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零年，八月下旬。法国，索姆河地区某临时驻地。
夏末的太阳依旧毒辣，炙烤着干燥的土地，也将我们驻扎的这片田野晒得龟裂。空气中弥漫着尘土、柴油和一丝若有若无的腐败气息。我们的“利贝尔”静静地停放在树荫边缘，它的深灰色涂装在这些日子里似乎也蒙上了一层难以擦去的疲惫。与以往不同的是，此刻的它，少了几分杀气，多了一种近乎饥饿的沉寂。
危机并非来自前线敌人的反攻——法国战役结束后，西线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已然暂停——而是来自我们赖以生存的血管：后勤补给线。
“还是没消息吗，保罗？”我掀开无线电员舱盖，向里面问道。保罗·霍夫曼正戴着耳机，眉头紧锁，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电台面板。
他抬起头，脸上带着无奈的沮丧：“没有，车长。后勤频道里全是请求和催促，但回复都是千篇一律——‘因铁路运输中断，补给延迟，请各单位节约使用现有物资’。该死的法国佬游击队！”
他的声音里带着愤懑，也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焦虑。这不是我们第一次面临补给问题，在波兰和挪威的快速推进中也时有发生，但从未像这次这样持久和严重。根据零碎的消息和连部通报，活跃在占领区后方的法国抵抗组织，似乎发起了一场协调一致的破坏行动，他们大量炸毁铁路桥、撬翻铁轨、袭击运输车队，尤其是通往我们这些前线驻防部队的线路，受损最为严重。
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我们的“饥饿”。
“利贝尔”的油箱虽然还不至于见底，但威廉已经接到严格命令，非必要不得启动引擎，更不用说进行训练机动了。我们平日里消耗的咖啡、香烟、甚至新鲜食物，都变成了限量配给的奢侈品。但这些，还不是最要命的。
最要命的是弹药。
我爬出炮塔，跳到地面上。履带旁边，放着我们仅剩的两个弹药箱。一箱是50毫米主炮的穿甲弹，只有可怜的五发。另一箱是mG34机枪的子弹链，也只剩下不足五百发。这点弹药，别说应对一场突如其来的遭遇战，就连一次像样的警戒巡逻都显得捉襟见肘。
装填手弗兰茨·贝克尔正坐在弹药箱旁，用一块沾了机油的白布，反复擦拭着那几枚黄澄澄的50毫米炮弹。他的动作缓慢而细致，仿佛在对待什么珍贵的艺术品，眼神里却满是忧愁。
“擦得再亮，也不能让它们变多啊，弗兰茨。”驾驶员威廉·鲍尔靠在不远处的树干上，嘴里叼着一根草茎，语气带着老兵特有的嘲弄，但眼神同样凝重。
“我知道，”弗兰茨头也不抬，闷声回答，“但总得找点事做。看着它们这么少，我心里发慌。”
这种“发慌”的情绪，像瘟疫一样在车组，乃至整个连队蔓延。钢铁巨兽失去了獠牙，比绵羊强壮不了多少。我们这些依赖它生存的人，安全感也随之急剧下降。
年轻的炮手埃里希·沃尔夫显得有些烦躁。他刚刚熟悉并爱上了那门50毫米火炮的威力，正渴望着在实战中检验它的性能，却被这该死的补给危机死死按在原地。他时不时地爬上炮塔，透过瞄准镜望向远方空旷的原野，仿佛在期待着什么，又像是在害怕什么。
“车长，”他有一次忍不住问我，“如果……我是说如果，现在有敌人打过来，我们怎么办？就凭这五发炮弹？”
我无法给他一个满意的答案。只能告诉他，也是告诉自己：“节约每一发子弹，确保首发命中。然后，祈祷支援及时，或者，做好最坏的打算。”
最坏的打算是什么？我们都心知肚明，却不愿说出口。
连部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连长的脸色比锅底还黑，他证实了我们的 worst fears（最坏的担忧）。铁路修复工作进展缓慢，抵抗组织的破坏活动层出不穷，预计严重的弹药短缺至少还要持续一到两周。他命令各排、各车组，严格控制弹药消耗，加强驻地警戒，但严禁主动挑衅或进行任何可能引发交火的巡逻。
“我们现在是坐在火药桶上，先生们，”连长环视着我们这些车长和士官，声音沙哑，“而我们的弹药，只够点个捻子。都给我谨慎点！”
会议结束后，气氛更加压抑。我们仿佛被困在了一个无形的牢笼里，外面是潜在的敌人和充满敌意的环境，而我们手里，只有几根可怜的烧火棍。
这种无力感，勾起了我更深沉的思绪。在波兰，在挪威，甚至在法国战役的高潮阶段，我们虽然也面临危险，但至少武器是充足的，我们是主动的进攻者。而现在，我们成了被动的守卫者，而且是一个近乎赤手空拳的守卫者。这让我前所未有地意识到，战争不仅仅是前线士兵的搏杀，更是后勤、情报、民心这些无形战线的较量。我们引以为傲的装甲洪流，一旦失去了后方血管的滋养，就会像搁浅的鲸鱼一样，徒有庞大的身躯，却只能等待死亡。
法国人，这些我们眼中的“手下败将”，正在用另一种方式向我们宣战。他们没有在正面战场上挡住我们的钢铁洪流，却在我们身后，用炸药和铁锹，悄悄地勒紧我们的喉咙。这种无处不在的、阴魂不散的抵抗，比面对面的军团更让人疲惫和愤怒，也更能侵蚀占领者的信心。
一天傍晚，我和威廉在驻地边缘散步，看着夕阳将天边染成一片血色。
“想起来了吗，威廉？”我轻声说，“在波兰的时候，我们可从来没为弹药发过愁。”
威廉哼了一声，踢开脚边的一块石子：“那时候我们跑得太快，后勤差点没跟上，但也没像现在这样彻底断掉。这些法国人……他们看起来温顺，骨头里却硬得很。”
“他们只是在用他们的方式保卫家园。”我下意识地说了一句。
威廉停下脚步，看了我一眼，目光复杂：“上尉，这话可别让其他人听到。”
我点了点头，没有再说。我知道我的想法在很多人看来是危险且不合时宜的。但看着眼前这片美丽的、却被我们强行占领的土地，看着那些沉默而眼神冰冷的法国平民，我无法不思考我们在这里存在的真正代价。
几天后，一支伤痕累累的补给车队终于在装甲车的护卫下，颠簸着驶入了我们的驻地。它带来的补给品远低于我们的期望，但至少，那珍贵的50毫米炮弹，给我们补充了十五发，机枪子弹也增加了若干箱。
看着弗兰茨和埃里希如获至宝地将那些弹药小心翼翼地搬进“利贝尔”的弹架，我心中却没有多少喜悦。这短暂的缓解，并不能消除根本的危机。铁路线依然脆弱，抵抗活动依然猖獗。谁也不知道下一次“饥饿”会在什么时候到来。
“利贝尔”重新装填了部分“口粮”，但它似乎依然能感受到那种深入骨髓的匮乏感。我们车组也是。经过这次补给危机，某种东西改变了。我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对自身的强大充满毋庸置疑的信心。一种对后方、对不确定未来的深深疑虑，像铁锈一样，悄然附着在我们的钢铁堡垒和我们的心上。战争的面孔，除了血腥和荣耀，又多了一副名为“匮乏”和“不安”的狰狞模样。我们知道，在这被占领的土地上，真正的战斗，或许才刚刚开始。