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见面之后，无论是秦校长、5个教员还是学生们，都对这支八路军的队伍产生了很大的好感。
他们因为现实困境和对未来的迷茫，开始更加倾向于留在此地，至少，看一看王大治口中的根据地究竟是怎么样的，值不值得他们留下来。
所以，平县抗日学校的成立十分顺利，秦校长依然担任校长，王二彪则被王大志从王家坳村调了出来，经与他谈话同意之后，王二彪任副校长兼军事教官。
因为某种程度上，王二彪的心态和秦校长差不多，都是国党的精英出身，都经历过完善的教育，都有朴素的爱国热情，但因为残酷的现实状况灰心丧气甚至绝望。
所以，他们对于这支完全迥异于认知中的军队和根据地，只能一边改变自己的认知，一边试图眼见为实。
当然，平县抗日学校的学生并不只有秦校长带来的63个学生，除此之外，包括王家坳在内的各根据地干部，村民兵队长，也包括因战场上表现出色，被火线提拔的班排长等。
而这所学校主要教授的，也不是文理科知识，而是当前的局势和根据地建设。
王大志亲自担任教官并给学生们上课。
王大志第1次讲课时，学生一个不落全部到位，就连秦校长、王二彪、各个教员也坐在下面听课。
“同学们，我上的第1课不是给大家讲如何对日本作战，因为我们要打败鬼子，需要的绝不仅仅只有军队的英勇作战，同时，还需要全体中国人共同的努力。
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国军将士如此勇敢，也不怕牺牲，却总是打不过日本人，我们的国土层层沦陷呢？”
一个戴着眼镜的男生举手回答：
“因为日本人太强了，他们是工业国，有很强大的军工生产能力，我们则不行，我们的军工生产能力，钢铁生产能力跟日本差的太远。”
“这位同学说的很对，确实是这样，日本早在上个世纪明治维新之后，就基本完成了工业化，这也是日本能在甲午战争中蛇吞象，一举击败清王朝的原因。
因为日本人的在工业的加持之下，不仅仅是军事武器装备，包括教育、经济等各个方面都远远超越了我们。
而中国自鸦片战争之后，不是被列强欺凌签订不平等条约，就是陷入内乱。
如今也是这样的情况，中国从始至终都是农业国。进入民国之后，洋务运动积攒的那点工业底子不但没有加强，反而还衰落了。
日本人靠着掠夺中国一天天的变强，如今更是占了东三省，华北、华中和华南大部分地区也已沦陷。
而我们在长久的内乱之中一边被列强侵略压榨掠夺，一边陷入内乱，不停的内战，一天天的变弱，所以，我们自然在战场上打不过日本人。”
王大志的总结，让学生们的表情逐渐严峻起来，有的人脸上甚至露出了绝望。
以前还总是觉得中国打不过日本是一时的，甚至不乏有速胜论的想法，总想着全国万众一心，可以很快击败日本人。
然而，从工业角度上的分析，让许多学生反而更加绝望。
国土完整、实力最强的时候都不是日本人的对手，如今日本人占据了中国最精华的华北、华东、华南地区，东北地区更是占领了6年之久。
在这种情况之下，越来越弱的中国，还是日本人的对手吗？日本人是不是真的要彻底侵占中国，我们要亡国灭种了？
有学生绝望的说：
“抗战我们真的打不赢吗？那我们该怎么办？”
王大志回答：
“中日之间的实力差距是客观存在的，所以，我们不能期待速胜论，但是，这并不代表日本人就能打败我们。
相反，日本有着先天的劣势，日本列岛只有3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只有7000多万，中国有4亿多。
这还是我们根据盐税初步的估计，实际上，中国的人数可能要更多，即便突破5亿也不奇怪。
中国的人口是日本的7倍，不仅如此，我们还有一个不算优势的特点，而这也是如今我们发展根据地的原因。
什么特点呢？那就是，中国九成以上的人都生活在农村，我们是个彻彻底底的农业国。
农业国固然让我们经济落后，武器装备也不如工业国的日本。但是，农业国也有它自己的特点：中国大部分产出，都是从农村获取的。
所以，中国的城市，和西方国家、日本的城市是不同的，这些国家的工厂大部分都在城市，所以，城市具备强大的生产能力。
只要占领了城市，就有着就掌握了生产能力，进而能扩充实力。
中国的城市则是纯消费城市，大部分物资供给都来自农村，所以，日本鬼子侵占中国，虽然占领了我们大量的城市和战略要地，但是，最广大的农村，他们并没有足够的兵力和实力占据。
这就给了我们敌后作战的空间。
只要我们能够占领农村，将农村纳入根据地，那么，我们不但将掌握中国大部分的产出，同时，也能从源头掐灭日本的掠夺。
城市不但不会成为日本掠夺财富的根据地，反而会成为他们不断失血的负担，他们不舍得放弃城市，而每一次来农村掠夺，都要付出伤亡和巨大的代价。
长此以往，日本人必然失血越来越多，他们以战养战的计划也不可能实施，侵略就成了一个亏本买卖。
时间长了，他们自然没有能力占领中国，我们早晚会赶走甚至彻底消灭他们。”
课堂上的学生，除了农村出身的村委会干部和基层班排长之外，杨校长及他带来的学生，很多没有农村一线劳作经验，这是他们第1次听到一个人从农村的角度讲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抗战的局势。
又有学生举手问答：
“农民已经很苦了，很多农民一年四季都吃不了几顿饱饭，交的租子都达到了6成以上，即便根据地占领了农村，老百姓又能拿出来多少粮食呢？”
“这个问题非常好！你叫什么名字？”王大志惊喜的询问。
这个皮肤明比其他同学显黑的学生回答：
“我叫刘洋，是秦校长的学生。”
“你怎么关注到农民的收成和租子问题的呢？”
“我家种地，也一直做着小买卖，也有收粮食的生意，我跟着父亲和二叔在多地收购过粮食，所以知道农民的产出。”
“刘洋同学说的非常好，我们是农业国，绝大部分人都是农民。
所以，农民问题就是我们的国家的头等大事，也是关系到根据地的发展，乃至于抗战胜利的关键。
但是，我国的农民实在是太苦了，中国有4亿农民，但是大多数人连饭都吃不饱，他们耕种生产了所有的粮食，却连饭都吃不饱。
这其中，除了我们是农业国，没有足够的化肥农药之外，关键还有一个关键原因就是，租子实在是太高了。
以平县的地主为例，平县的地主普遍要收租在收成的六成左右，少的也不会低于5成，南方土地肥沃，收成更多一些，而且能种两季甚至三季稻，地主收租的收的就更夸张了，有的地方甚至达到了七八成。
也就是说，一个农民辛辛苦苦汗珠子摔成八瓣，收获的粮食大头却被地主拿走了，剩下的少量粮食当然不够农民和家人食用。
所以，中国祖祖辈辈的农民，其实一直在饿着肚子。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
根据地发展需要收粮食收税，供应政府的运转，战士们打仗。政府要收粮，农民却要饿着肚子，那么，大部分粮食去哪儿了？
没错，正是我们前面分析的那样，大部分粮食被地主收走了。
所以，我们的组织发出了“农民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倡议。这也是我们根据地会实施的土地政策。
“减租，要减多少呢？”
有下面的学员问。
这显然跟每个人的利益都息息相关，王大志接着回答：
“如今正值第2次合作期间，减租减息的政策是原则上需按照战前的原租额减低25%。
与此同时，对于老百姓最为困苦的高利贷，也需要年息降至一分半以下。”
王大志还进一步解释道：
“25减息并不是我们刚提出的新政策，其实早在第1次合作期间，1926年，就提出了“减轻佃农田赋25%，禁止重利盘剥”的政策。
这种减租减息极大的降低了农民的负担，北伐因此获得了农民的普遍欢迎和拥护。
此时是第2次合作期间，民族危亡更为严重，所以，我们要重新拿起减租减息，为群众减轻负担。
如今，普通农民，尤其是雇农的生活有多惨都是有目共睹的，平常都吃不饱饭，全家可能连每个人连一身衣裳都没有。
我就见过不少家庭，全家只有一身衣裳，谁出去干活办事谁穿，其他人只能在家里待着，不能出门。
所以，现在农村的最大问题是，粮食产出本来就不多，地主还拿走了大头，剩下的一点粮食只能维持农民的基本生存。一旦碰到了天灾人祸，农民直接破产沦为流民，甚至饿死的情况也比比皆是。
所以，我们现在的核心问题是，在抵御日寇的抗战之中，我们要团结大多数人，不能一边少部分人吃香喝辣，一边大多数人去吃糠咽菜甚至饿死。”
王大志的这番话，引起了不少人的深思，尤其是王汉民等农民出身的人更是脸色涨红，显然十分赞同王大志的说法。
即便是地主出身的同学，也没有露出多少不满的神色，反而陷入了深思。
这倒也不奇怪，能够参加抗日活动的进步学生，本来就不少家境优良的，这些人并没有困于本身的阶层，反而能够站在更高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因此，能够更客观理性的面对减租减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