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6月的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弥漫着雪茄与纸张混合的气息。斯大林站在巨大的地图前,指尖划过标注着哈拉哈河的蓝色线条,身后的红木办公桌上,一份刚从远东加急送来的电报还带着油墨的温度。
“报告总书记,诺门坎前线急电!”秘书轻步走入,将电报递到斯大林手中。电报上的字迹简洁有力:旭日军东八百藏支队全军覆没,苏蒙联军收复哈拉哈河东岸全部失地,毙敌两千三百余人,击毁装甲车十二辆,第一阶段作战任务圆满完成——落款是第57特别军军长,朱可夫。
办公室里的几位军事委员脸上露出欣慰的神色。自5月日军挑起冲突以来,苏军初期一度被动,如今能一举歼灭旭日军精锐支队,无疑是振奋人心的胜利。有人轻声说道:“斯大林同志,朱可夫同志果然不负众望,短短数日就扭转了战局,这足以震慑关东军的野心。”
斯大林却没有丝毫笑意,他捏着电报的手指逐渐收紧,指节泛白。他缓缓转过身,深邃的目光扫过众人,低沉的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胜利?这算什么胜利?”
众人顿时噤声。斯大林将电报重重拍在桌上,纸张发出清脆的响声:“击毙两千人,击毁十二辆装甲车,听起来很不错。可我要问的是,战俘在哪里?”
他走到地图前,用红笔重重圈住诺门坎地区:“我们投入了坦克旅、装甲汽车部队,还有充足的炮火支援,把旭日军的支队团团包围在沙丘高地,为什么没能抓到像样的战俘?是朱可夫的部队追得不够快,还是指挥上出了疏漏?”
军事委员们面面相觑。他们都清楚,旭日军向来顽抗,尤其是关东军,深受“玉碎”思想毒害,被俘意愿极低,但斯大林的质问显然另有深意。
“斯大林同志,日军确实顽抗,前线部队报告说,残余日军要么剖腹自尽,要么冲向坦克发起决死冲锋……”一位委员试图解释。
“借口!”斯大林打断他的话,语气愈发严厉,“我不管他们有多顽固,朱可夫手里有五个师的兵力,有五百辆先进坦克,还有绝对的制空权!他能组织起‘车轮子补给线’,能三天撤换十七个指挥不力的军官,就没有办法堵住旭日军的退路,抓不到战俘?”
他来回踱步,脚步声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格外清晰:“我们和旭日的冲突,不是简单的边境摩擦。关东军在试探我们的实力,全世界都在看着这场战争。击毙敌人能证明我们的战斗力,但抓获战俘,才能让全世界看到旭日军的狼狈,才能真正摧毁他们的嚣张气焰!”
斯大林停顿片刻,目光落在朱可夫的名字上,语气稍缓却依旧坚定:“告诉朱可夫,第一阶段的胜利只是开始。我给了他他想要的所有装备——坦克师、航空兵师、机械化炮团,不是让他只追求歼敌数字的。为此,必要时跨境,给我打!”
他拿起笔,在电报空白处写下命令,字迹遒劲有力:“要求第57特别军在后续作战中,集中力量围歼旭日军主力,务必抓获足量战俘。我要看到关东军的军官、士兵,活生生地出现在莫斯科,让全苏联、全世界都知道,所谓的‘皇军精锐’,不过是我们的阶下囚!”
电报迅速通过加密渠道发往远东。此时的诺门坎草原上,朱可夫刚结束对前线的视察,满身尘土地回到指挥部。当他读到斯大林的命令时,眉头微蹙。
他清楚旭日军的作战风格,也知道在广袤的草原上围歼顽敌、抓捕战俘的难度,但他更明白斯大林的深意——这场战争不仅要打赢,还要打得让旭日彻底放弃“北进”的野心。
朱可夫将电报递给参谋长,语气果决:“通知各部队,调整作战部署。后续反击时,留出侧面包抄通道,组建专门的俘获部队,配备装甲车和俄语翻译。告诉士兵们,抓到一个旭日军军官,等同于击毙十个普通士兵;抓到一个完整的旭日军小队,记集体功一次!”
夕阳下,哈拉哈河的水面泛着金光。朱可夫望着远方日军阵地的方向,眼神锐利如鹰。
他知道,斯大林的要求意味着更大的作战压力,但这也是检验苏军真正实力的机会。草原上的炮火即将再次轰鸣,而这一次,除了胜利,他还要带回斯大林想要的“战利品”——那些骄傲的关东军战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