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老支书举起粗糙的陶碗，“为了来年更好的光景，为了咱们国家越来越强盛，干杯！”
“干杯！”
所有人都举起了碗，无论是酒还是水，都饱含着最真挚的情感。我仰头，将辛辣的液体灌入喉中，一股热流从胃里直冲四肢百骸，驱散了所有的寒意与疲惫。
席间，不断有村民过来敬酒，说着感激和祝福的话。孩子们在桌缝间追逐打闹，抢着掉在地上的鞭炮。妇女们忙着添菜加汤，笑声不断。
这喧嚣、质朴、充满生命力的场景，与我记忆中2025年那些精致却疏离、充斥着虚拟社交的年味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这里，我感受到了真正的“集体”温暖，一种扎根于土地、源于血脉相连的归属感。
王斌叔凑到我耳边，低声说：“浩娃子，你看到没，大家的精神头都不一样了。以前过年，虽然也高兴，但眉宇间总带着点对来年光景的担忧。现在，是真的开心，是真的相信明天会更好！”
我点点头。这就是“星火燎原”计划最微观、也是最根本的体现。它不仅仅体现在宏大的工业蓝图和国家战略上，更体现在这一个个村落、一张张洋溢着希望的笑脸上。
年夜饭在热闹和温馨中持续了很久。直到夜色深沉，繁星满天，众人才渐渐散去，各自回家守岁。
我回到自己的家，虽然疲惫，却毫无睡意。窗外，零星的鞭炮声还在继续。我摊开稿纸，就着昏黄的灯光，开始梳理接下来的工作思路。
筹备组有刘永好厂长具体负责，我可以放心。配件联盟的试点方案已经完成，年后就能在阳曲县农机厂率先启动。与北农大陈老团队的技术对接需要提上日程，特别是中型拖拉机和东风三轮车的详细设计。还有工业园土地勘察、配套政策细化、乃至未来可能涉及的人员招聘培训……
千头万绪，但脉络清晰。
远处，传来新旧年交替的第一声密集钟响和鞭炮齐鸣。
1965年，来了。
大年初一清晨，我早早起床，换上了一身干净的蓝布中山装。
推开院门，清冽的空气扑面而来。地上散落着红色的鞭炮碎屑，像撒了一地红梅。远处传来孩子们追逐嬉闹的声音，夹杂着“新年好”的问候。
“浩子哥，新年好！”一个七八岁的男孩跑过来，脸蛋冻得通红，手里攥着几颗糖，“我爹让我给你送糖！”
我蹲下身，接过那几颗用粗糙油纸包着的水果糖，摸了摸他的头：“谢谢小石头。你也新年好，又长高了。”
“我爹说，等我长大了，也要像浩子哥一样念大学建工厂！”男孩眼睛亮晶晶的。
“好，好好读书，到时候厂里需要很多有文化的技术员。”
正说着，王斌叔和李书记从村道那头走来。王斌叔今天特意换上了那件只有重要场合才穿的深灰色咔叽布外套，李书记则戴了顶崭新的解放帽。
“走，浩子，按咱们村的规矩，今天得挨家挨户拜年。”李书记笑着说，“你是咱们村的骄傲，大家可都等着你呢。”
我心中一暖。这个传统，我重生后已经经历了三次，但每一次都有不同的感受。第一年是战战兢兢，想着如何生存；第二年是满怀希望，筹划着改变；第三年，也就是现在，是带着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拜年的第一站，是老支书家。
老支书今年七十有三了，但精神矍铄。他的小院里，已经聚集了不少村民。看到我们进来，大家纷纷起身。
“老支书，各位乡亲，新年好！”我拱手作揖。
“好好好！浩娃子新年好！”老支书拉着我在炕沿坐下，“昨晚你回来得晚，今天可得好好说说，省城那个大项目，到底怎么回事？”
屋里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身上。我注意到，除了熟悉的乡亲，还有几个面孔陌生的年轻人——应该是从县里、公社回来过年的。
我清了清嗓子，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把农机工业园的规划讲了一遍。当我提到“要建5000亩的工业园”时，屋里响起一片倒吸凉气的声音。
“五……五千亩？”一个中年汉子咂舌，“咱们村所有耕地这么大啊！”
“所以不只是建厂，是要建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我解释道，“就像咱们村当初搞养猪场，后来衍生出饲料加工、粉条作坊一样，只是规模要大得多。”
“那得要多少人啊？”一个刚从县农机修配厂回来的青年问道。
“初步估计，核心厂就需要一千五百名工人，加上配套厂、物流、服务，未来三五年内，直接就业可能超过三千人。”我顿了顿，“这还不包括带动的建筑、运输、餐饮这些间接岗位。”
屋里响起一片嗡嗡的议论声。三千个工作岗位，在这个年代，简直是天文数字。
“浩子哥，”那个县农机修配厂回来的青年眼睛发亮，“我……我能报名吗？我在县里学了三年钳工，有三级工证书！”
“当然可以。不过要等厂子建起来，会有正式的招工程序。”我看着他，“你叫什么名字？”
“韩铁柱！按辈分，我得叫你叔！”青年激动地说。
我笑了：“铁柱，好好干，把技术练扎实。将来工业园不仅需要钳工，还需要车工、铣工、电工、焊工……只要肯学肯干，都有机会。”
从老支书家出来，我们又陆续走了十几户。每到一家，都是热情的招待，热切的询问。有人端出自家炒的南瓜子，有人捧出珍藏的枣子，更有几户非要留我们吃早饭。
拜完最后一家，已是日上三竿。王斌叔看看天色：“浩子，按你说的，今天要去城晋驿大队？”
“对。”我点头，“咱们村的特产都准备好了吗？”
“早准备好了！”王斌叔指着村口，“拖拉机已经装好了，粉条二百斤、猪肉半扇、羊肉一百斤、牛肉五十斤、鲫鱼两桶——都是昨天刚从河里凿冰捞的，还有咱们村作坊做的火腿肠根、卤鸡百只、卤鸡蛋五百个。清徐醋和高粱酒各十坛。”
我惊讶地看着他：“这么多？”
“不多！”李书记走过来，“城晋驿那边，地多，人多，但日子比咱们村前两年还苦。”
“走！”我深吸一口气。
拖拉机“突突突”地驶出韩家村，在覆雪的乡间土路上颠簸前行。
约莫两个小时后，前方出现一片规模比韩家村大得多的村落。土坯房和砖瓦房混杂，村口有一棵巨大的老槐树，树下围着一群晒太阳的老人和孩子。
看到拖拉机进村，孩子们呼啦啦围上来。王斌叔停下车，跳下来喊道：“去告诉你们王队长，韩家村的韩浩来了！”
不多时，一个五十多岁、脸庞黝黑、穿着打补丁棉袄的汉子小跑着过来，身后跟着几个干部模样的人。
“韩浩同志！稀客稀客！”那汉子老远就伸出手，“我是城晋驿大队的队长，王大山！”
我跳下车，和他用力握手：“王队长，新年好！我们李书记、王斌叔，代表韩家村，来给城晋驿的乡亲们拜年了！”
“哎呀，这怎么使得！”王大山看着车上堆成小山的年货，眼圈有点红，“韩家村的日子刚好过点，就惦记着我们……”
“王队长，大前年的救济粮，我们韩家村每个人都记在心里。”我诚恳地说。
“那都是应该的，公社下的任务……”王大山搓着手，“走，先到队部坐！”
城晋驿大队部是一排五间的砖瓦房，算是村里最好的建筑。屋里生着煤炉，暖和不少。
落座后，王大山给我们倒了白开水——没有茶叶，这已经是最高规格的招待。
寒暄几句后，我切入正题：“王队长，今天来，一是拜年，二是有个事情想和大队的干部、社员代表们通通气。”
“你说！”王大山坐直身体。
我把农机工业园的规划又讲了一遍，这次讲得更具体，特别提到了可能需要征用土地——根据初步勘测，城晋驿大队有大约四千八百亩相对平整、交通便利的土地，在规划范围内。
屋里顿时安静下来。几个大队干部面面相觑，脸上表情复杂。
我观察着他们的反应，心里已经做好了应对各种问题的准备——在后世，征地拆迁是最敏感的问题，补偿款、安置房、社保……每一样都能扯上几个月甚至几年。
但接下来的对话，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一个六十多岁、头发花白的老支委先开口，他说话很慢，带着浓重的口音：“韩同志，我就问三个事。”
“您说。”我拿出笔记本。
“第一，这地要是被国家用了，公粮咋交？”老支委盯着我，“咱们大队每年要交四十二万斤公粮，这是硬任务。少了地，产量肯定下，但公粮任务不会减吧？”
我愣住了。第一个问题，居然不是个人补偿，而是集体任务。
“第二，”一个中年妇女接话，她是大队妇女主任，“咱们这地，主要是种玉米、高粱，还有二十亩菜地。要是地没了，社员吃啥？粮本上的定量不够吃啊，就靠自留地那点产出和工分换的粮食补。”
“第三，”王大山队长自己开口了，声音沉重，“咱们大队四百多口人，三百多个劳力，就指着这些地。地没了，人干啥？总不能都闲着吃国家救济吧？那不成二流子了！”
屋子里又陷入沉默。几个老农蹲在墙角吧嗒吧嗒抽旱烟，眉头紧锁。
我拿着笔，半天没写下一个字。这些问题如此朴素，如此真实，却又如此沉重。没有一个人问“一亩地赔多少钱”，没有一个人提“我家房子怎么办”，他们关心的，是集体的任务、全队的口粮、所有人的生计。
这就是1965年的中国农民。他们的思维还牢牢绑定在土地上，绑定在“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才是自己的”这套逻辑里。个人得失，被放在了集体生存之后。
“乡亲们，”我放下笔，站起身，郑重地说，“你们提的这三个问题，我都记下了。我现在没法当场答复，因为这不是我能决定的。但我向你们保证——”
我环视屋内每一张质朴而焦虑的脸：“第一，如果征地，公粮任务一定会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绝不会让大队为难。”
“第二，社员的口粮问题，一定会妥善解决。可能是提高粮本定量，可能是实物补偿，也可能是其他方式。”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工业园建起来，需要大量工人。城晋驿的壮劳力，只要符合条件，优先录用！有技术的更好，没技术的，我们可以培训！”
屋里响起一阵骚动。
“真……真的能进厂当工人？”一个年轻后生激动地问。
“我说话算话。”我点头，“但前提是，厂子要能建起来。所以需要大家的理解和支持。”
王大山队长深吸一口气，站起来：“韩同志，有你这句话，我心里就有底了。地是国家的，国家要用，我们没二话。只要能把社员的生活安排好，不让大家饿肚子，我们配合！”
“对，配合！”几个干部附和。
回去的路上，拖拉机在颠簸，我的心也在震动。
“怎么了浩子？”王斌叔看出我情绪不对。
“王斌叔，您说，为什么他们一句都没提钱的事？”我喃喃道。
王斌叔笑了，笑容里有些苦涩：“傻孩子，这年头，钱有啥用？有钱没票，啥也买不着。粮食、布匹、油盐，哪样不要票？对他们来说，有活干、有饭吃、孩子能上学，比啥都强。”
我望着车后扬起的雪尘，突然对“集体主义”这个词有了更深的理解。它不是口号，而是生存的策略，是在极端匮乏条件下，一群人抱团取暖的本能选择。
第二天一早，我带着笔记本，直接来到农业厅王厅长的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