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中旬的风已经带了初夏的暖意，洛天依工作室的窗台上，那盆松枝的嫩芽长得更绿了，连之前从雪山带回的玻璃罐里，都养了两条小金鱼——是贺峻霖上周送来的，说“添点生气，盼着审批顺利”。长桌上摊着厚厚的审批材料，每一页都透着熬夜的痕迹：马嘉祺手写的安全预案边缘沾着咖啡渍，张真源画的场地图用三种颜色标了路线，洛天依整理的医疗保障计划还夹着便利贴，写着“确认冻伤药膏的品牌”。 “终于递上去了！”贺峻霖把最后一份材料装进文件袋时，手指都有点发颤——为了这份材料，他们熬了四个通宵：马嘉祺对比了三年来雪山周边活动的人流数据，张真源反复测量草原的实际面积，洛天依甚至联系了邻市的应急救援队，确认疏散方案的可行性。递材料那天，马嘉祺还特意穿了件深蓝色的衬衫，说“显得正式点，给审批的同志留个好印象”。 可等了一周，等来的却是镇政府的电话。马嘉祺接电话时，原本笑着的脸渐渐沉了下来，手指无意识地攥紧了桌角的文件袋。挂了电话，他把审批表摊在桌上，指着上面两个醒目的红圈，声音带着点紧绷：“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人流估算，镇政府说咱们算得太保守了——按那片草原的实际容量，扣除舞台和设备区，最多能容纳三千人，咱们之前只算了两千，得重新调整所有配套方案；二是应急通道，现在只标了东西两个，得再加南北两个，确保每个区域的游客都能在五分钟内到达通道，疏散速度要再提一倍。” 审批表上的红圈像两块小石头，压得大家瞬间安静下来。贺峻霖凑过去，手指轻轻碰了碰红圈里的“2000人”，眉头皱了起来：“三千人？那得改不少东西啊——医疗点原本定了两个，现在至少得加一个，安保人员也得从二十个加到三十个，不然盯不过来。”他掏出手机，翻出之前联系的安保公司电话，手指悬在屏幕上，却没敢立刻拨——上次谈的是两千人的配置，现在临时加人，不知道对方能不能调得过来。 张真源没说话，从抽屉里拿出厚厚的笔记本，里面记满了之前勘察场地时的细节。他翻到“草原尺寸”那页，用计算器反复核算：“草原东西长两百米，南北宽一百五十米，扣除舞台占的两百平米，实际可容纳面积是两万八千平米，按每平方米不超过两个人算，确实能容纳三千人。”他一边说一边画新的应急通道图，笔尖在纸上飞快地动：“新增的两个通道得避开陡坡，北边的通道可以沿着苏和说的老水井走，那里的路平，南边的通道得绕过牧民的羊圈，别影响人家。” 洛天依立刻拿起手机，拨通了镇政府负责审批的王主任的电话。电话响了三声就通了，她赶紧把声音放得温和：“王主任您好，我是洛天依，想跟您确认下修改的细节——新增的应急通道宽度有要求吗？医疗点需要配备哪些具体设备？”王主任的声音很耐心：“通道宽度至少三米，得能过救护车，地面要提前撒融雪剂；医疗点除了常规的急救箱，还得备防寒毯、冻伤药膏，最好有医护人员常驻，不能只放设备没人管。” 接下来的三天，工作室里的灯几乎没熄过。马嘉祺坐在电脑前，重新调整人流估算表：他翻出去年雪山音乐节的人流报表，对比了周末和工作日的差异，甚至查了近五年冬季的天气数据，确保估算的“三千人”不是盲目的数字，而是结合了天气、假期等实际因素的合理值。表格改到第三版时，他还特意发给苏和看，问“草原上同时站三千人，会不会挤到牧民的临时帐篷”，直到苏和回复“放心，帐篷在北边，离主场地远”，才放心保存。 张真源则趴在地上，用卷尺比着画新的应急通道图。他把草原的比例缩小到图纸上，用红色马克笔标新通道，蓝色标原有通道，还在每个通道口旁画了小图标：“这里是救护车停靠点”“这里放融雪剂储备箱”“这里安排安保人员值守”。画到一半，他突然想起李师傅家的位置，特意把北边的通道往远离李师傅家的方向挪了挪：“冬天风大，别让疏散的人流吵到老人家休息。” 贺峻霖的电话几乎没停过：他先联系之前的安保公司，对方说可以临时加派十人，但需要加费用，他跟对方砍了半天价，最后以优惠的价格定下来；然后联系镇医院，确认每个医疗点安排两名医护人员，配备两辆救护车待命；甚至还联系了附近的小卖部，约定到时候在通道旁摆摊卖热水，“游客疏散时喝口热水，不容易冻着”。 洛天依则成了“最后一道防线”：她把修改后的材料逐页核对，从人流数据到通道尺寸，从医疗设备清单到安保人员排班表，连标点符号都没放过。看到马嘉祺的人流表上“日均三千人”后面没标单位，她赶紧用红笔加上；发现张真源的通道图上南边通道的宽度标成了“2.8米”，立刻提醒他改成“3米”，确保符合王主任的要求。 重新提交材料那天，天气格外好。马嘉祺和洛天依提着文件袋，走在镇政府门口的杨树下，叶子被风吹得沙沙响，阳光透过树叶洒在地上，像碎金。王主任接过材料，翻得很仔细，手指在应急通道图上点了点：“这个位置避开了陡坡，考虑得很周到；人流表后面还附了数据来源，很详细，不是随便拍脑袋写的。”他合上材料，笑着说：“我们下午开会讨论，下周一之前给你们答复。” 走出镇政府时，路边的奶茶店飘来香味。马嘉祺从口袋里摸出两颗“星尘糖”，是之前定制的草原款，递给洛天依一颗：“不管结果怎么样，咱们尽力了，材料改得比第一次细多了。”洛天依剥开糖纸，含在嘴里，甜意混着奶茶的香气：“肯定能过的，你看王主任的表情，明显是满意的。” 一周后的周一上午，大家正在工作室练马头琴——刘耀文刚学会《草原晨曲》的前两句，手指还在弦上磕磕绊绊。突然，洛天依的手机响了，是王主任的电话。她接起电话，刚听了两句，眼睛就亮了起来，对着电话连连说“谢谢王主任！麻烦您了！”。 挂了电话，她转身对着大家，声音带着抑制不住的激动：“审批过了！王主任说咱们的材料改得很细致，符合要求，同意咱们冬天办雪天音乐会！” 工作室里瞬间爆发出欢呼。刘耀文激动得拨错了弦，琴音跑了调却毫不在意；宋亚轩放下吉他，跟着欢呼的节奏哼起了《星尘与草原》的副歌；严浩翔立刻打开电脑，调出之前做的宣传海报模板，在上面加了大大的“审批通过”四个字；贺峻霖则跑出去买了几瓶汽水，说“庆祝一下，离雪山又近了一步！”。 洛天依看着眼前热闹的场景，又看了眼手机里王主任发来的“预祝音乐会成功”的消息，心里满是欢喜。那些熬夜修改材料的辛苦，那些反复核对数据的认真，在这一刻都变成了甜美的回忆——就像嘴里的“星尘糖”，初尝时带着点修改的苦涩，最终却甜得让人难忘。她知道，离那个雪山下的约定，又近了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