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冬天来得迅疾而凛冽。仿佛一夜之间，西伯利亚的寒流便席卷了这座城市，剥落了树木最后一片枯叶，只留下灰黑色的枝桠倔强地指向铅灰色的天空。
寒风呼啸着穿过军区大院的楼宇之间，发出呜呜的声响，刮在脸上如同钝刀子割肉。
陈家的小楼里却暖意融融。供暖烧得很足，周励云又细心地在窗缝门边贴了防风条。
厨房里时常炖着汤，热气氤氲，带着食物温暖的香气，驱散了严冬的寒意。
日子似乎恢复了以往的平静有序。谢知衡手臂上那道浅淡的疤痕几乎看不见了，但陈铮的警惕并未随之放松。他依旧雷打不动地接送她上下学，即便偶尔不能亲自来，也必定会有信得过的人——通常是李卫东或者另外两个被他“收服”的大院子弟——暗中跟随，确保她安全无虞。
谢知衡对此并无异议，她乐得节省精力，将更多时间投入到阅读和思考中。陈广生书房里那些涉及光学、成像原理的书籍被她翻了一遍又一遍，偶尔还会向陈广生请教一些更深层次的军事应用问题。
陈广生虽讶异于她兴趣的转向，但每每都能给出精辟的解答，父女间的这种交流简短却高效，透着一种不言而喻的默契。
周励云的工作愈发忙碌，但也愈发得心应手。
临近年底，妇女工作部要总结、要慰问、要组织学习，她常常很晚才回家，但脸上总带着充实的光彩。
陈广生似乎也比平时更忙一些，回家的时间更晚，书房里的灯常常亮到深夜。
有时，谢知衡起夜，还能听到楼下传来父母压低的交谈声，语气里带着一丝凝重。
陈铮显然也察觉到了什么，他变得更加沉默，眼神里时常掠过思索和审度的光芒，外出与韩北、穆勒善碰面的次数似乎也频繁了些。
一种山雨欲来的沉闷气息，悄无声息地弥漫在这个看似平静温暖的家庭里。只是此刻的风暴还隐藏在云层之后，尚未显露狰狞。
这天的语文课，老师布置了一篇主题作文：记一件最有意义的事。
对于大多数学生而言，这是个老生常谈的题目，无非是扶老奶奶过马路、帮助同学补习功课、拾金不昧、或是参与了一次令人激动的集体劳动等等。作文本交上去，大多是一片积极向上、充满时代昂扬精神的辞藻（老实说她一开始对高中生还写这么简单的议题而惊讶，看来语文在后几十年的发展很快）。
谢知衡拿到题目时，微微蹙了蹙眉。
最有意义的事？她脑海里闪过许多片段：离心机爆炸的瞬间、父母葬礼上砸向谢大宝额头的瓦盆、星空下陈铮沉默的侧脸、北海公园里那道划破手臂的寒光、还有那些晦涩难懂却其乐无穷的公式与理论……
但这些，似乎都不符合“意义”的标准定义——至少不符合这个时代作文要求的标准定义。
她不喜欢写那些浮于表面的、歌功颂德式的文字。她习惯于观察、分析、解构，探寻事物表象之下的逻辑与本质。
思考片刻，她提笔写下了一个题目：《观测与思辨的意义》。
在文章中，她没有记述任何一件具体的“好人好事”，而是以一次看似平常的午后观察蚂蚁搬运食物为引子，冷静而缜密地论述了细致观察如何引发思考，思考如何驱动探究，而探究本身，无论其最终结果是否符合当下预期，其过程就是对世界认知的深化，这便是人类智慧演进的一种微观体现，其意义在于思维的拓展而非即刻的、功利的回报。她甚至隐晦地提及，过于强调即时与实际的效用，有时反而会扼杀这种纯粹源于好奇的探索动力，而这恰恰是长远进步的基石。
她写得很投入，逻辑清晰，文字冷静，带着一种超越年龄的理性光芒。
她自觉这是一篇不错的习作，至少真实地表达了她对“意义”的理解。
作文交上去后，起初几天并无异样。
直到一个阴沉的下午，寒风卷着细小的雪粒敲打着教室窗户。语文课代表通知谢知衡，语文老师请她去办公室一趟。
谢知衡并未多想，合上看到一半的书，起身去了教师办公室。
办公室里生着炉子，比教室暖和许多。语文老师是一位四十多岁、戴着深度眼镜的女教师，姓王，平时教学严谨，但思想也颇为正统。此刻，她脸色不太好看，面前正摊开着谢知衡的那篇作文。
“谢知衡同学，你来了。”王老师推了推眼镜，语气不像平时那么温和，“你这篇作文，我看了好几遍。”
谢知衡安静地站着，等待下文。
“你这写的是什么？”王老师的指尖点在那篇作文上，力度显示出她的不满，“《观测与思辨的意义》？老师布置的题目是‘记一件最有意义的事’！你写观察蚂蚁？还大谈什么思辨？探究？”
她的声音逐渐提高：“通篇没有一件具体的有教育意义的事例！没有歌颂劳动！没有体现集体主义精神！反而隐隐透露出一种……一种脱离实际、为思考而思考的倾向！谢知衡同学，你告诉我，你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到底是什么？你想表达什么？”
谢知衡微微怔了一下。她没想到老师的反应如此激烈。
“王老师，”她试图解释，声音依旧平静，“我认为，观察和思考本身就是一个有意义的过程。它不一定非要立刻指向一个具体的好人好事结果。科学探索很多时候也源于这种看似无用的好奇……”
“无用？”王老师仿佛抓住了什么把柄，打断了她，“你看！你自己也用了‘无用’这个词！现在国家建设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贡献！是又红又专的精神！不是这种虚无缥缈的、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思辨’！你这篇文章的思想倾向很有问题！”
“我没有否定实际贡献的意思。”谢知衡冷静地反驳，“我只是认为，思维的训练和知识的积累同样重要，它们是长远……”
“够了！”王老师显然听不进她的解释，脸上带着一种被冒犯的权威感，“谢知衡，我知道你聪明，成绩好，跳级快。但越是聪明，越要把聪明才智用在正道上！不能走歪了！你这篇文章，思想不够积极，不够健康，不够向上！重写！必须重写！要按照题目的要求，写一件具体的有意义的事，要体现出新时代青少年的精神风貌和集体观念！”
谢知衡看着老师激动的神色，知道再争论下去毫无意义。她沉默了几秒，接过老师递回来的作文本，淡淡道：“我知道了。”
她转身离开办公室，背后还能听到王老师对办公室里其他老师的抱怨：“……现在的孩子，仗着有点小聪明，就想搞特殊化，思想滑坡可不是小事……”
事情并未到此为止。
第二天，谢知衡被叫到了年级主任的办公室。
年级主任的态度比王老师更加严肃，话语里的批评意味更重，上升到了“是否对当前教育方针存在不同看法”的高度。
谢知衡依旧保持着冷静，重复了之前的观点，但同样被斥为“狡辩”、“认识不到位”。她被要求不仅要重写作文，还要写一份深刻的思想检查，剖析自己“错误认识”的根源。
紧接着，班主任也找她谈了话，语气忧虑，暗示她“不要恃才傲物”、“要融入集体”、“注意影响”。
事态像滚雪球一样扩大，气氛陡然变得紧张起来。
原本只是局限于一次作文的批评，似乎正在演变成一场针对她个人的、关于思想立场和态度的审查。
谢知衡敏感地察觉到了其中的不寻常。
她虽然不喜欢人情世故，但绝非迟钝。
陈广生平日的言传身教，以及她自身超越时代的认知，使她对这些政治风向有着异乎常人的警觉性。
一篇中学生的作文，即便不那么符合要求，何至于惊动年级主任，甚至上升到需要写检查、剖析思想根源的地步？
王老师最初的反应虽然激烈，但似乎更像是出于一种固有的思维模式，而后续的发展，却透着一股被刻意推动和放大的味道。
她想起最近周姨回家时偶尔流露出的疲惫和父亲书房里深夜不熄的灯光，想起陈铮那越发沉默警惕的眼神和频繁的私下会面。
风暴……并非因她而起。
她或许只是那个被选中的、最先被推出来的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