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的冬天，以一种异乎寻常的严峻姿态降临在东北大地。鸭绿江对岸的炮火声，已不再是隐约的闷雷，而是清晰可辨、日夜不休的轰鸣。敌机的骚扰日益猖獗，不止一次深入中国领空，在安东（今丹东）等地投下炸弹，造成了军民伤亡和财产损失。空气中弥漫的硝烟味，不仅来自铁西区日夜不熄的炼钢炉，更来自国境线那边越烧越近的战火。
东北工业部大楼里的气氛，比窗外的寒流更加凝重。电话铃声、电报机的滴答声、急促的脚步声、压抑的争论声，构成了这里的主旋律。李云龙眼里的红血丝再也没有褪去过，脾气也愈发急躁。常规武器生产线已经绷紧到极限，但前线催要装备的电报雪片般飞来，要求更多、更快、更好。而那个悬在所有人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防空武器的短板，更是让他寝食难安。简易高射机枪如同儿戏，仿制高炮遥遥无期，林致远的火箭弹还在屡败屡战的泥潭中挣扎。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和时不我待的焦灼，啃噬着他。
相较之下，赵刚显得更为沉静，但这种沉静之下，是同样高速运转的大脑和紧绷的神经。他不仅要处理日常庞杂的政务、协调各厂矛盾、安抚职工情绪，更将大量精力投向了更广阔的信息渠道。他深知，在几乎被封锁的国际环境下，闭门造车是致命的。他要求工业部下属新成立的“技术情报翻译室”（成员主要是外语好的归国人员和旧政权留下的译员）扩大工作范围，不仅要翻译有限得到的苏联技术资料，还要千方百计搜集、翻译一切可能获得的外部工业信息——欧美的科技期刊摘要、国际市场的商业动态、甚至是从香港、澳门等地转道而来的零散新闻报道。
他知道这如同大海捞针，但哪怕只有一丝微光，也可能照亮眼前的黑暗。
十二月初的一个傍晚，翻译室负责人，一位姓沈的、戴着厚厚眼镜的留英归国学者，拿着一份刚刚译出的电报，几乎是跑着冲进了赵刚的办公室。他的手指因为激动而微微颤抖，眼镜片后的眼睛亮得吓人。
“赵政委！重要情报！从香港转来的，源头是我们在伦敦的一个……商业联络点。”沈先生将电报稿放在赵刚桌上，声音压得很低，却掩饰不住兴奋。
赵刚接过电报，迅速浏览。电文不长，但内容却让他心头剧震：
“据悉，英国政府委托数家拍卖行，将于明年（1951年）1月中旬，在伦敦、利物浦、格拉斯哥等地，公开拍卖一批‘战时剩余物资及部分淘汰工业设备’。清单初步披露，包含：美制及英制各类机床（车、铣、刨、磨、镗床，部分为大型及精密型号）约三百余台；中小型发电机组数十套；成套的化工实验设备（含部分制药设备）；一批军用野战医院设备（手术器械、x光机、消毒设备等）；大量各类金属材料（铝锭、铜材、特种合金半成品）；另有少量封存的军用车辆和通讯器材残件。拍卖面向‘合规’商业实体，但鉴于当前国际形势及‘巴统’（巴黎统筹委员会）限制，对共产党国家直接竞购可能设置障碍。建议速研对策。”
赵刚反复看了三遍，每一个字都像锤子敲打在他的心上。三百多台机床！发电机组！化工设备！野战医院设备！这哪里是“废铁”和“淘汰设备”？对于百废待兴、特别是面临战争威胁急需扩产和补齐短板的中国工业来说，这简直是雪中送炭，不，是久旱甘霖！尤其是那些可能包含的大型精密机床和发电设备，正是当前扩大军工生产和保障能源供应的关键瓶颈！
但电文最后那句“对共产党国家直接竞购可能设置障碍”，又像一盆冷水浇了下来。巴统……这个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阵营实施禁运和技术封锁的机构，他早有耳闻。直接以新中国官方或国营企业的名义去竞拍，无异于自投罗网，不仅买不到，还可能暴露意图，引发更多麻烦。
机遇与风险，巨大的诱惑与严酷的现实，同时摆在面前。
赵刚没有迟疑，立刻抓起电话：“接李部长办公室！老李在吗？让他马上过来，有急事！”然后，他对还在激动喘息的沈先生说：“沈先生，立刻回去，动员翻译室所有能用的力量，通过各种公开和秘密渠道，尽可能搜集关于这次拍卖的详细信息！拍卖行的名字、具体时间地点、更详细的设备清单（特别是型号、产地、新旧程度）、预估价格、竞拍规则、可能的限制条款……越多越好，越细越好！同时，查一下国际上，特别是香港、澳门，有哪些信誉良好、有跨境贸易经验、并且可能对我们抱有同情态度的华商或贸易公司。注意保密！”
“是！政委！”沈先生领命而去。
几分钟后，李云龙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大衣上还带着室外的寒气：“老赵，啥事这么急？生产线又卡壳了？还是林致远那小子又把什么点着了？”
赵刚没说话，只是把那份电报递给了他。
李云龙接过，皱着眉头看。他的文化水平有限，但关键的字眼还是认识的。“机床……发电设备……医院设备……拍卖？”他抬起头，眼中先是疑惑，随即猛地爆发出难以置信的光芒，“他娘的！英国佬要卖这些玩意儿？还是公开拍卖？这……这是真的？！”
“情报来源可信。”赵刚沉声道，“是我们的同志冒着风险传回来的。清单可能还有出入，但基本事实应该没错。”
“买！必须买！”李云龙一拳砸在桌子上，震得茶杯一跳，“管他什么机床，先弄回来再说！咱们现在缺的就是这些铁疙瘩！还有医院设备，前线伤员正需要！钱不够？砸锅卖铁也得买！”
“问题没那么简单。”赵刚示意他冷静，指着电文最后一句，“看到没有？‘对共产党国家直接竞购可能设置障碍’。英国政府不可能不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他们搞这个拍卖，一方面可能是真处理剩余物资，另一方面，未必没有试探和设置陷阱的意思。我们如果以官方名义直接出面，不仅买不到，还可能被扣上‘违反禁运’的帽子，甚至给外交带来被动。”
李云龙愣住了，拧着眉毛：“那怎么办？眼睁睁看着好东西被别人买走？他娘的，这不是急死人吗！”
“当然不能。”赵刚走到窗前，望着外面沉沉的夜色和远处工厂星星点点的灯火，大脑飞速运转，“我们不能直接买，但可以间接买。通过第三方，通过商业渠道，以民间贸易的形式进行。”
“第三方？谁？咱们在资本主义地盘上，哪找可靠的第三方？”李云龙跟过来。
“香港。”赵刚转过身，目光锐利，“香港是自由贸易港，华商众多，情况复杂，也是许多国际信息和物资流转的中枢。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或几个有实力、有胆识、更重要的是有爱国心的华商，由他们出面，组建一个或几个看似与大陆毫无关系的‘皮包公司’或‘贸易行’，去参加拍卖。拍得设备后，再通过香港转运回内地。”
李云龙眼睛一亮，但随即又皱起眉：“这办法好是好，可这样的华商，上哪儿找？还得可靠，有本事，还得敢冒这个险。英国佬和美国人也不是傻子，肯定会查资金来源和最终流向。”
“所以，人选是关键，计划必须周密。”赵刚走回桌边，拿起笔，“我让沈先生去查了。另外，我记得……中央统战部和外贸部门，似乎在香港有一些工作基础和联系。我们可以立即向上级汇报，请求协调，寻找合适的人选和渠道。同时，我们自己也要开始做最坏的打算和最精心的准备。”
“准备什么？”
“准备钱，准备运输路线，准备接收和消化这批设备的技术力量，还要准备一套天衣无缝的‘商业故事’。”赵刚一条条数着，“这笔交易，绝不是简单的买卖。它是一场在敌人眼皮底下进行的特殊战斗，一场没有硝烟但同样凶险的国家博弈。”
李云龙听着，脸上的急躁渐渐被一种熟悉的、属于战场指挥员的冷峻所取代。他明白了这件事的复杂性和战略意义。“老赵，你说得对。这不是逛集市，是打仗！行，你脑子好，负责制定方案，协调上头和外面。我负责家里这一摊：筹钱我想办法（东北的粮食、木材、矿产可以折算），组织技术队伍提前研究清单，准备好接收的仓库和安装场地。咱们里应外合，把这批‘洋落儿’给他叼回来！”
请示的电报以最高密级发往北京。中央高度重视，周总理亲自批示：原则同意，由东北局和工业部具体负责，中央统战部、外贸部及驻港机构全力配合，务必谨慎周密，确保成功与安全。
几天后，更详细的拍卖清单（仍然是部分）和初步筛选的香港华商背景资料，通过秘密渠道送到了赵刚手中。名单上有几个名字，其中一个是**霍英东**。
资料显示，霍东出身贫寒，靠航运起家，头脑灵活，胆大心细，在香港商界以善于把握机会和敢于冒险着称。更重要的是，有情报显示，他对于新中国的成立抱有同情和好奇，曾暗中帮助过一些进步人士，其商业网络涉及航运、贸易、建筑等多个领域，具备运作复杂跨境贸易的条件和能力。但他并非“红色商人”，与大陆方面并无明面上的直接联系，这反而可能成为一种掩护。
“霍东……”赵刚沉吟着。选择他，风险与机遇并存。风险在于，他并非自己人，能否完全信任？在巨大的利益和西方压力面前，他会如何选择？机遇在于，他的“清白”背景和商业能力，正是这次行动最需要的。
与此同时，翻译室和通过其他渠道搜集来的信息，逐渐拼凑出这次拍卖更完整的图景：拍卖由英国政府物资处理局主导，委托给了包括“劳埃德拍卖行”在内的几家老牌机构。设备大多来自二战期间盟军（主要是美英）在欧洲和本土的军事生产基地，战后闲置或淘汰。其中确实包含不少好东西，比如美国“辛辛那提”公司的大型立式车床、英国“丘吉尔”公司的重型镗铣床、瑞士产的精密磨床等，虽然可能不是最新型号，但对于中国来说，很多仍是可望不可及的先进设备。医疗设备则主要来自美军野战医院，相对成套，状况较好。拍卖规则强调“商业用途”，对买方背景会进行“必要的审查”，明确禁止将涉及“军事潜力”的设备转让给共产主义国家。
压力巨大，时间紧迫。
经过与中央相关部门的反复密电磋商，并报请最高层同意，一个大胆而精细的计划逐渐成型：由我方提供大部分资金（通过香港的隐蔽金融渠道注入）和最终需求清单，尝试接触并说服霍英东，以其名义在香港注册一家新的贸易公司（代号“昌荣行”），由他全权负责赴英竞拍事宜。我方将派出少数精干的技术和商务人员（伪装成其雇员）随行，负责现场鉴别设备、提供技术决策。拍得设备后，以“昌荣行”采购“民用工业设备及医疗器材”的名义，办理出口手续，租用外籍货轮（初期考虑悬挂巴拿马或利比里亚等方便旗的船只），运抵香港。然后在香港进行重新包装、文件处理，再通过霍英东控制的或其他可靠的驳船、小轮，以“转口贸易”或“拆散零件”的方式，分批、多路、隐蔽地运往内地，首选目的地是广东，再经铁路秘密北运沈阳。
整个计划环环相扣，任何一环出错，都可能满盘皆输。尤其是说服霍东这一步，是关键中的关键。
十二月中旬，一名持有南洋商人身份、实为我方资深外贸干部的“王先生”，秘密抵达香港。通过可靠的中间人牵线，他在一艘停泊在维多利亚港的游艇上，见到了霍英东。
霍东当时三十岁左右，身材不高，但目光炯炯，举止干练。他对于这位神秘“王先生”的约见，显然有所预料，也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游艇舱内，茶香袅袅，窗外是璀璨的香江夜景，但舱内的气氛却微妙而紧张。
“王先生”没有过多寒暄，在确认了安全后，直接开门见山，表明了代表内地“某些急需工业建设的商业团体”的来意，并大致说明了希望委托霍先生赴英参与特定拍卖、采购一批设备的请求。他出示了部分经过处理的设备清单（隐去了最敏感的军事关联设备），并承诺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和合理的商业佣金。
霍东静静地听着，手指无意识地轻敲着座椅扶手。他经商多年，嗅觉敏锐，立刻意识到这笔生意绝不寻常。采购清单上的设备，虽然标注为“民用”，但其规模和类型，明显指向重工业和基础建设，甚至可能间接用于军事。而委托方的背景和支付能力，也透露出非同一般的气息。这背后，显然是国家层面的需求。
“王先生，”霍东缓缓开口，带着浓重的粤语口音，“这笔生意，规模不小，机会也很好。英国人处理战后物资，价格可能比市价低。但是……”他顿了顿，目光锐利地看向对方，“风险更大。英国人、美国人盯得很紧，巴统的清单不是摆设。我霍英东一个生意人，去拍这些东西，他们会怎么想？海关能不能过得去？船能不能租得到？就算运到香港，再往北边运，海上有台湾的军舰，有关卡，有稽查。这每一步，都是鬼门关。赚多少钱，也要有命花才行。”
“王先生”早有准备，他坦然承认了风险：“霍先生是明白人，我们也不瞒你，此事确有难处，非比寻常商业贸易。正因如此，才需要霍先生这样有胆识、有渠道、更有家国情怀的俊杰出面。我们并非让霍先生白白冒险，除了应有的商业回报，这也是为民族工业复兴尽一份心力。国家积弱百年，如今新生，百废待兴，急需这些设备奠定基础，抵御外侮。香港同胞，亦是炎黄子孙。如今北方强邻压境，战火已燃至家门口，国家若有坚实的工业，便能造出更好的武器保护人民，也能生产更多的物资改善民生。此中意义，远非金钱可以衡量。”
他接着详细介绍了己方计划的周密之处：资金通过多家海外账户分散注入，难以追溯；竞拍以香港新兴工业建设为名，文件齐备；“昌荣行”背景干净；设备抵港后的转运，已规划了多条隐蔽路线和应急预案；内地接应力量也已部署。最后，他意味深长地说：“我们知道霍先生生意广泛，与内地也有些许物资往来。若此事能成，对未来霍先生在内地的商业发展，以及……在香港的社会声誉，想必也大有裨益。”
这番话，既有民族大义的感召，又有现实利益的分析，还有对未来合作的暗示，软硬兼施，情理并重。霍东沉默了很久。他出生于风雨飘摇的年代，经历过日占时期的屈辱，对国家的羸弱有切肤之痛。他经商逐利，但内心深处，何尝没有一颗期盼民族复兴的赤子之心？眼前这笔生意，风险巨大，但机遇同样巨大——不仅是金钱上的，更是地位和历史上可能留下的一笔。他仿佛能看到，那些冰冷的机器运回内地，变成工厂里轰鸣的流水线，变成保卫国家的武器……这种参与历史的诱惑，对一个有抱负的商人来说，是难以抗拒的。
更重要的是，对方展现出的周密计划和强大后盾，让他感觉到，这并非一时冲动的冒险，而是一次有国家力量在背后支撑的、精心策划的行动。成功的可能性，比想象中要大。
良久，霍东抬起头，眼中已有了决断的光芒，但语气依然谨慎：“王先生，这件事，我原则上可以做。但我有几个条件。”
“请讲。”
“第一，资金必须绝对安全、充足、及时到位，并且所有往来账目，必须符合商业规范，经得起查。”
“第二，随行人员必须绝对可靠，懂行，并且完全听从我在商业层面的指挥，不能擅自行动暴露意图。”
“第三，所有计划必须更加细化，特别是运输环节，要有至少两套备用方案。香港这边，我来负责疏通部分关卡和安排转运，但北上的最终保障，必须由你们负责。”
“第四，”霍东盯着“王先生”，“此事无论成败，严格保密。若有不测，与我家人无关。”
“王先生”郑重地一一答应：“霍先生深明大义，所提条件，合情合理，我们全部接受。从此刻起，我们就是并肩作战的同志。为了这批设备能顺利回国，为了国家工业早日强盛，共同努力！”
两只手，在游艇摇曳的灯光下，紧紧握在一起。一场跨越重洋、关乎国家工业命脉的特殊“采购战”，就此拉开了帷幕。维多利亚港的夜色依旧璀璨迷离，但在这璀璨之下，一股为国奔走的暗流，已然开始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