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秋天，对于沈阳的铁西工业区来说，是一个真正意义上“多事之秋”。这个秋天，不仅有日渐凛冽的北风和飘零的落叶，更有机器重新轰鸣的希望，以及随之而来的、更加具体而微妙的挑战。
苏联援助的第一批设备部件和技术资料，历经辗转，终于陆续运抵。拆开厚重的木箱和防潮油纸，露出的是涂着暗绿色防锈漆的机床铸件、成捆的电缆、箱装的精密仪器，以及那一摞摞厚重、散发着油墨与陈旧纸张混合气味的俄文图纸和技术文件。与之同来的，还有第二批规模更大的苏联专家团，这次不仅有工程师，还包括了设备安装技师、工艺师和质量管理专家。
整个工业部，特别是兵工厂、机床厂、钢厂等相关单位，如同上紧了发条的钟表，开始了高速运转。而李云龙和赵刚，也从宏观的规划和组织者，更深地卷入了具体的技术攻坚和管理细化之中。
首先面临的是设备安装。运来的并非整机，往往是拆卸成部件状态，以节省运输空间和成本。这给安装带来了极大挑战。按照苏方提供的安装图纸和工艺要求，需要在预先准备好的基础上，进行精确的找平、对中、固定，然后组装、连接动力和控制系统，最后进行调试和试运行。
李云龙几乎天天泡在安装现场，主要是兵工厂新建的“苏式步枪生产线”和重型机械厂接收的一批中型机床的安装车间。他的角色不是技术指挥，而是“总协调”和“鼓风机”。哪里缺吊车了，他吼着让后勤部门去调；哪个部件搬运卡住了，他袖子一挽就跟着工人一起推；苏联专家和中国的技术员、工人因为某个安装细节（比如水平仪气泡差半格，或者某个螺栓的紧固力矩）争执不下时，他会跳出来，先听双方说完，然后用他特有的方式拍板：“听专家的！人家图纸上这么写的，咱就按图纸来！差半格？那就调到一丝不差！咱们现在是学生，学生就得按老师的规矩来！但是，”他转向工人，“专家讲清楚为啥要这么严了吗？咱们不仅要知道怎么做，还得知道为啥这么做！韩工，你给翻译清楚，让大伙儿都明白！”
他的存在，既保证了苏联技术规范的严格执行，避免了因“差不多就行”的旧习气可能导致的隐患，也督促专家们更多地解释原理，促进了技术消化。
赵刚则侧重于安装过程中的组织管理和人员思想工作。他注意到，一些老工人对苏式设备和严苛的安装要求有些不适应，甚至私下嘀咕：“洋玩意儿就是麻烦，咱们以前那么装不也照样用？”一些年轻技术人员则可能盲目崇拜，对专家的话不分对错全盘接受。
他召集各安装队的党小组长、工会负责人和骨干工人开会：“同志们，安装这些新设备，是我们学习苏联先进技术的第一步，也是硬仗。困难肯定有，不习惯也正常。但要明白，严格的技术要求，是为了保证设备精度、寿命和安全生产，最终是为了咱们自己能造出好产品。苏联专家有他们的经验，我们要虚心学。但学习不是盲从，遇到不明白的，要敢于问，弄清楚道理。咱们中国工人有智慧，要把人家的好方法和咱们的实际经验结合起来。各党支部、工会要关心工人们的生活和思想，做好解释动员，保证安装任务顺利完成，同时带出一支懂新技术、守新规矩的安装队伍。”
在紧张有序的组织下，安装工作稳步推进。巨大的厂房里，天车来回穿梭，吊装着沉重的床身、立柱。工人们按照图纸，用水平仪、千分表一丝不苟地调整着。苏联专家拿着图纸和工具，穿梭在各工位之间，指导、检查、示范。翻译们忙得脚不沾地，嘴唇干裂。入夜后，安装现场往往灯火通明，挑灯夜战是常事。饿了，啃几口凉窝头；困了，轮流在临时搭建的工棚里打个盹。
然而，挫折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在安装一台关键的齿轮加工机床时，按照图纸要求进行最后的主轴精度调试，无论如何调整，动态精度总是达不到标准。反复检查基础、重新找平、校准部件，问题依旧。负责安装的苏联专家急得满头大汗，中方技术人员也束手无策。工期眼看要延误。
李云龙闻讯赶来，现场气氛凝重。他没有发火，而是围着机床转了几圈，问那个急得团团转的苏联专家：“伊万诺夫同志，会不会是……这床子本身在运输途中，哪个关键部件受了内伤？或者，图纸要求的环境温度、地基震动，咱们这儿条件还达不到？”
翻译过去后，伊万诺夫愣了一下，若有所思。他仔细检查了运输记录和包装，又让中方技术人员重新测量了车间温度和地基微震动数据。结果发现，由于沈阳秋季昼夜温差大，安装车间保暖不足，白天气温尚可，后半夜温度骤降时，机床铸铁床身产生了微小的形变，影响了精度稳定。同时，车间不远处有一条铁路支线，偶尔过车带来的轻微震动，也对超精密调试产生了干扰。
问题找到了！一方面，立即加强车间保温，在机床周围搭建临时保温围挡，控制环境温度波动。另一方面，调整调试时间，避开火车经过时段，并在机床地基下加装了简易的减震垫。再次调试，精度终于达标！
这次挫折和解决过程，给所有人上了一课：先进技术不仅在于设备本身，还依赖于严格的环境控制和精细的工艺纪律。同时也证明，结合实际情况分析问题、中外技术人员共同探讨，往往能找到出路。
当第一台完全按照苏式标准安装调试成功的机床，在电动机的带动下平稳运转，发出悦耳的切削声时，车间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许多老工人抚摸着光洁的导轨和精准的刻度盘，感慨万千：“这才是真正的机器啊！”
与设备安装同步，另一条更为艰险的战线在炼钢炉前展开——特种钢材的试制，尤其是用于制造炮管和重要机械零件的高强度合金钢。
中央和东北局下达了明确任务：必须在短期内，利用现有条件（主要是修复的鞍钢平炉、电炉），参照苏联提供的部分合金钢成分标准，试制出合格的炮管用钢坯，为后续的仿制苏式火炮（如76.2毫米加农炮）提供材料基础。
任务落到了鞍山钢铁公司（简称鞍钢）和工业部直属的特种钢试验厂。李云龙和赵刚将此事列为“天字第一号”攻关项目。李云龙甚至把铺盖卷搬到了鞍钢的专家招待所，声称“炼不出合格钢，老子不回去！”
冶炼特种钢，远比恢复普通钢铁生产复杂。它涉及精确的化学成分控制（碳、锰、硅、铬、镍、钼等元素的配比）、严格的熔炼温度和时间、特殊的脱氧和合金化工艺、精心的浇铸和后续热处理。每一步都关乎成败，稍有不慎，一炉钢水就可能变成废品。
苏联冶金专家带来了成分标准和基本的工艺要点，但具体的操作参数、炉况把握、与现有设备的适配，都需要在实践中反复摸索。而中国方面，除了少数留日的冶金专家有一些理论知识和有限的经验，大多数炼钢工人都只熟悉普通碳钢的冶炼。
试炼是在紧张而近乎悲壮的气氛中开始的。高大的平炉前，炉火熊熊，热浪灼人。中方技术人员和苏联专家一起，仔细计算着配料单，指挥天车将废钢、生铁、铁合金等原料按序加入炉中。炉长和工人们紧紧盯着炉内的火焰颜色和钢水沸腾情况，凭借经验和仪器读数判断着温度和化学反应进程。
第一炉，因为脱氧剂加入时机不当，钢水沸腾过度，气体含量超标，浇铸后的钢锭内部满是气孔和夹杂，报废。
第二炉，合金元素收得率计算偏差，最终成分不达标，强度不够。
第三炉，浇铸温度控制不好，钢锭表面出现严重裂纹……
失败连着失败。宝贵的合金原料被消耗，工人们连轴转的疲惫，加上屡试屡挫的打击，让现场气氛越来越压抑。一些工人开始怀疑：“咱们这土炉子，真能炼出人家那种高级钢？”“是不是咱们天生就不是搞这个的料？”
李云龙的眼睛也熬得通红，但他梗着脖子，不信邪。每次出炉，无论成败，他都守在炉前。失败了，他拉着技术人员和工人一起蹲在还温热的废锭旁，分析原因。“哪个环节出的岔子？是料没算准？是火候没看对？还是浇铸手抖了？别怕丢人，说！咱们从失败里学！”
他还把那位沉默寡言但经验丰富的留日冶金专家老吴（吴工程师）请到前线，让他和苏联专家多交流，结合中国炉子的特点想办法。老吴起初有些胆怯，在李云龙的鼓励和赵刚的支持下，渐渐敢于提出自己的想法。他注意到，苏式工艺中对某些合金的加入顺序是基于其大型电炉的特性，而鞍钢的平炉热工制度不同，可能需要调整。他与苏联专家激烈讨论，甚至争得面红耳赤，最后决定在下一炉尝试调整合金加入时机和方式。
赵刚则从思想上给队伍鼓劲。他在现场召开动员会，不是空讲大道理，而是请老师傅讲旧社会炼钢工的苦难，请技术人员讲特种钢对国家国防的意义。“同志们，失败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信心！咱们现在流的汗、费的料，就是为了将来前线战士少流血！苏联同志也不是天生就会，也是这么摸索过来的！党相信咱们中国工人阶级的智慧和毅力，一定能攻克这个堡垒！”
同时，他切实关心工人的生活，改善饮食，增加轮休，确保大家有体力持续作战。他还组织技术总结会，要求每一炉无论成败都要写出详细的操作记录和原因分析，建立技术档案。
转机出现在第七炉。这一次，综合了前几次的经验教训，采纳了老吴调整后的部分工艺，炉长和工人们也更加沉着精细。从配料、熔炼、脱氧、合金化到出钢、浇铸，整个过程异常顺利。当通红炙热的钢水注入锭模，火花四溅，却没有出现异常沸腾或喷溅时，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就低声说：“这炉……有门儿！”
钢锭冷却后，经过初步的表面检查和取样，情况良好。送到实验室进行化学成分分析和机械性能测试，几天后，结果传来：主要成分指标完全符合要求！抗拉强度、屈服强度、延伸率均达到甚至超过了标准！
消息传来，整个炼钢车间沸腾了！工人们把安全帽抛向空中，相拥而泣。老吴工程师握着苏联专家的手，激动得说不出话。李云龙一拳砸在旁边的铁架上，哈哈大笑：“他娘的！成了！我就说嘛，咱们中国人，不比别人笨！”
这第一炉合格炮管钢的炼成，意义非凡。它不仅仅是一种材料的突破，更是信心的重塑，是证明在艰苦条件下，通过中外合作、上下同心、科学钻研，能够掌握复杂工业技术的生动范例。后续的批量试制和工艺固化，依然有大量工作，但最难的关口，已经迈过。
就在技术攻关如火如荼之际，赵刚敏锐地意识到，仅有技术的突破还不够。现代化的大生产，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科学管理作为保障。设备再先进，工艺再成熟，如果管理混乱、效率低下、质量不稳、事故频发，一切都将大打折扣。
他从苏联专家那里，从有限的参考资料中，从一些管理干部和懂行的旧人员那里，了解到一些现代工业管理的概念：生产计划、劳动定额、质量管理、成本核算、设备维护、安全生产……这些词汇，对他而言，如同当初李云龙面对机床术语一样陌生，但他知道，这是必须攻克的另一个“高地”。
他决定从最基础、最直观，也最容易引发矛盾的环节入手——劳动定额.
过去在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小型兵工厂，生产多是任务式、动员式，凭觉悟和热情干活，没有精确的定额。但在沈阳这样的大型工厂，工序复杂，人员众多，如果没有合理的定额，就无法编制准确的生产计划，无法衡量效率，无法实行按劳分配，容易造成“干好干坏一个样”、“磨洋工”或“鞭打快牛”的现象。
赵刚选择在刚刚安装调试成功、准备小批量试制苏式步枪的车间进行定额试点。他组织了一个由车间主任、技术人员、老工人代表、工会干部和统计员组成的小组，由一位学过一些管理知识的留用人员担任顾问。
方法很“土”，但力求科学：对步枪生产的每一道主要工序（机加工枪管、枪机、护木，热处理，表面处理，装配，校验等），选择几个技术熟练、操作稳定的工人，在正常生产条件下，用秒表多次测量其完成单位产品（如车一根枪管外圆）所需的“纯作业时间”，然后加上必要的休息、生理需要、工艺准备等“宽放时间”，再考虑一定的技术熟练度普遍提高的潜力，综合确定一个“先进合理的定额”。
这个过程充满了争议和反复。有些工人担心定额太高，完不成；有些老师傅觉得被“掐着表”干活，不受信任；管理人员则担心定低了影响效率。赵刚亲自参加讨论会，耐心解释定额的意义：“定额不是‘紧箍咒’，而是‘测量尺’。它能告诉我们，干一件活到底需要多少合理的时间，帮助我们制定计划，发现生产中的瓶颈，奖励先进，帮助后进。定额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技术进步、工具改善、工人熟练，定额也可以修订。我们的目的，是让大家在公平合理的条件下，发挥最大的积极性，多造好枪，支援前线。”
经过反复测算、协商、试点调整，第一套工序定额终于制定出来。试行初期，确实有些不适应，但很快，效果开始显现：生产计划变得清晰可行，物料供应能更准确地配合，工人的劳动效率有了客观的衡量标准，超额完成定额的工人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奖励（多是实物奖励，如粮食、布匹），大家的积极性被进一步调动起来。更重要的是，通过制定定额，暴露了一些工序安排不合理、工具工装落后、物流不畅等问题，为后续的技术革新和管理改善指明了方向。
在抓定额的同时，赵刚也开始强力推行质量管理和安全生产。
他从苏联专家那里学到了“三检制”（自检、互检、专检）和“首件检验”等概念。要求在关键工序设立检验点，操作工必须对自己加工的零件进行自检，下道工序对上道工序进行互检，专职检验员进行最终把关。每一批产品投产前，必须先做“首件”，检验合格后方可批量生产。他明确提出“质量是生命，是政治任务”，要求将质量指标纳入考核。
安全生产更是被他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过去战争环境下，工厂条件差，工人安全意识薄弱，事故时有发生。赵刚看了几起事故报告（有烫伤、砸伤、触电），痛心疾首。他组织制定了一系列安全生产规章制度：进入车间必须穿戴劳保用品（工作服、手套、防护镜等）；操作旋转设备严禁戴手套；电气设备必须接地、有警示；危险区域设置标识；建立安全值班和检查制度。他要求各厂成立安全委员会，工会把劳动保护作为重要职责，党团组织要宣传安全知识。他甚至“威胁”说：“谁要是因为违反操作规程出了事故，我不光要处分他，还要追究他领导的责任！咱们搞生产是为了建设国家，不是让工人兄弟流血受伤！”
这些管理措施，起初被一些习惯于松散管理的干部和工人视为“条条框框”、“麻烦”，但赵刚态度坚决，反复检查落实。渐渐地，厂区的秩序变得井然有序，生产节奏更加稳定，废品率开始下降，事故明显减少。一种新的、讲求科学、注重效率、严守纪律的现代工厂氛围，在机器的轰鸣声中，悄然生长。
秋天将尽，沈阳的第一场雪悄然飘落。站在工业部大楼里，望着窗外银装素裹的厂区和远处高炉冒出的、在寒冷空气中格外醒目的白色蒸汽，李云龙和赵刚都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充实，也深知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图纸正在变成机器，炉火已经炼出好钢，管理的轮子开始啮合转动。然而，距离真正形成稳定、可靠、成规模的军工生产能力，距离那场即将出乎所有人意料、考验整个东北工业乃至新生共和国国运的战争，时间，已经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