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阮家和葛家就毗邻睢水的田地达成共同开发鱼塘的协议后，阮家的男丁们就移走了青苗，在我的图纸规划和葛谦的指导下开始了鱼塘、拦水坝和水渠的修建。
在这个建设的同时，阮家的劳动力们还主动帮葛家的田地种上了与粟能和谐共生的豆类作物。
时间很快到了辰月，葛履在这个月头上就以每石一百钱的价格卖掉了家里的大部分多余存粮，帮葛谦如愿采购了朱砂、丹青和一两苏合香。随着鱼塘的主体工程落成，葛履也按照《养鱼经》的规范买了鱼苗和鳖苗，小日子过得越发有滋味。
到辰月中旬，葛家还传来一个喜讯：林氏怀孕了，葛履很高兴的跟我说：因为我过来给他家改善了伙食，好几年肚子没动静的林氏才又怀了孕。他希望这次能有个儿子，帮葛家传宗接代。
“学渣之家”三代唯一读书种子阮贤的确悟性还不错，大半个月下来终于得到了葛谦的认可。
阮贤这个孩子人也很活络，他趁着葛谦不在的时候分别跟林氏老太太、葛履、林氏和我都说了同一个事情：他小姑阮息君一直暗恋葛谦。按阮贤的说法：无论他小姑还是他，都是听着家里宣传隔壁住着一个“神童”长大的。他爷爷还经常叹息没能拿下那个“神童”做他家的大女婿。
我在鱼塘施工现场见过几次阮息君送饭，模样中上，感觉家教挺好的。听阮贤说她小姑识得几个字，各种家务也很精通。我觉得如果去配一般的良家子弟或者穷书生，阮息君是足够了，但是配葛谦，我绝对不敢去盲目开口撮合。我估计林氏老太太、林氏和葛履也都是和我一样的观点。
我之所以对葛谦的“神童”之名已经认可，是因为在这一个多月的相处中，葛谦已经在劳作之余和我开始了推心置腹的交流，在交流中也展现了他凡人难以企及的才华。
葛谦不仅精通琴棋书画，对金石、玉器、古玩和各种舶来奢侈品都有涉猎。最难得的是：他对各种学问的见解比他哥哥葛履更加高屋建瓴。
在葛谦的这些见解中，有三样是最令我叹服也令我受益终身的。
首先是他对“轻重农商之术”的理解。
在葛谦的认知里，任何官方的“轻重农商之术”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搞钱。其中的区别只是让百姓能过得好、让百姓能过下去和让大部分人民不聊生。而在手段上的差别也仅仅是更加高明的打着教化、尊重及供养帝王的温情脉脉的幌子（巧取）或是赤裸裸的暴力攫取（豪夺）。
葛谦认为：自从上古有了部落首领，首领脱离具体劳动生产的那一刻起，这种“轻重之术”就变成了他们的本职工作，只是最开始“轻重”的是团体内各人的劳动能力，而不是税收。能“轻重”得好、得到拥护的就变成了后世口中的“圣人”，做不好的就是暴君。由此，一个领导者是否合格，唯一的判断标准就是“轻重”有没有把握好，至于为人宽严、私德臧否、作风刚柔、手腕软硬甚至得位正否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能带着团体向前走并让绝大多数人在利益分配上满意。
那么什么才是好的“轻重农商之术”呢？葛谦认为”轻重农商之术“的手段不重要，关键要达到三个层面的效果：活万民、询万民、利万民。
所谓“活万民”就是让大众能够安定生息，免受敌国奴役和战争伤害；减轻水旱灾害的发生概率和灾后对百姓的生活影响程度；免受匪患、盗贼、淫邪者和不良官吏的加害。如果某个百姓因主观懒惰、奸邪而死，那是他咎由自取；但是如果大量百姓想活命而无门，那就是领袖的错误，就应该被推翻，让他“一人死，万人活”。
所谓“询万民”是《荀子》的“水舟之喻”；是《礼记》的“天下为公；是《左氏春秋》的“国将兴，听于民”；是《孟子》的“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其根本原理是：天下轻重，须天下人共决，首领虽贤，千虑有失，而独裁者只须一失，那九百九十九得的成果就将可能付诸东流。另外，“询万民”才能让首领接受监督，避免顶级权贵阶层长期把持邦国而不知万民疾苦。葛谦认为：国家不需要独裁者概率上的“最小开销最佳解”，需要的是百分百的“选择最不坏的方案”。
所谓“利万民”就是要将“轻重农商之术”所得的大部分利益变成社会共同的财富为大众的生息“保底”。比如道路基建和维护、水利建设和维护以及其它公共设施的修建维护费用。同时要让医卜、师者、伶优、工、商、虞、衡等纳税者和职业军人、各级官吏等维护国家运作的人都有明确的权利和义务标准，明确纳税者应享受什么公益福利而不被抹杀、明确军人与公职者应享受什么待遇而不僭越。同时，轻重所得要用于弱势群体的“生活保底”，使鳏寡孤独幼能有最起码的生存保障。总之在“轻重农商之术”的权衡后要“天下利归天下人”。
在葛谦的思想中，如果“轻重农商之术”的初心是“活万民、询万民、利万民”，在执行过程中也不搞类似“算缗”的超越底线恶政，那么这样的“轻重农商之术”就应该被拥护。相反无论儒、道、名、法、农、墨、纵横、阴阳……诸子百家如何包装教化，那都是恶术。简单来说他认为百姓向统治者交税、服役要达到的目的无非是让穷人有活路；让民众有知情、反馈和参与的权力；让各阶层能安分守己的同时弱势群体有保障。
其次，对于葛履代表既往稷下学者表述的很多关于“轻重农商之术”中许多被奉为原则圭臬的法则，他的见解也有突破。
比如对于铸币权，无论葛履代表的“管仲学派”还是汲黯传承的贾谊观点，都觉得“铸币权”是必须收归中央的。但是葛谦认为：其实关键不在于“铸币权”收归中央，而是“一般等价物”必须规范、唯一且为“食货轻重之道”的交易本质服务。如果一个国家的铸币是为了掠夺财富，比如如果让“白虎皮币”成为主流货币，那么还不如法定流通精致的五铢盗钱。
葛谦认为：只要有一个信用等级能被大部分民众信任、铸币标准公开统一且有贵金属储备保底的机构，它就可以在保底范围之内铸币。
同样的，葛谦认为：如果一个朝廷的“轻重农商之术”导向的第一要务是帝王的享乐或者因为各种原因无法权衡好收支使用规范，那么不如以郡国、甚至县为单位来主导“轻重农商之术”、并根据各自特点制定税赋率和分配机制。
这个观点我是最先能听懂和认同的。因为汲黯、郑当时为了水利建设搞的手段，其实都是在践行这个观点。
最后，葛谦关于事情本质的认识比葛履继承的“管仲学派”观点更加犀利深刻和一针见血。
在葛履介绍的观点中，他认为商人的社会地位是应该得到提升的，但是为什么没能提升？为什么士人阶层会对商人有偏见？他没有解释这个问题。
而葛谦看得很明确。他将场景还原到上古：最先从生产劳动中被解放的人是首领；而部落联盟形成后随着交易的展开，第二顺位被从生产劳动中解放的人就是原始商人，原始商人最后又分工成外交家（权谋者）和勇武者（军官）。
从群体资质来说，原始商人是仅次于部落首领的存在。那么谁最容易威胁到部落首领的各项权威？也是原始商人。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商人是为首领所用的，其智慧、气运也逊于首领，但是总有例外。夏启以财富颠覆规则取代伯益、田氏以权谋取代姜齐、韩赵魏以武力三分晋……对首领威胁最大的就是这些人。
所以，最后首领变成君王、皇帝后就找了两个帮手儒家和法家，让他俩帮他先把商人、权谋者、军阀这三个同源的角色管控住，而其中商人因为没有政治根基和暴力后盾是最容易被管控的。
葛谦还认为，如果将一切还原，除了玄之又玄的气运之外，比如他父亲葛至阳、他哥哥葛履这些深谙经济之道的人为什么最后成不了大商人？他觉得根子是没有把自己的角色还原成最初、最有力的状态。也就是说，他觉得：要做成富商大贾，货殖理论只是最简单的，对货物本身的理解和对基本规律的熟悉在竞争愈发激烈之后根本不足以安身立命。真正的大商人想财富不动摇还必须做参与政治的权谋者或与权谋者结盟，同时想让财富长久还得有足够的暴力团队护驾，这样才能最大程度保障在政治失败时有相对从容的退路。
除此以外，葛谦还认为，他父亲、哥哥成不了大商人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圣贤书的教育下道德底线太高。比如刀闲氏作恶，关他父亲什么事？抛开“气运”预测的因素，借着这个势头壮大自己为“借尸还魂”做准备或者审时度势辅佐东郭咸阳那支是不是比急流勇退机会更好？他哥哥也是，在平年会在辰月以每石一百钱的价格输出余粮，但是反而在灾年，他会把粮食八十钱一石赊账卖给面临生计压力的穷人——因为《计然子》说了粮食不应该高于每石八十钱。
葛谦觉得：他很享受有这样道德底线高的父兄，但是如果从成为富商大贾的角度来看，这种“小仁义”就坏事了。“慈不掌兵，善不行贾”，过不了道德底线这一关根本就不用去谈“气运”。
对于葛谦的这个观点，我在表示认同的同时也提了我的意见：正如他说的，国家“轻重农商之术”优劣的判断标准不在取利过程而在最终目标，商贾的“货殖增值之术”要修炼成功就不能有道德负担。但是，商贾就不需要有初心了吗？我始终觉得从长期而言，“气运”只会庇护有初心者。
我对葛谦、葛履的观点总结后也作了还原。
在上古时代，首领、原始商人之所以能脱颖而出不劳力而劳心，除了他们天资高于常人外，为什么能被众人理所当然的接受？在人还质朴的时候，可没有那么多教化洗脑、尔虞我诈、偷奸耍滑。我觉得他们得有初心——这个初心就是通过实践“食货轻重之道”最终与交易对象“双赢”，这样对外部族间才能长期合作、才能彼此信任通婚姻；对内部族内才能因为全体所得的利益比不交换物资而多两个人劳动获得的利益更大许多因而绝大多数人对首领和商人的存在持支持态度。
因此我觉得无论商业手段千变万化、教化洗脑不断发展、交易过程尔虞我诈，但是无论国家的“轻重农商之术”还是商贾的“货殖增值之术”，都不能离开与交易者诚信互惠和让共利者利益共享这两个层面的初心。即使后来的权谋者、军人所要解决的问题也都是要创造这个条件让“食货轻重之道”回到这个初心上来。
我说这些话的时候葛履和葛谦兄弟都在场。
当我说完，葛履道：“道一兄弟，除了李乙叔，你肯定还有别的老师。而且这个老师比李乙叔更高明。”
当葛履问完，我将目光投向葛谦。
葛谦则看着我笑道：“你是道家的拥趸，却又不是偶像崇拜、蓍卜祝蹈之道。加上你说过你去年做过淮阳陈县司马，我就知道你的老师是谁了！”
听完葛谦的话，葛履恍然大悟，笑道：“还是我这个弟弟厉害！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在我们讨论完这些之后，葛履提笔在竹简上将稷下“管仲学派”经世济民理论闭环的最后一章《食货轻重之道》。
其要旨大致如下：
在上古时代，自从产生剩余产品，为了利用剩余产品交换去改善部落全体生活水平的商人就出现了。他们走访附近的部落，推销自己的剩余劳动产品并考察友邻部落的剩余劳动产品，最终促成交易共赢，彼此获得更好的生活体验。
随着食货物资的日益丰富，这个过程变得越发复杂，其中出现了欺骗和强取豪夺，于是商人分化出权谋者和武力者以应对。
随着私有化的产生，“家天下”的君王们为防止商人（包括权谋者和军官）对自己的地位产生动摇制定了一系列“农商轻重之术”限制商人。
然而，交易的最根本目的始终是围绕对外诚信互利、对内分享财富而展开的。即使在私有化时代，对外的诚信互利要通过契约、暴力等方式维护，对内的分享财富也要通过以暴力为保障的税收来实现，其根本初衷并没有变化。
真正掌握商道、能成为富商巨贾的人一定要本着这个初心去做生意，对外诚信互利、对内甘于分享。
如果你对所有持食货者都能诚信互利，那么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如果你能对所有向你直接或间接提供原始产品的生产者分享利益，那么所有人都会愿意把最好的食货提供给你，成为你的后盾和支持者。这就是商业的本质：取于天下，用于天下，利于天下。
到了那个时候，任何人或集团、以任何目的对你的打压都不会影响你，因为掌握“商道”的你就是最大的“大气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