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我与秦雪娇的“纸上王国”日益繁盛的时候，现实生活，也用它自己的方式，提醒着我它的存在和重量。
初冬的一个夜晚，父亲的老胃病又犯了，这次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严重。他疼得蜷缩在床上。
手术后的父亲，仿佛被抽走了筋骨，虚弱地躺在惨白的病床上。那个曾经在车间里抡大锤，在家里说一不二的顶梁柱，此刻像一片被秋风吹落的叶子，轻飘飘地依附在床单上。他身上插着管子，监控仪的屏幕闪烁着幽幽的绿光，每一次心跳都在屏幕上划出一道微弱的曲线。
母亲仿佛一夜之间老了十岁。眼角的皱纹更深了，鬓角似乎也添了许多刺眼的白发。她几乎是不眠不休地守在病床前，用那只印着红双喜的，有豁口的旧搪瓷缸，一小勺一小勺地给父亲喂水，或者用温毛巾小心翼翼地擦拭他干裂的嘴唇和冒出胡茬的脸颊。那只搪瓷缸，此刻不再是厨房里普通的器皿，它承载着相濡以沫的深情，也映照着生活的沉重与坚韧。
“老汉，慢着点喝，不着急。”母亲的声音轻得像羽毛，带着一种我从未听过的，又极致的温柔。
父亲大多数时间昏睡着，偶尔清醒过来，眼神浑浊，茫然地看看四周，最后目光总会落在我身上。他不说话，只是看着，那眼神里，有依赖，有欣慰，或许，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对于自己衰老和无力的无奈。
局里的马科长和几位同事来医院探望过，留下一些水果和营养品。马科长拍着我的肩膀，宽慰道：“小刘，别太担心，好好照顾你父亲。科里的工作你先不用操心，我们都安排好了。”
我守在病床边，看着父母相依为命的身影，看着父亲被疾病剥夺了力量的躯壳，内心受到前所未有的震撼。那些曾经盘旋在脑海里的、关于文学、关于自由、关于远方的宏大命题，在生死病痛面前，显得如此轻飘，如此不切实际。我第一次如此真切地触摸到生活的质底——它不是风花雪月，不是高谈阔论，而是具体的、琐碎的，甚至是狼狈的付出与承担，是病床前的守候，是经济上的精打细算，是默默扛起责任的无言。
父亲出院那天，是个难得的晴天。阳光照在他苍白消瘦的脸上，他需要我和母亲一左一右搀扶着，才能缓慢地移动。回家的路上，他走几步就要停下来歇歇，喘着粗气。街坊邻居看到我们，都投来同情和关切的目光，低声议论着。
“老刘这次可遭了大罪了……”
“是啊，听说手术花了不少钱……”
“他儿子也懂事，天天在医院守着……”
那些目光和议论，像细密的针，扎在我心上。我挺直了脊背，努力让自己看起来更可靠一些。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我不再仅仅是这个家需要被庇护的儿子，我必须成为可以分担，甚至在未来某天能够支撑这个家的一员。
回到家，将父亲安顿在床上。母亲去厨房张罗饭菜，我坐在父亲床边的椅子上。房间里很安静，只有父亲略显粗重的呼吸声。
忽然，父亲缓缓地抬起那只布满老茧和针眼的手，颤抖着，伸向我。我赶紧握住，他的手很凉，没什么力气。
他看着我，嘴唇嗫嚅了几下，用极其微弱且几乎听不清的声音说：
“工作……还顺心吗？和……同事们，处得怎么样？”
他没有问我读了什么书，没有问我有没有写诗，没有问我那些他可能永远无法理解的“精神追求”。在他最虚弱的时候，他最关心的，依然是我在这个现实世界里立足的根本，是那份他引以为傲的，在文化局的“铁饭碗”工作，以及我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
那一刻，我心中涌起一股极其复杂的洪流。有心酸，有心疼，有对父爱深沉方式的理解，也有一丝被现实紧紧束缚的窒息感，以及一种必须迅速成熟起来的紧迫感。
我用力回握他的手，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而可靠：
“都挺好，爸，您放心。科里领导和同事都很照顾我。您就安心养病，什么都别想。”
父亲似乎松了口气，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微弱的安慰光芒，然后缓缓闭上了眼睛，沉沉睡去。
我轻轻抽出手，为他掖好被角，走出房间，轻轻带上门。
回到自己那间狭小却安静的书房，我久久无法平静。窗外，是清河市冬日萧索的街景，光秃秃的树枝在寒风中摇曳。书桌上，还摊着前几天写给秦雪娇的信的草稿，上面还残留着一些关于“存在主义”和“生命意义”的讨论。
此刻再看那些文字，只觉得无比遥远和幼稚。
我深吸一口气，将那张草稿揉成一团，扔进了纸篓。然后，重新铺开新的信纸，拿起钢笔。
这一次，我没有引用任何诗句，没有谈论任何哲学。我几乎是带着一种忏悔和倾诉的冲动，第一次在给秦雪娇的信里，详细地、坦诚地写下了我的家庭，我那突然倒下像山一样的父亲，我那坚韧的母亲，那笔沉重的医疗费用，以及我内心那种被“责任”与“自我”撕扯的、复杂而真实的矛盾心情。
我写道：
“雪娇，过去我常常觉得，父母的爱，有时是一种温柔的束缚，捆绑着我想要飞翔的翅膀。可直到这次，看着病床上的父亲，看着忙碌憔悴的母亲，我才真正明白，那根牵着我的线，不仅仅是束缚，更是生命的纽带，是让我不至于在虚无中迷失的、最坚实的坐标。渴望飞翔没有错，但或许，我们先得学会如何稳稳地站在大地上”
信写得很长，字迹时而潦草，时而沉重。写完最后一个字，我仿佛虚脱了一般，靠在椅背上，望着天花板，心中却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清明与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