚然的隆起。后续部队的士兵，有时会踩着这些尚未完全僵硬的“雪堆”通过，直到某个倒霉蛋一脚陷空，才惊恐地发现雪层下面是自己同胞扭曲僵硬的、保留着最后痛苦表情的面容。这些冰雕般的遗体，成了这场死亡行军最恐怖、最绝望的路标，无声地诉说着这场战役的荒诞与残酷。
第二节：断裂的命脉——后勤体系的全面崩溃与绝望的蔓延
如果说严寒是直接挥向士兵肉体的屠刀，那么后勤体系的彻底瘫痪，则等于抽干了整支军队赖以生存的血液，摧毁了其持续作战的根基。恩维尔的计划，建立在部队能够快速机动、并能及时获得弹药与食物补给的前提上，但高加索冬季的严酷现实，让这一切假设都成了可悲的、脱离实际的幻想。
维系前线生命的补给线，完全依赖于骡马和少量的牛车。这些牲畜比人类更加脆弱。它们披着薄薄的、结满冰霜的毛毯，蹄子深深陷入松软的雪中，在光滑如镜的冰面上踉跄跌倒，腿骨骨折的情况屡见不鲜。由于粮草（干草和谷物）运输同样困难，使得它们迅速消瘦、体力不支。成百上千的骡马在力竭后倒下，在路边蜷缩着，哀鸣着，最终在寒风中冻毙，尸体僵硬，如同被遗弃的破烂玩偶，眼神空洞地望着灰白色的天空。一支支寄托着希望的补给车队，被困在风雪肆虐的山路上，车轮深深陷入雪坑，动弹不得。车夫和押运兵自身难保，最终只能放弃车辆和宝贵的物资，为了活命而挣扎着返回后方据点。很快，通往前方的主要通道上，堵塞着废弃的车辆、死去的牲畜尸体和损坏的火炮，形成了由冰雪和绝望筑成的、难以逾越的路障。
饥饿，这个与战争如影随形的古老恶魔，开始无情地啃噬着这支现代化军队的士气和体力。士兵们随身携带的几天口粮——通常是硬如石头的黑面包干、少量米饼和几颗用作调味和补充盐分的橄榄——在头几天地狱般的行军中就已消耗殆尽。后方运不上来任何补给。他们开始啃食冻得像花岗岩一样坚硬的面包干，需要用唾液慢慢软化，或者干脆用枪托砸碎，囫囵吞下。当这一点可怜的食物也告罄时，绝望的士兵们将目光投向了那些倒毙的、或濒死的驮畜。他们用刺刀、甚至随手捡起的锋利石块，费力地分割开冻结得如同铁块般的牲畜尸体，割下一条条带着冰碴和血丝的生肉，几乎是机械地塞进嘴里，靠这冰冷、腥膻且难以消化的“给养”维持着生命的最低需求。痢疾、肠炎和其他消化道疾病随之蔓延，加剧了脱水和体力衰竭，进一步削弱了这支军队的战斗力。
弹药补给同样陷入全面中断。士兵们步枪弹夹包里的子弹越打越少，机枪的帆布弹药带变得空空荡荡，象征着火力的枯竭。更致命的是，枪械本身也在严寒中变得极其不可靠，仿佛被施了恶咒。步枪的钢制枪机常常被冻住，需要士兵用尿液（如果他们在极度脱水和寒冷下还能尿出来的话）甚至呵出的微弱热气去融化冻结的润滑油，才能勉强拉开枪栓，而这过程往往需要耗费宝贵的时间和体力。马克沁机枪的水冷套筒如果不时刻注意防冻（需要用小火慢慢烘烤或注入珍贵的防冻液，如酒精），里面的冷却水就会结冰膨胀，导致套筒冻裂，使得这件自动武器彻底报废。火炮的情况更糟，炮栓冻结，光学瞄准镜结霜失效，炮轮深陷雪中，而拖曳火炮的牲畜大量死亡，使得这些平日里威风凛凛的“战争之神”，成了散落在行军路线上一堆堆无用的、覆盖着冰雪的废铁。
通讯联络也几乎完全中断，使得整个集团军陷入了各自为战、信息隔绝的混乱状态。脆弱的野战电话线被狂风吹断，或被积雪和冰冻重量压垮。为数不多的无线电设备笨重且稀少，在极寒中电子管性能极不稳定，电池电量急剧衰减。各部队之间、部队与远在后方的集团军指挥部之间的联系变得时断时续，甚至完全隔绝。师长不知道麾下各团的确切位置和伤亡情况，军长无法了解友邻部队的进展，而远在埃尔祖鲁姆的恩维尔帕夏及其参谋部，则如同盲人摸象，只能依靠零星传回、往往已经过时且被严重夸大的报告，来拼凑前线的战况。整个奥斯曼第三集团军，就像一头冲入了白色迷雾的巨兽，它的肢体（各军、师）正在被寒冷和孤立一寸寸地冻僵、坏死，而它的大脑（指挥部）却接收不到准确的危险信号，依旧在发出前进的错误指令。
第三节：虚幻的曙光——第十军的挣扎、短暂的突破与尤登尼奇的陷阱
然而，即便是在如此地狱般的环境下，奥斯曼军队，尤其是被赋予最关键、也最艰巨的深远迂回任务的第十军，依然展现出了惊人的、近乎非人的韧性和对命令的绝对服从——或者说，是在恩维尔帕夏及其亲信将领的不断严令与不切实际的催促下，被迫进行的、押上最后生命筹码的绝望挣扎。在“不惜一切代价前进”、“胜利就在眼前”、“真主与我们同在”等口号的驱使下，军官们，其中许多人也同样在忍受着冻伤和饥饿的折磨，挥舞着手枪和马刀，强迫那些已经形同骷髅、眼神空洞、步履蹒跚的士兵们，继续向着俄军预设的、更为致命的陷阱深处走去。
第十军的行军路线最为漫长和艰险。他们需要强渡冰封但依然脆弱的阿拉斯河支流，需要翻越阿拉斯河上游最为陡峭、积雪最深、风力最强的雪山隘口，如海拔近3000米的巴尔杜兹山口。在这里，行军变成了纯粹的生存挑战。士兵们用身体在近乎垂直的雪墙上攀爬，用冻僵的手握着工兵铲，机械地挖掘着前进的阶梯。他们拉着濒死的骡马，拖着几乎无法移动的火炮和弹药车，在齐腰深的粉雪中一寸寸地向前挪动。每一天的行军，都是以成百上千的非战斗减员为代价。雪地上留下了一条由尸体、丢弃的装备、废弃的营火余烬和绝望痕迹铺就的、清晰可见的死亡之路。部队的建制开始被打乱，士兵与自己的原单位失散，不同团的残兵混合在一起，指挥体系濒临瓦解。
仿佛是为了回报（或者说，是更残酷地嘲弄）他们付出的难以想象的巨大牺牲，命运在12月29日，给了第十军先头部队一个短暂而虚幻的曙光。由于俄军统帅尤登尼奇的有意后撤收缩防线（旨在拉长奥斯曼军队的补给线，并使其兵力更加分散），以及持续恶劣天气对双方观测和通讯的影响，第十军的一部，在经历了难以用言语形容的地狱行军后，竟然真的成功地迂回到了萨勒卡默什镇的侧后方向——伊利亚兹拉尔（Iliazlar）和奥尔图（oltu）附近，一度威胁到了连接萨勒卡默什与后方俄军主要基地的交通线路，甚至其指挥中枢。
这一刻，胜利的幻影似乎近在咫尺，触手可及。一些前沿阵地的、幸存下来的奥斯曼士兵，甚至能透过偶尔被狂风撕开一道缝隙的雪幕，隐约看到远处萨勒卡默什镇那些被冰雪覆盖的、低矮的屋顶，以及俄军阵地上依稀飘扬的双头鹰旗帜。这支疲惫不堪、减员严重、几乎到了崩溃边缘的军队中，竟然爆发出了一阵微弱的、夹杂着希望、疯狂与解脱的欢呼。消息通过少数尚能工作的无线电设备，被前线指挥官带着激动与夸张的语气，传回了后方的集团军指挥部：“我军已成功突破俄军侧翼防线！”“萨勒卡默什已在我军兵锋之下！”“合围即将完成！”
恩维尔帕夏接到这些报告，欣喜若狂，最后的疑虑也被一扫而空。他坚信自己的战略天才得到了验证，大胆的冒险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功，俄军主力即将被他的铁钳合围，并在这冰天雪地中遭到歼灭。他立刻下达了一系列更加急迫、甚至显得焦躁的命令，要求第十军，以及正面的第九军，发动“最后的、决定性的”总攻击，不惜一切代价，一举拿下萨勒卡默什，完成这场“坎尼式”的辉煌胜利。
然而，这缕用数万士兵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微弱的曙光，不过是尤登尼奇冷静布下的陷阱中，故意露出的一丝缝隙，是引诱奥斯曼军队主力进一步深入、并耗尽最后一丝力量的诱饵。第十军所谓的“突破”，是在付出了超过百分之四十、甚至更高的非战斗减员、后勤补给完全断绝、士兵体力与精力均已透支到人类极限的情况下，勉强达成的。他们就像一支用尽弓弦全部力量射出的箭，在飞行的末端，箭头已经颤巍巍地触碰到了目标，但箭身本身却已失去了所有动能，轻飘飘地，再也无法深入分毫。他们占领的阵地支离破碎，部队之间联系松散甚至中断，士兵们饥寒交迫，弹药所剩无几，重武器几乎全部丢失。他们看似达到了战术上的突然性，实则自己已经成了一支强弩之末的、深陷重围的孤军，正一头撞进俄军早已张开的、由养精蓄锐的西伯利亚哥萨克骑兵和生力军步兵师，以及严密部署的机枪和炮兵火力网构成的死亡口袋之中。
而此刻，远在后方的恩维尔，以及许多被胜利消息冲昏头脑的前线高级军官，还沉浸在这虚幻的胜利幻影之中。他们看不到士兵们冻伤发黑、正在坏死脱落的手脚，听不到临时救护点里伤兵们痛苦的呻吟与呓语，感受不到那深入骨髓、足以冻结灵魂的寒冷和噬咬肠胃的饥饿。他们只看到了地图上那个代表“胜利”的、被不断强调的符号，正在被一点点地、艰难地描画出来。殊不知，就在他们不断催促着这支濒死的军队进行最后一搏之时，俄军统帅尤登尼奇，正像一位经验丰富的猎人，冷静地调整着他的“铁锤”——主要预备队，等待着给这支疲惫不堪、组织涣散、濒临彻底崩溃的奥斯曼迂回部队，送上那早已准备好的、致命的一击。雪原上的死亡行军，即将奏响它最悲怆、最凄厉的最终乐章——不是胜利的凯歌，而是全军崩溃的绝望哀鸣与冰封地狱的最终吞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